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也

王荫槐的散文创作，始终扎根于湘北澧水流域的文化土壤，以个人生命体验为经，以地方历史与人文为纬，编织出一幅兼具个人史深度与地域文化厚度的文学图景。从《一次“偷听”爱上了文学》中少年时代的文学启蒙，到《中风，并非末日来临》里病中对生命的沉思；从《忆〈兰草〉》中对地方文学刊物的培育，到《嘉山纪胜》中对孟姜女传说的溯源，20余篇散文既是作家个人生命轨迹的忠实记录，更是湘北地域文化记忆的生动载体。已经85高龄的王荫槐先生，将40多年发表的散文，陆续在自己的公众号“洞庭荫槐”发布，其行为本身就超越了文章发布带来的意义，这是一个守夜人和叙事者的坚守与绵绵不息。本文将从叙事逻辑、语言风格与写作特质三个维度，结合15篇以上文本案例，解析其散文创作的独特价值。

个人史与地方史的双线交织

王荫槐散文的叙事逻辑，始终围绕“个人生命体验”与“地方文化叙事”两条主线展开，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印证，形成“以小我见大我”的叙事格局。这种逻辑架构并非刻意设计，而是源于作家“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的生命状态，使散文既有私人化写作的温度，又具备地域文化书写的广度。

从个人史维度看，作家以时间为轴，忠实记录生命中关键节点的体验与感悟，形成连贯的“自我叙事”脉络。《一次“偷听”爱上了文学》以少年时期“偷听”战斗英雄戴笃伯报告为起点，串联起辍学谋生、进入文工团、调任文化馆等人生转折，将文学梦想的萌芽与成长置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中，让“文学启蒙”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3角2分稿费”、“县报发表民歌”等具体事件绑定，充满生活质感。《中风，并非末日来临》则以养病札记的形式，按2011年2月6日、8日、9日等时间顺序，记录中风后的身体变化——从“左手左脚麻木，左手指无知觉”到“独自在地上挣扎爬起”，再到“决心一切能自己动手的尽力自己动手”，在日常化的叙事中，展现生命在面对疾病时的坚韧与从容。类似的个人史叙事还见于《买瓜记》，文章以“买瓜”这一日常小事为线索，记录从发现“五一”商店有瓜卖，到目睹农村干部为病人求瓜、营业员推诿的全过程，个人的“买瓜”经历与当时社会的服务风气形成隐性对照，让私人叙事延伸出社会观察的维度。

从地方史维度看，作家以湘北津市为核心，将地域文化、历史传说、地方人物纳入叙事，构建起“澧水流域文化图谱”。《忆〈兰草〉》以刊物创办为切口，还原1981年《兰草》取代《朝阳》的过程——从刊名取自屈原“沅有芷兮澧有兰”的文化考量，到每期“突出小说位置，每期5篇以上，占全刊篇幅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编辑思路，再到“每千字3元稿费，最高30元相当于中等收入者20天工资”的细节，不仅记录了地方文学刊物的成长，更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文学创作的生态。《再说嘉山孟姜女》则以《嘉山孟姜女传说研究》付梓为契机，梳理孟姜女传说在津市的历史脉络：从明朝湖广巡抚林大辂、两部尚书李如圭修葺贞烈祠，到清朝郭青撰写《孟姜山志》，再到1994年农历六月六日“孟姜女2225年生日”时“湘鄂边境、贵州等地善男信女上山祝寿”的盛况，将传说置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场景中，论证“嘉山是孟姜女传说发祥地”的观点。此外，《兰江东去 春秋永驻》梳理津市从“弹丸渔村”到“湘北边陲名埠”的历史变迁，《一方人走出一条路》详述津市“水运起家，商业兴市”的发展基因，《中国第一香》记录津市蚊香厂从“废品堆积”到“斑马牌蚊香称雄香港市场”的蜕变，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津市地方史的文学注脚。

