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翠芳 屈紫夕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文化治理与数字传播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新技术实现文化符号的深度转译与传播，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当前，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仍面临诸多挑战：文化符号往往停留于技术表现的浅层，难以触及意义内核；受众习惯于碎片化信息，缺乏持续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与文化符号的融合体，逐渐从技术展示走向传播实践的前台，成为连接“技术—文化—受众”的关键节点。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人的技术实现与形态演进，缺乏从文化传播视角系统分析其作为“行动者”在意义构建与网络互动中的能动性。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强调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征召等机制共建网络，为理解数字人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提供了适切的理论框架。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数字人“楚音”

行动者网络理论由法国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龙和约翰·劳共同提出，是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的经典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第一，行动者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算法、平台、符号等非人实体；第二，卡龙认为网络构建是一个动态过程，转译机制涉及“问题化”“介入”“征召”“动员”等多个环节；第三，网络形态随行动者们间的互动与协商不断演变。

行动者网络理论适用于解析数字人“楚音”在文化传播中的实践。该理论通过重构行动者与网络关系的互动逻辑，为社会治理、公共关系等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认知维度。正如学者戴宇晨从媒介社会学对“媒介实践”的强调出发，认为“行动者网络”本质是“媒介实践的网络”[1]，楚音在全国两会中的传播将算法模型、荆楚文化符号、研发团队、政治传播场域等多类行动者纳入了传播实践网络。数字技术将文物符号转化为古今融合的视觉符号，实现人与非人的对称互动，消解主客二元对立，赋予非人类行动者本体论地位。楚音在形象设计上融合虎座鸟架鼓、曾侯乙编钟等元素，实现“文物活化”，使其从被动的文化客体转变为“会讲故事的行动者”。而“网络”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力关系，行动者网络的建构及其稳定性则取决于“转译”的机制，湖北广电作为机构行动者，通过赋予楚音“文化代言人”角色，使用类似语言和话语的翻译机制，为传播目标的协同与网络的稳定建构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线上观察法，系统追踪2025年全国两会及端午节文化周期间楚音在微博、抖音、B站、YouTube等平台的传播行为。观察内容包括其发布的短视频、直播、图文帖等，以及用户互动与平台推送机制，重点关注其通过视觉符号、语音交互与文化叙事等方式构建传播网络的探索与创新。研究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框架，识别关键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分析其通过转译与征召实现意义共建的过程。

数据来源包括楚音原创内容、受众互动数据及平台技术背景信息。分析方法采用情境分析法，重点剖析楚音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当代传播文本，以及各类行动者在网络中的角色与互动逻辑，从而阐释数字人在文化转译网络中的能动机制与传播效果。

四、案例分析：“楚音”的线上文化传播实践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其说是对网络关系的描绘，不如说是对网络关系形成过程的分析和解释。”[2]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AI数字人楚音的线上传播是一个多元行动者通过转译、互动与协商共同构建网络的动态过程。本章结合线上观察所获得经验材料，系统分析楚音在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中如何确立共同目标、实现角色分工并巩固传播网络。

（一）问题化：文化传播目标的确立与线上呈现

楚音的传播实践以“荆楚文化符号活化”为目标，通过“问题化”机制确立强制通行点，吸引技术、平台、机构与受众等多元行动者。卡龙指出，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由核心行动者明确多元行动者及其获取利益时面临的不同问题，由此界定出一个利于解决各方问题障碍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不同行动者都经过这一强制通行点后才能成功转译。[3]在行动者网络中，“荆楚文化符号活化”这一目标成为强制通行点，吸引并协调技术、平台、机构与受众等多元行动者。例如，在“知音国漫乐队”中，楚音以乐手身份出场，以动漫人物IP的形象设计配色、漆画图纹、鸟形来还原虎座鸟架鼓的文物特征；在“钟鸣楚天元宵夜”主题灯会中，通过赋诗互动传递楚文化元素；“AI楚音上两会”则将传统符号嵌入时政语境，实现“文物—叙事”的现代融合。平台通过设置话题标签“AI数智人楚音接入deepseek上两会”聚合议程，引导公众参与，建立“数字人—平台—用户”对共同目标的认知基础。楚音从“内容生产者”转向“网络架构师”，推动传播目标的共识形成。[4]

