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凤宝

那是1993年的春天。

红色五月，千年古镇留下镇，一派生机盎然。留下河里绿波盈盈，水草茂盛，泥鳅打着滚玩着，时上时下，时见时隐，尽展灵巧活泼；如“飞箭”似的“白线鱼”表演水平更盛，桥上观者一跺脚，远近惊起一片，霎时成了一条闪光的“水线”，颇是迷人；山上一行行的白鹭歌唱着从高大的树上飞翔，好奇的行人用手在额头搭起“门帘”向它们伫望……

在这个草长莺飞、万物生长的季节。我来到了天下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成了一名光荣的新闻报道员。呵呵，大校陶正明主任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班长!

那年2月，大校陶正明从一军军部来到了一师政治部，当上了主任。

大校当一个“大头兵”的班长，在人民军队，我大概算是第一个吧。

我把梦打进了背包里。

报到那天，我以军人的速度收拾好牙刷、牙杯、毛巾、绿色军用水壶，利索地打好背包，只一会儿功夫，就拿起了“行李”往师部大院走去。

由于我住在炮兵团后面大礼堂，就从部队后门走出，来到留下镇，往左拐，向杭州城里方向，沿着公路走。突然，一辆披着迷彩伪装网的军用大卡车停在我身边，原来是一个熟悉的参谋，探头问清了我去的地方。“上车”，他喊一嗓子，我立即上了车，他是去实弹射击场，顺便载我一程。不料，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车子像离弦的箭，一下子就开到了古荡镇，他们要去更远的实弹射击场，时间紧，不可能返回送我到师部，他们脸上露出了“抱歉”的微笑，只好把我“撂在”古荡镇。该镇距离师部大院将近5公里多路，而从留下镇到师部大院顶多只有1.5公里路。如果，当时我拒绝“好意”不搭便车还好些，早就到目的地。我想如今，自己要多走几公里路，才能回到师部大院。

左等右等没有等到306号公交车、便车，我只好背着行李步行到师部。

即使汗流浃背，可我想到以后的出息，毫无怨言，壮志满满，行走如飞。“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我当时心里的写照。

第一天，第一次来到师政治部报道组，我很是尴尬，报道组长江伯友等人全是军官，只有一个志愿兵王前生，无疑，是个“老笔杆子”，从“架式”上看，就像一个厉害人物。也是，全师官兵上万，志愿兵也来师政治部搞“报道”，肯定顶呱呱。

第二天，上班来到办公室，我打扫好卫生，刚想坐在凳子上，突从外面进来人个肩扛“两杠四星”的军官，“吓”我一跳，我像弹簧一样站了起来，向他敬礼，报道组的人都同时停下手中的活，笔直地站着。这位“两杠四星”摆摆手，声若洪钟地说“坐、坐，同志们好，我叫陶正明，是政治部主任。”我听得清楚，却不敢坐，因为，我在炮兵团，团长政委才两杠两星，乖乖，他却两杠四星。这两杠四星见此情况，继续说：“今后，我就是你们的班长。”我听了，心里一阵亲切，才敢慢慢坐下来，也只有半个屁股“落座”。因为，我在新兵连，老兵连都有一个班长，对我关爱有加，就不会非常紧张，满脸出汗了。

从报道组长江伯友等人口中得知，“班长”大校陶主任是1993年2月刚从军部调来的，湖北“将军县”大悟人，在战场上，用长短枪打过敌人，立过战功，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和中央党校；理论功底深厚，爱写文章，实现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曾辗转千余里，去看望退役10多年的老班长，同呷同住两天两夜；重视政治宣传报道工作，关爱新闻通讯员。

陶主任来一师政治部不到3个月，就举办全师新闻通讯员培训，为了加强这支队伍，特地从一团、二团、三团、坦克团、炮兵团、师直机关等各单位选调“人才”，来师部报道组“跟班”培训。