尤为难得的是，王荫槐将个人史与地方史巧妙勾连，使二者相互赋能。《书卷的守护人》中，作家回忆1979年采访津市图书馆老馆长毛冠鼎的经历——毛伯“用废纸做书袋”“深夜检查电灯是否关闭”“十六年不报一分钱车船票”，这些个人细节不仅塑造了一位节俭奉公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形象，更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文化机构的生存状态；而“图书馆从旧仓库搬到新楼房，又因拆迁回到粮食局两间房”的变迁，则成为津市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微观缩影。《爱的壮歌》讲述刘玉民从“下放农村的放牛伢”到“灵泉乡信用社主任”的人生轨迹，其“回收不良贷款180万元”、“揽储从1017万元增长到3720万元”的工作成绩，既展现了个人的职业操守，也折射出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历程。这种“个人叙事嵌入地方发展”的逻辑，让散文既有私人记忆的温度，又具备地方历史的厚重。

湘北方言的诗意转化与日常语言的艺术提纯

王荫槐的散文语言，呈现出“地域方言与通用语言交融、日常口语与文学语言共生”的鲜明特质。他始终坚持湘北语言写作，将澧水流域的方言词汇、句式融入文本，同时对日常语言进行艺术提纯，使其既保留生活气息，又具备文学表现力，形成“土而不粗、俗而大雅”的语言风格。

湘北方言的诗意转化，是其语言风格的核心特征。作家善于从湘北口语中提炼富有地域特色的词汇与句式，让语言自带“澧水气息”。《中国第一香》中，描写谭贵忠试制蚊香时的执着，用“要得啦，大家搞”的湘北口语，既符合人物“憨厚耿直”的性格，又传递出集体协作的精神；写杨远伟拒绝香港纸行赠送彩电时，用“我们出来时，都带了钱”的平实表述，暗含湘北人“不贪外财”的朴素价值观。《大贤虎变》中，吕大贤评价傅祖斌“要是抓在手里练上几年，说不准是个‘棒脚’”，“棒脚”是湘北方言中“好苗子、好人才”的意思，既通俗又生动；写毛主席重游湘江时用湘潭话念叨“一扎（个）、两扎、三扎、四扎”，方言的引入让历史场景更具真实感。《买瓜记》中，农村干部求营业员买瓜时说“同志，我有个病人从乡里抬来的，想吃西瓜，请您给我买一个好点的吧”，“乡里”、“好点的”等口语词汇，精准还原了湘北农村人的说话语气；而“营业员脸上毫无表情，生铁一般”的比喻，又将方言的通俗与文学的精准结合。此外，《不做特殊公民的人》中“哪个不想钱？我又不是财神菩萨，给我一万两万不嫌多”，《跨界，是一种挑战》中“同船过渡五百年难修啊”，《一次“偷听”爱上了文学》中“汉寿出南门，有个王海坪，干怕干来汶怕汶，十有九年收不成”的顺口溜，都是湘北方言诗意转化的典范，让语言既接地气，又有文化韵味。

日常语言的艺术提纯，是其语言风格的另一重要特征。王荫槐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最朴素的语言，通过精准的选择与组合，赋予其文学表现力。《中风，并非末日来临》中，描写牙齿脱落的细节：“已经摔松了，只剩一点残根连着，吃东西不小心碰上了，很疼。今天晚上残根也断了，我取了出来看了很久。如果从我长牙算起的话，它在我的嘴里已是60多年，跟着我喝了沅水后喝澧水，南征北战，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伙伴，就这样先我而去了”，没有复杂的修辞，却用“看了很久”、“忠心耿耿的老伙伴”等平实表述，传递出对陪伴自己60多年牙齿的不舍，情感真挚动人。《书卷的守护人》中，写毛伯节约用纸：“小的只有巴掌大，也照样的喷着熨着”“拿它做小纸袋，还不用裁嘞”，“巴掌大”、“不用裁”等日常表述，精准刻画了毛伯“节约到顶”的形象；而“牛皮纸湿润了，上面放块旧布，取来熨斗来回熨着”的细节描写，用动作的连贯性展现毛伯的细致，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爱的壮歌》中，写刘玉民回收贷款时被打：“周木匠朝他胸口打了一拳。被打了一拳的刘玉民没有退却。他不能退却，不能让国家的钱被他的拳头侵占”，没有激烈的抒情，却用“不能退却”的重复，凸显刘玉民的坚守，语言简洁却充满力量。

