方于华

最近读到一部由作家袁军创作的长篇小说《袁家岭》，其中有更多让我印象深刻而念念不忘的地方，有了一种不吐不快，想要写点什么的欲望。袁家岭是一个地名也是作家袁军的故乡，位于岳阳县境内，作者写的很真实也很感人，他把袁家岭写的如同我自己的故乡一样温暖和美好。该小说讲述了袁家岭的三位年轻人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奋斗和拼搏的故事。他们分别代表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各自的思想观念的不同，故所走道路不同最后的结局亦是都不相同，最后，他们都完成了立功、立德、立言的宏伟目标，这些主角最后的精神归宿，是我们现实社会所稀缺的，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思想精神所弘扬和传承的，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现时代有着崇高的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作者用简单细腻、情融于景的笔触，描写了湘北地区的人民生活状况，里面的很多方言俚语，古人俗话都是出自《三字经》《增广贤文》等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还包含了很多的诗词歌赋等多体裁的文学，也给我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当我读到著名作家韩少功老师对《袁家岭》的评价“……边做生意边写作……国学主题很好……新时期新的定义……新的内容新的意义……”，这些都让我对袁军钦佩不已，在这个金钱虚荣，物欲近利的时代，不容易啊！这些内容的核心都指向袁军通过文学创作对故乡文化基因的深度挖掘与现代性转化。我想结合自己对《袁家岭》的一些读后感以及韩少功老师的评价作以下几点感想：

一、文化基因的解码与重组

袁军在《袁家岭》中并未停留在对乡村地理风貌的描摹上，而是通过袁家岭三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解码隐藏在乡村肌理中的文化密码。例如，小说以一首“人道世间逢，酸甜岂久公……”开篇，以袁家岭的人民喜迎春节为引子，最后回到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乡村振兴，喜迎春节来结束，串联起袁家岭从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百年历程。这种对“耕读文化”的重新诠释，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中“田园牧歌”的固化想象，转而以“立德、立功、立言”的 “三不朽”精神主线重构了乡村社会的价值体系。

小说以袁炜、袁明生、袁俊杰三人平行又交织的命运为轴，重构了乡村社会的价值体系。对应“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价值：

小说中，主人公袁明生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从教师到律师的蜕变，既延续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执教、习医、做律师，始终以仁义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立德”；袁俊杰从“种田郎”发展成商场老板，一路上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社会的时代变迁，写诗填词，著书立说，是“立言”。而袁炜通过为家乡献上自己拼命赚来的五百万元的钱来反哺家乡的行为，则是“立功”。他们三人分别寄寓儒、道、释文化精神，形成对传统文化当代生命力的多重印证。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三不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这种对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转译，正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强调的“不是对文化皮毛的捡拾，而是对文化基因的激活”。

二、方言与民俗的诗性再造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纯用岳阳本地方言，叙述部分则文白相间；对过年打糍粑、腌腊肉、贴春联、除夕旺火，以及婚嫁“看亲”、丧葬喊号子等仪式的细节描写，被其他的评论者称为“把年俗、年味、年趣活化出来”。这种语言与民俗的双重“在地性”，使小说兼具通俗亲切与民族志式的可读性。

小说中，袁家岭的乡音俚语（如“伟伢仔”“堂客”）不仅是地域文化的标识，更成为人物情感连接的纽带。例如，当主人公袁炜在城市迷失时，一句袁家岭的呼唤瞬间激活了他的乡愁记忆，方言在此成为“精神返乡”的密钥。这种语言策略与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通过方言解构宏大叙事的手法异曲同工，体现了对地方文化主体性的重构。

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原创诗词歌赋嵌入叙事：全书含36首格律诗、12首词曲、83副对联、1篇赋及新诗、歌词、童谣等近200首（篇），每章标题即一副对联，正文又常以诗赋写景抒怀，形成“散文化小说＋诗词联赋”的混搭文体，强化了地方韵味与作者“文人乡土”的自我标识。