那时是我最好的年纪，缘分让我遇见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

一段时间，为了熟悉环境，我在师部大院四处走走。只见四通八达的“马路”，路边一排排高大的常绿大树，家属区则繁花似锦，彩蝶飞舞；蜜蜂“采花”，蜻蜓“点水”；环顾四周，只见一座雄伟的大礼堂（影剧院），一座漂亮的小招待所，一座能歌善舞的“士兵俱乐部”，一座女兵聚集最多的“神秘师部医院”（后变成了宿舍）；几块硕大的“自动化”菜园，绿油油的蔬菜迎风吐香，沁人心脾；喷水灌溉时不时360度喷洒，在阳光照射下，一条条彩色“水带”成弧形飘在空中。

方方正正的菜地，极好地反映出了官兵们做事风格。

所见所听，到处都是文化，到处都是艺术。这样，每天一大早，我就看见清一色的女兵出操，脆嫩嫩的口号“声声入耳”：“一二一，一二一”报数：“一二三四……”声音在整个大院里回荡；电影组播放的歌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

没多久，喜讯在众多战友中炸响：凤宝牛逼，3年间连跳三级，从连队跳到营部、团部，又从团里跳到师里；如今，直接在大校主任手下当兵，神了，神了！

好事传千里，我的家乡更是热闹，也像炸开了“锅”，村里还有人来“贺喜”：“宝妹子”在师级干部手下当兵，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

我马上做了两件事：穿上军装来到西子湖畔，美美地一饱眼福，并选好几个景点，留了影，把“英姿”寄给亲朋好友；在留下镇一饭店，邀请了几个关系好的战友和在浙江大学、杭州商学院读大学的洞口老乡“嘬”了一顿，三个女老乡高兴时还载歌载舞，各敬了点酒，微醉而归。

当然，大多数人“排队”上门来获取“情报”的，是否属实。议论纷起：凤宝两个哥哥也厉害，大哥在供销社上班，二哥刚刚考上吉首大学。

“讲真话，就是在‘985’部队啰”。

也是，如果在连长手下当个“通讯员”都是欢天喜地的事；当个团首长的“勤务员”，兵前兵后，都有点“骄傲”，父母脸上天天挂着“小太阳”。

父亲得知情况后，托在乡政府上班的大姐夫写信对我说“崽，你既幸福又荣幸，在‘兵王’手下当兵，好好干，将来必定有大前途。”

以前，父亲在一家市级大型煤矿上班，而且也是班长，带出了好多“兵”。换句话说，父亲是师傅带出了好多“徒弟”。难怪，父亲会这么说，这么高兴。

后来，父亲由于生计原因离开煤矿，又成为一名方圆十里有名的“剃头师傅”，三五分钟就能帮人理个发；尤其拿手“好戏”令人惊诧：一把剃头刀就能剃出一个“锅盖头”；一个人包下了30多个村庄的“剃头”（理发）；不仅如此，还有一项几乎看似根本不可完成的本事：如谁家小孩误将黄豆、花生塞进耳朵里，医生只能动手术才能取出黄豆，父亲只用一支小夹子，对着耳朵吹几口“热气”，拨弄几下，像耍魔术一样取出来了，微笑着说：“下次塞耳朵，用发涨的豆子和花生”。然后，父亲在小孩父母千恩万谢中迈着八字步走了。

父亲是个有本事的班长、师傅，如果评职称的话，无疑是个高级工程师。硕果满枝，父亲身后排着一支又红又专的队伍。

初来师部政治部的前半年，由于“散兵”作战，没有成效，因为各干各的，其实和以前采访模式一样，都是各自回自己熟悉的单位，从事采访报道，范围不变，地点不高，眼光也没变。

见此情景，班长大校陶主任百忙之中出“招”了。一天，他一大早变来到报道组，大家一落座，他就发了话：“明天请江伯友组长带队去各团深入采访，集中优势兵力，打个大胜仗。”