此外，王荫槐的语言还具备“幽默与庄重并存”的特点。《跨界，是一种挑战》中，写朋友们为文杰送行时在电视台点歌，“隐去点歌人的姓，以单位或地域名称代替，王荫槐称‘洞庭荫槐’，向满华称‘嘉山满华’，不明真相的人困惑不已：怎么来了这么多日本人！”这段叙述既幽默风趣，又暗含对当时“点歌成风”的温和调侃；《中国第一香》中，写谭贵忠从长沙动物园捡骆驼屎试验驱蚊，“被孩子当作什么好吃的礼物，害得闻了一阵臭气”，幽默的细节中透着科研的艰辛；而当写到“斑马牌蚊香速杀蚊子时间缩短到8分钟，赶上日本‘红牌坊’”时，语言又变得庄重自豪，体现出民族工业崛起的骄傲。这种“幽默与庄重”的平衡，让语言既生动活泼，又不失深度。

纪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人物群像与地域精神的融合

王荫槐的散文创作，在写作手法上呈现出“纪实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在内容表达上，则聚焦“湘北人物群像的塑造与地域精神的提炼”，形成“以事塑人、以人显精神”的写作特点。

作为长期从事地方文化工作的作家，王荫槐的散文始终保持着“纪实的严谨”，同时又具备“文学的灵动”，二者相互支撑，让文本既有史料价值，又有艺术感染力。

纪实性体现在作家对细节的真实记录与对数据的准确引用。《忆〈兰草〉》中，详细记录《兰草》创刊的时间（1981年5月）、开本设计（突出小说位置，每期5篇以上）、经费来源（企业赞助，每期广告费800-1000元）、稿费标准（每千字3元，最高30元），甚至保留“稿费存根”，这些细节的真实记录，为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文学刊物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中国第一香》中，引用具体数据展现津市蚊香厂的发展：“1974年生产蚊香1万1千箱，产值127万元，利税21万元；1988年生产蚊香18万2千箱，产值2270多万元，利税361万元”“斑马牌蚊香占全国蚊香总产量的十分之一”，数据的准确引用，让企业的发展成果更具说服力。《一方人走出一条路》中，梳理津市人口变化：“1949年市区人口41,482人，务商者10,675人；1953年商户减至1962家，从业者4210人；1990年从商人员9933人，个体户1793户”，人口与商户数据的变化，清晰展现了津市从“商业城市”到“工业城市”的转型。此外，《津市打渔歌》引用明朝何景明的诗歌，《再说嘉山孟姜女》引用李如圭《贞节祠记》、郭青《孟姜山志》的原文，《文章千古事，得失在耕耘》引用系统论观点，这些引用既增强了文本的纪实性，又提升了文化厚度。

文学性则体现在作家对叙事节奏的把控与对情感的艺术表达。《中风，并非末日来临》采用“日记体”叙事，每天的记录既独立成段，又相互关联，从“病来如山倒”的无助，到“自己动手锻炼”的决心，再到“亲友探望”的温暖，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情感层层递进。《爱的壮歌》以“爱心的孕育—爱心的实践—爱心的升华”为线索，讲述刘玉民的人生故事，从“十岁帮妈妈抬水”的童年善举，到“回收不良贷款180万元”的职业坚守，再到“临终退还8000元‘心意’”的生命绝唱，情感逐步升华，让人物形象愈发丰满。《书卷的守护人》中，作家用“月色溶溶，万籁俱寂”的环境描写开篇，营造出静谧的氛围；再通过“小陈熨牛皮纸”“毛伯深夜查电灯”等细节，逐步塑造毛伯的形象；最后以“湖心公园的搅拌机声”收尾，将个人故事置于城市发展的背景中，叙事富有层次感。这种“纪实为骨、文学为魂”的写作，让散文既“可信”，又“可感”。