（二）转译与征召：多元行动者的线上角色分工

在行动者网络中，各类行动者通过“转译”被赋予角色并征召为盟友。技术行动者如DeepSeek模型通过将漆器纹饰、编钟音律转化为动态符号的“介入”（Interessement）行为，让其他利益相关的行动者对核心行动者界定的问题感兴趣并接受，实现文化元素从静态到交互的转译，使文化符号从博物馆展品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数字表达[5]；平台算法通过用户画像与内容推荐的“动员”，将楚音推送给目标受众，完成潜在用户的“征召”，促进行动者网络的稳定。“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6]，“楚音”的实践由人所创造、被人所需要、被人所推动，非人行动者需要通过人的劳动才能改变事物状态并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行动者成为行动网络构建的必要组成部分。研发团队作为“需求转译者”，将政治场景的需求转译为楚音的“特约记者”角色，设定文化逻辑与叙事框架，如保护中心主任询问“全国两会你最关心的话题”，楚音会回复“文物保护”。受众通过互动参与文化解码，形成“输出—反馈”链条，体现其作为行动者被成功征召并融入网络协作。

（三）网络巩固：线上互动与文化传播网络的稳定

网络的稳定性依赖于持续的内容输出、积极的受众反馈与平台支持。楚音通过嵌入湖北省博物馆、元宵灯会、全国两会等主流场景，维持受众关注与互动黏性。楚音的具身化特征成为网络巩固的关键。胡塞尔曾认为身体与机器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心，人能通过意识感知周围的事物并作出反应，楚音的“技术身体”在AI支持下实现“强具身”，能够感知外部情境。所谓“强具身”是指人与虚拟主体之间更逼真、更实在的身体关系。楚音1.5米的身高、漆器纹饰形象，以及在人民大会堂等物理空间实时对话的“活跃”状态，强化了其与现实的联结。技术为文化符号提供表达载体，文化为技术注入情感意义，制度场域提供合法性支撑。受众的转发、评论等互动行为进一步验证网络的稳定性，当楚音的具身化实践引发跨文化共鸣时，多元行动者协同效能充分释放，网络结构在持续互动中趋于稳固。

五、数字人文化传播的局限与启示

数字人“楚音”通过直播、跨时空对话等方式，激活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构建起技术、文化、制度与人类共同参与的异质行动者网络，让传统文化与当代共鸣共振，使文物从“博物馆展品”演变为“会讲故事的文化使者”。然而，其传播仍面临挑战：一是拉图尔提出的“黑箱”让我们担忧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行为”稳定“转译”输出文化产品，每一位行动者的位置会随着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权力、策略以及他们对网络理解所形成的平衡而持续变动。二是技术转译准确性有待提升，AI模型对如编钟音律等文化元素的模拟仍存在偏差，影响文化表达的真实性与深度。三是平台算法偏好娱乐化内容，导致文化传播出现“表面化”倾向，多数数字人相关的短视频、图文创作均停留在“数字人”的技术层面，对其文化功能并未深入介绍，导致传播表面化。

为提升数字人的文化传播效果，应从三方面系统推进：一是内容策略上，采用“分层转译”模式，基础层侧重视觉符号的审美吸引，快速捕获受众注意力；进阶层注重叙事内容，如文物背后的历史语境及其在文化谱系中的位置，实现从“符号感知”到“意义理解”的跨越。二是互动机制上，强化受众参与，推动其从接收者转向文化内容的共同生产者和传播节点，进一步增强传播网络的广度与韧性。三是技术伦理上，建立文化审核机制，确保符号转译的准确性，避免由于技术偏差或文化简化导致的误读与贬损。

站在智能传播的新起点，“楚音”的实践启示我们，技术的温度在于对文化根脉的坚守，智能的深度在于对身体知觉的唤醒。数字人的文化传播不应止步于单向展示或技术应用，而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文化、技术、平台与公众共同参与、相互赋能的行动者网络，在开放、协作、审慎的传播生态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杨翠芳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屈紫夕系该院研究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杨翠芳 屈紫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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