从此，“散兵作战”漂亮地转换成“团体作战”。

班长大校陶主任说：“我们是天下第一军第一师，新闻宣传也应该是全军第一。”

当时，师政治部宣传新闻报道组已是“重量级”的存在，江伯友、汤高升、王前生号称新闻报道“三剑客”，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用稿三分之二都是一军一师的，《解放军报》上稿数一军一师也是“独占鳌头”；用人亦是如此，报道组长江伯友，1994年9月先调到一军宣传处，97年10月又调到南京军区宣传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长蹲点一师，看中人才陈正明，一纸调令，陈正明成了该报记者。

班长大校陶主任“爱才”不“守才”，仅三年时间就向上级机关输送10多名“笔杆子”；还重新在基层发现人才，重建新闻宣传队伍；如此良性循环，打造出一支又一支的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宣传队伍。

当年，班长陶主任鼓励：“脚板底下出新闻”，整个报道组人手一辆自行车，组长江伯友带头。深入基层，骑着“二八”大杠，他个子高，单瘦，双腿细长，侦察兵出身，全身都是“力根根”，还有点“武功”，看上老高的“二八”大杠，在他身上也是“小不点”，一辆“玩具车”一样，双脚可以粘着地面走，相距七八里，甚至十多里的连队，他一声令下，陶广平、汤高升、王前生，一人一辆自行车，个个左脚向后一划，骑上车儿立即出发。清晨傍晚，勾勒出一幅绝美的图画。

在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亲自“挂帅”下，喜讯频传、硕果累累。“副班长”报道组长江伯友、王前生等人撰写的《大潮冲击下的回声》的作品，1993年5月8日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头版头条刊登；5月19日《解放军报》显著位置报道；接着，《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地方报刊推出；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也“架起喇叭”，在《国防之声》广播；原来，是炮兵团四连指导员刘殿豪和战士们打成一片，运用智慧做好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兵思想政治工作的事迹。这不，作用来了，刘指导员成了全军优秀政工干部、先进典型。6月中旬，刘殿豪被破格提升为二营教导员。过去带一个连，现在带一个营，重担在肩，他表示，将以更大的钻劲，把思想工作做得生活活泼，扎实有效。

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一个眼神，我马上心领神会，继续跟踪宣传采访指导员刘殿豪，写出一篇篇有份量的作品，把他的名字叫得更广更响。

当然，军事训练，现代战法集训，深入学习卫星侦察、雷达监视等高科技知识等新闻，一刻也没有“放松”，“副班长”江伯友带领报道组，在“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的指导下，写出了以高技术战争为背景，不只冲冲杀杀攻山头，注重练谋略练战法等一系列优质稿，报道军人好形象的新闻亦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比如硬骨头六连一班班长何强1米84威武勇猛，他凭着一股硬骨雄风，练就了刀刀见红的硬功，成了师里的“刺杀标兵”。浙江美院慕名而至，专门派出摄影大师，拍摄他突刺、跃刺、防右刺等20多个精彩的刺杀动作，收进1994年《军人风采》挂历，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炮兵团“一等功臣连”的战士个个军事素质过硬，人人似“小老虎”。这年到了“退伍季”，杭州太子湾大酒店总经理严永华亲自来连队招工，提供优厚待遇：每月工资500元，包吃、包住、包穿。16名老兵把胸脯拍得山响：“是走是留坚决听从组织安排！”严总打心眼里佩服。因为，这可是1993年的招工待遇！

这年，报道组的陈正明，进步明显，投向报刊和电台的稿子，40余篇被刊播，被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和杭州人民广播电台聘为特约记者。

在师部报道组，当时有5名军官，一名志愿兵，一名战士。人家都是高手，情况虽然如此，我并不气馁，“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说的话，我都竖起耳朵听进去了。比如，一次，他来到报道组办公室，我赶忙为他搬椅子，又为他倒开水。他笑眯眯地问，进师报道组有何收获，见我低着头，就知道了情况，他说：没事，但要想取得好成绩，千万不要当个“学生兵”。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我深入连队，吃住在连队，时不时打起背包赶往连队，等到非常熟悉连队生活，我“灵感”来了，写的稿子，如雨后春笋般在部队报纸上刊登。