王荫槐的散文，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湘北人物群像——从基层文化工作者到企业管理者，从农民作者到体育教练，这些人物虽身份不同、经历各异，却共同承载着“坚韧、务实、崇文、向善”的湘北地域精神，成为地域文化的人格化象征。

在文化领域，作家塑造了“坚守与传承”的文化守护者形象。《书卷的守护人》中的毛冠鼎，“十六年不报一分钱车船票”“把图书馆拉扯得成个样子”，用节俭与执着守护地方文化；《忆〈兰草〉》中的“我”，为培育地方文学作者，“每稿必录、每稿必读、每稿必记、每稿必回”，邀请谢璞、于沙等名家来津指导，帮助鲁云英等作者找到创作突破口，展现出对地方文学的无私奉献；《一次“偷听”爱上了文学》中的戴笃伯，从朝鲜战场的功臣到和平年代的模范，用自身经历激励少年王荫槐走上文学道路，成为“崇文向善”的精神符号。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湘北文化传承的“接力队”。

在经济领域，作家刻画了“拼搏与创新”的创业者形象。《中国第一香》中的杨远伟，临危受命接管濒临倒闭的蚊香厂，“清理‘造反派’、起用能人、试制新产品”，带领企业从“废品堆积”到“斑马牌蚊香称雄香港市场”，展现出企业家的魄力与担当；谭贵忠为试制蚊香，“采集草药300多种，试制配方700多种，做试验1000多次”，甚至“赤身喂蚊子”，用科研精神诠释“工匠精神”。《不做特殊公民的人》中的杨远伟，“把300元奖金留给厂里做福利费”“拒绝香港纸行赠送的彩电”“让家属做集体职工”，用廉洁与务实展现基层干部的本色；《爱的壮歌》中的刘玉民，“社里揽储指标每人每月20万元，自己定30万元”“包管5个村的工作”，用勤奋与责任诠释农村金融工作者的操守。这些人物身上，都闪耀着湘北人“敢闯敢拼、务实创新”的精神光芒。

在体育与教育领域，作家塑造了“执着与奉献”的追梦人形象。《大贤虎变》中的吕大贤，从“船老大”到“游泳教练”，“白手起家拉出水上童子军”，用“河流、湖泊做游泳池，木排、树杈做跳台”，培育出傅祖斌等国际级运动员，展现出对体育事业的执着；傅祖斌从“九岁1米24的矮子”到“1米80的国际级健将”，用“每天补练训练任务”的刻苦，诠释“天道酬勤”。《超越自己》中的周学元，从“双目失明的弃婴”到“世界残疾人游泳冠军”，“七天学会规范泳姿”“空腹参赛夺5枚金牌”，用坚韧与拼搏突破命运的限制；《无愧国徽》中的吴为民，从“目睹车祸的少年”到“严格执法的交警”，“拒绝私情、不徇私利”，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湘北人“不甘平庸、奋勇争先”的精神图谱。

王荫槐的散文创作，以其“个人史与地方史交织的叙事逻辑”“湘北方言与日常语言融合的语言风格”“纪实性与文学性统一、人物群像与地域精神融合的写作特点”，成为澧水流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他既是个人生命的记录者，也是地方文化的守夜人——在他的笔下，个人的悲欢与地方的兴衰相连，日常的细节与历史的厚重交融，湘北人的坚韧、务实、崇文、向善，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与故事得以彰显。这种“扎根地域、书写真实、传递精神”的创作，不仅为当代散文提供了“地域写作”的范本，更让澧水文脉在文学中得以延续与传承。

（文章案例均来自王荫槐先生公众号《洞庭荫槐》）

作者：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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