此外，小说对婚丧嫁娶、节庆祭祀等民俗的描写，并非简单的文化展示，而是通过“仪式”的文学转化，揭示了乡村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袁家岭的中秋，春节等都可以从传统的看皮影戏，唱花鼓戏等活动演变为现代文化IP，既保留了“团结奋进”的集体记忆，又被赋予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内涵。

三、历史记忆的批判性重构

在全书90多万字宏阔的“乡土史诗”架构下，以湘北“袁家岭”为原点，时间横跨改革开放迄今四十余年，通过村庄风物、耕作制度、婚丧年俗等“全景式”描写，将洞庭湖畔一个小山沟的兴衰升沉编织进国家乡村扶贫—振兴的宏大叙事中。《袁家岭》突破了“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去政治化”的叙事重构了乡村历史。小说通过袁家岭三位年轻人的命运变迁，将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革浓缩为江南水乡的微观叙事。例如，《袁家岭赋》中从“残垣泣雨，荒冢啼鹃。”到“焕发新生的生态示范村”的转变，既包含了对历史苦难的正视，又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理念重新定义了乡村发展路径。

这种历史重构的批判性体现在对“进步主义”的反思上。小说中，作者讲述了社会的一系列的时代发展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乡村振兴、棚户区改造等，袁俊杰的房地产开发导致生态破坏的情节，与韩少功老师在《山南水北》中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形成呼应，揭示了“发展”背后的精神困境。正如韩少功在视频中所言：“这种重构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现，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乡村命运的重新问诊。”

四、精神返乡的叙事实验

小说中的心理现实主义与“离乡—返乡”母题完美结合在一起，作者长于将景物与人物心理叠合，大量“景—情”互文段落强化了阅读的沉浸感；核心人物无一例外经历“外出闯荡—受挫或顿悟—返乡报恩”的环形结构，使“离乡—返乡”成为小说叙事与情感的总母题，既投射了作者本人的“乡愁”，也回应了当代中国乡村“走出去”与“引回来”的时代话题，鲁迅当年也这样定位过乡土作品的范畴，这是《袁家岭》比较独特的地方。

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双向重构”：既重构了乡村的文化精神，也重构了城市文明的价值坐标。小说中，城市被塑造成“欲望的迷宫”，而乡村则成为精神救赎的场域。例如，主人公袁明生在婚姻事业失败后，最终在法律援助中找到了生命意义；袁俊杰在对爱情不再执着之后身心疲惫的回到袁家岭反思，袁炜在生涯的尽头，选择以死亡完成对故乡的精神献祭。这种叙事策略与韩少功在《日夜书》中对知青一代精神困境的探索一脉相承，体现了“寻根文学”从“文化寻根”到“精神返乡”的深化。

为了袁家岭的年轻一代既保留了乡村的文化记忆，袁军又以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传播家乡文化。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共生”，正如韩少功在《理想，还需要吗》中强调的“不是对传统的固守，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寻找新的精神生长点”。

五、韩少功文学理念的实践投射

作为“寻根文学”的旗手，韩少功老师的评价隐含着对自身文学主张的呼应。他在《文学的“根”》中提出“文学应深入民族文化的骨髓”，而《袁家岭》对“耕读文化”的重新诠释、对方言民俗的诗性再造，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此外，小说中对乡村价值体系的重构，也与韩少功近年强调的“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时代命题形成对话。

袁军没有陷入“文化守成主义”，而是通过文学想象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解决方案”。这种将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路径，与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倡导的“文学介入生活”理念高度契合。

结语：《袁家岭》在文学与文化层面的双重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乡村变迁的史诗，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文学实验。袁军通过对文化基因的解码、方言民俗的再造、历史记忆的批判与精神返乡的叙事，完成了对故乡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原乡”的跨越。这种重构不仅为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范式，更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为文化自信的构建提供了文学范本。我认为袁家岭的故事也是全中国的故事，是中国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浴火重生的缩影，更是文明古国在全球化时代精神突围的隐喻。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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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