“放开胆子去采访”。“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这句话使我的胆子变成了百斤重。别小瞧“战士通讯员”，往往会碰到“大事情”“大场面”。比如部队紧急集合，在操场上；在大礼堂团里千人开会，在师里万人开会，一个人上前照相，就很难为情的，心跳明显会加快，脸红脖子粗地上场；部队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也一样，我一个人不敢去拍照，总感觉到众战友们的眼睛都在注视自己。一次，《杭州日报》一位记者来了，“班长”大校陶主任催着我去学习，这位记者告诉我一个诀窍：“你只顾上去‘咔嚓咔嚓’就好啦！”

在师部报道组，接触到的都是搞新闻报道的“大人物”。这与“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的“人脉”有关。一次，杭州朝晖四区幼儿园200多名小朋友在园长的带领下，来到部队慰问官兵们。当时，由于部队搞新闻摄影的干事出差了，于是，我就赶鸭子上架，心里既紧张又害怕，原因很多，主要是两种情况，我拿的是小照相机；人家端的是“长枪短炮”，根本没把握；另一个情况是新华社一个名叫王小川的摄影记者也在场，在他面前，我怎么不犹豫？就这样，好长时间，我都不敢行动，站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王小川看透了我的心思，不断鼓励我，说我的照相机能拍出很好的新闻照片。虽然如此，我还是放不开手脚。于是，王小川记者开始讲述他自己第一次照相时情况，并且告诉我怎样调光圈，用速度，取景。同时，我也想起了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的话：“放开胆子去采访”，他带着我“照”了一会儿，自己单独去拍照了。慢慢地，我放开了，紧绷着的心情，对小朋友表演的精彩节目一直“咔嚓咔嚓”10多下。过了几天，我把这些照片（图片稿）分别寄给了5家报社，一些编辑记者看了我的作品都认为不错，《杭州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此稿。

第三个故事是采访一个患牛皮癣的指导员。好几个报道员都不敢去，怕被传染上，就凭着想象去写稿。我当时也不大敢去，但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的话“放开胆子去采访”在耳边“呼啸”了多下，我想肯定有其哲理的。于是，我先去问了医生，心里有了底，我就勇敢地采访他，隔着门帘，我俩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问答”式谈话，我得到了第一手素材，不用说，

我在这次“会战”中，夺得了“桂冠”，并且这篇2000多字的稿子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令人惊喜。

后来，地方上的人来部队慰问，如补鞋、缝衣、修钟表，这样的场面，对于拍照是小菜一碟；甚至一次，南京军区雷鸣球中将政治委员来部队视察，都是我这个“战士报道员”紧紧追随拍照，最后离开部队时，和部队首长合影，还是我“安排”，我端起相机，嘴里喊着“一二三”“好”，接连拍了好几张“全家福”！雷政委走过来，拍拍我肩膀“小伙子，不错。”那天，我心里乐开了花。

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这句话很奏效，现在，对于新闻拍照，我每次上去“咔嚓咔嚓”，什么都忘了，一心只想到怎样拍好照。这样次数多了，脸皮也“厚”了，“害怕”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管大胆地往前“走”了。

每次拿出剪贴本，我摸着自己发表的作品，就仿佛又听到了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的微笑指导。

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发现“千里马”的方式多。发现陈正明这匹“千里马”，就是陶主任每天早晨“转转”的结果。一天早上，他“转到”通信营，竟看到一个穿空军军装的干部，戴着一幅眼镜，和“当兵”的一块打扫卫生。

班长大校陶主任心里非常奇怪，不由得走上前，问他一个陆军军官，怎么乱穿空军军装。霎时，“当兵的”都停下了扫把。

一问才得知，原来，这位“空军”军官名叫陈正明，浙江义乌人，高中毕业后当兵，后来考上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航空电子系无线电通信专业本科。毕业后，因这一届这个专业的毕业学员多，空军不需要这么多名额，“多余”学员就交流到其他军种，他填的是驻浙陆军，因此分配到一师通信营无线连当排长，但当时，没到换装时间，他仍然穿着空军服装。

班长大校陶主任见他“谈吐”机智，回来后直接找干部科借阅他的档案：陈正明4年都当班干部（中队指导员），成绩优良。

班长大校陶主任边看边想，部队本科生很少，学的专业用不上，“近视眼”在基层工作又不方便，应该“帮”他找个合适的岗位，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班长大校陶主任决定把陈正明放在政治部报道组，先和他好好地聊一聊，进一步了解；发现他读了不少书，知识面宽，思想活跃，思考问题较深，敢于讲自己的见解。

班长大校陶主任上班，多数时间见到陈正明坐在办公室看书看报，弄剪贴，抄写东西。省报、市报和南京军区报纸常见到陈正明写的稿子，陶主任每篇必读，看故事情节，看逻辑观点，看语法表述。陈正明上路很快。

一次，陶主任去炮兵团调研，听说一战士在搞技术革新，还有成果，回到师部，直接交待任务给陈正明：把炮兵团那个同志的事迹写篇稿子。师部离炮兵团虽只2里多路，陈正明却天天来回跑，还要“循着”那个同志的足迹，辛苦得很。一周下来，稿子写出来了。陈正明把革新器材的科学原理、应用价值、如何改进，和当事人的刻苦学习钻研过程都交待得明明白白。

强将手下无弱兵，陈正明在军区报纸上稿多，被《人民前线》报社长看上了，社长要从基层部队调几个干部到报社，改善记者、编辑的文化结构，班长大校陶主任推荐了三个同志，按要求选了两个指导员、一个参谋。一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只有陈正明是本科生。陶主任的愿望三个人都能选上，到大机关去出息更大，结果陈正明选上了，当上了《人民前线》报的记者。

一路冲刺，如今的陈正明走上了团级干部的“位置”上。

班长大校陶主任经常在报刊上阅读“学生”邱柏星的文章。一天，邱柏星所著文章《别让老实人在视线里走失》在报纸上发表后，没过几天，“厉害”了，人民日报以《领导干部要格外关心老实人》为题刊登，而且很是醒目。陶将军眼泪“啪”地一下“砸”在手背上，心里掀起了波浪，邱柏星这位“千里马”，就是自己从一篇文章中被“发掘”的。

悠悠二十年，眨眼而过。光阴匆匆已逝，但记忆尚存：那是班长大校陶正明在一师当政委，在某炮团下连“当兵”时，有天下午，手机突然响了，师总机话务员说，“首长，军区报社社长找你。”

班长大校陶主任接通龚社长的电话，得知一篇写自己的稿子，题目叫《政委下连静悄悄》。文中“点赞”陶将军当“兵”：不带随员打着背包一个人；不坐车子步行走路一个人；拿着碗筷到食堂吃饭一个人，……

稿子写的事情既具体，又实在。报社已排出大样，准备安排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但为了慎重起见，龚社长亲自打电话征求一下陶将军的意见。

班长大校陶主任寻思这篇稿子，肯定不是师机关干部写的，因为明文规定：“不准写师领导个人的事迹稿件”。分析可能是该炮团的同志写的，不一会就“查”出来了，是自己蹲点的那个营的一位排长邱柏星所写。

晚上，班长大校陶主任把邱柏星叫到房间“坐坐”，邱柏星开始很紧张，一言不发，陶政委问一声他答一句，弄明白他的基本情况后，班长大校陶主任说，小邱，咱俩有缘分，都对新闻感兴趣，喜欢写写画画。告诉他写自己下连队当兵的稿子得到了报社社长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准备明天登头版头条，很了不起。

顿时，小邱眼睛亮了，一闪一闪的。

班长大校陶主任接着说不同意刊登，并且说出了两点“理由”，一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二是师党委有规矩的，不准写师团领导个人的报道……

班长大校陶主任却从作品中，看出小邱很会根据形势抓报道，观察细节抓关键，把小邱放到了宣传科报道组去锻炼两三个月。

不出所料，邱柏星在师报道组如虎添翼，所著作品大多数不是上南京军区报头版头条，就是在《解放军报》发表，上《人民日报》也是家常便饭。并且，邱柏星越来越厉害，思想的火花成了“火把”，送给了班长大校陶主任一本书，即言论作品《给思想加油》。这本书有169篇，530页，17万字。这就是“发掘”的力量。

如今，普普通通的“报道员”邱柏星已成为某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成了传奇。

精兵出自强将。班长大校陶主任带出一批又一批精兵，是他自身能力和素质不断提升的结果。他打过仗，将实践经验转化成带兵经验，撰写出战时宣传报道工作；他每几天都要阅读完一本好书，将个人长期积累的军事新闻宣传和理论浓缩转化为可实用的方法论，实现从“善战”到“善教”的升华。数十年来，班长大校陶主任先后在国家级、省部级媒体上发表作品1200余篇，公开出版了《一杯茶》《军长》《把心揉进红土地》《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和我的战友》等著作。尤其是，他结合实际，深入基层调研到第一手资料，写出的《两才人才的开发者们》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满怀深情用心血著出的作品《我和我的战友》获评“第八届（2020年度）十大赣版好书”。他的“兵们”从书中汲取了无穷的营养，滋养着一枝又一枝如喙大笔。

一师全军一流报道组这个团队，是顶尖“班长”大校主任陶正明带出来的结果。当时，组长江伯友、组员汤高升、王前生、陶广平，人手一部自行车，全部外出采访，成了一道亮丽的风采，俨然一支“铁道游击队”，穿行于全师各个基层单位；陶主任还指示报道组对一团、炮兵团、坦克团等几个团级单位逐个“宣传采访”。

“班长”大校陶主任烟瘾很大，但是，一走进报道组，就悄悄地掐灭了烟，不让一缕烟云在室内飘着。

“班长”大校陶主任虽中等身材，却壮实无比，他走路，很有气势，真可谓龙行虎步。

那时他经常来报道组讲述如何看报的诀窍，传授怎么深入基层边远连队如何捕捉“活鱼”的经验，讲述励志故事，尤其是解放军报总编江永红将军如何克服困难写出好稿的故事。30多年过去了，那份敬重与感念至今仍久久难以忘怀！

虽只有3年光景，但收藏了我筚路蓝缕，发奋写作新闻报道的艰辛和心血。

在师部报道组，当我处于“巅峰”高光时刻，我“收到”了多份天下掉下的“馅饼”，师部好多漂亮的女兵每次来大礼堂参加会议，或者看电影时，一个二个会快速冲进我的宿舍，扔下好吃的糖果。至今仍记得一个女兵在我的宿舍里放下一个重达四五斤的“奶糖包”，优雅地离开。至今，我都想找到她……还有一个女兵回家探亲时，点名叫我送她，经过报道组长江伯友的同意，我一路送她至杭州火车站，高耸的火车站楼像一位慈祥的老者，微笑着看着我……

这些来自大上海、南京大城市的女兵，有着辽阔的视野，却用“甜蜜”“犒劳犒劳”我这个战友“土记者”。因为我宣传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兵，军功章有你的一半的军嫂；大红绣球喜抛军营的兵妹……

登高方能博远。日积月累，在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的言传身教思想引导下，我的境界、格局、视野、知识储备都得到了飞快的提升。我不断突破自我，深入基层，多次参加了部队抗洪救险、海训，实弹军事演习，牢牢地把握了时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军事力作，1995年年底，获得了师政治部嘉奖，获得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新闻报道三等奖；仅

在2002年，我就在《解放军报》刊登了8篇作品，不仅有新闻稿，通讯，还有言论稿，这样一个团级单位的土通讯员，已达巅峰，在驻地《浙江日报》《浙江法制报》《杭州工人报》《杭州日报》等作品发表排名也是“榜上有名”，《浙江法制报》都是整版刊登，连内部通讯也大量用了我的稿子，连续几年都是优秀通讯员；《浙江青年报》1997年8月1日，大作上了头版头条；《浙江共产党员》《浙江民政》等杂志都是整篇刊登我采写的稿子；“班长”几次“点火”，我这堆“干柴”越烧越旺，火焰熊熊，《杭州日报》《杭州工人报》不仅隔三差五用了我的稿子，还多次在新闻竞赛中夺奖，荣誉证书拿到手“软”；连《浙江工人报》《健康之报》《杭州日报》下午版、《钱江晚报》《都市快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杭州人民广播电台》《余杭报》《浙江丽水报》都给我发放过稿费，可见我是多么的勤奋，多么的进步，多么的精准把握写出高质量的“通稿”。我成了各团级单位通讯员最是仰慕的存在。连成都军区《两用人才报》《空军报》都刊登了我写的作品，战友训练间隙，先睹为快，堪称“神话”。基础牢、功底深，后来我有了更大的发展，我有几篇作品都上了《人民日报》，其中言论稿《盘活资源也是节约》上了头版，很好地推荐了家乡，洞口县人民政府给予了通报表扬，轰动多时。

回首往事，历史突然苏醒，“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运筹帷幄。至今，已成将军的班长陶正明仍在伏案疾笔，将丰硕的理论凝聚如椽大笔，写出《人生大悟》巨著，广播、微信、自媒体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送到”官兵、商人、农民、学生手上，成为智慧经验发挥作用。

陶将军正为书香中国、文化中国作出贡献。如今，我的班长大校陶正明主任桃李满天下，江伯友大校成长为军分区政委、许佳文领导正团转业成为浙江法制报社社长、孙志龙作为人才引进浙江省军区成新闻宣传处长、邱柏星现在某军分区任大校副司令员、杨才旺后成为浙江青年报社长、“拼命三郎”刘士斌连续三届荣获杭州市十佳摄影家称号、欧阳德珍转业到《邵阳日报》、当上了编辑，朱海龙成为河南《周口晚报》记者……细数一下，一个班，一个排……

资深新闻工作者江伯友的作品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新闻奖、五四新闻奖、全军优秀作品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解放军报好新闻奖等全国全军性奖项50多个；著名摄影师刘士斌200多幅作品在国际国内影展、影赛中入选获奖，其中《生命之堤》《军营铁汉》《激战后的晚餐》《东方时空永恒主题》《红石滩》等一批代表作分别荣获中国第八届国际摄影艺术展铜奖，全国晚报好照片特等奖，第五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银奖，“富士胶卷杯”98全国摄影十杰年赛金奖，全国好新闻铜奖，全国画报一等奖，今日中国第二届金奖，“凤凰杯咱们中国人”全国摄影大赛铜奖，日本尼康双年赛季军，以及浙江省第九届第十届铜奖，浙江省群星奖金奖，全国首届生态摄影大赛一等奖、“徐肖冰杯”全国首届纪实摄影大展优秀奖、上海国际2014“郎静山摄影艺术奖”金牌；团报道组长许佳文坚持写作，已经发表100多万字作品，获多项国家级、军队及省级奖项，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天堂之爱》《硬骨柔情》;“战士诗人”陈灿，像一颗子弹，诗集不断出版……

班长，您说有空来看望我，30年了，我盼望着、盼望着。

到时候，我定会爬上家乡雪峰山山顶，双手在额头搭凉蓬等待您的到来……

此稿完成已是2025年深秋，正是色彩斑斓、硕果累累，人们收获的大好时节。

责编：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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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黄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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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