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也

袁莎创作的长篇传记《湘菜人任伟政》，以湘菜大师任伟政的职业生涯为轴心，在个体命运与行业变迁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对饮食文化的深度叩问与文学表达的创新实践。从文化人视角审视，它是一部湘菜文化的“活态史”，在食材、技艺与传承中解码湖湘精神；以纯文学眼光观之，它突破了传统传记的叙事范式，用场景化叙事、多维度视角与细节化表达，构建起兼具文学质感与思想深度的文本。这部著作之所以能超越普通行业传记的范畴，正因其在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上实现了双重突破，为当代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极具参考意义的范本。

饮食为媒，解码湖湘文化的精神基因

饮食从来不是孤立的物质存在，而是文化的具象载体。袁莎在《湘菜人任伟政》中，并未将笔墨局限于任伟政的个人成就，而是以他的从厨经历为线索，层层剥开湘菜背后的文化肌理，让这部传记成为解读湖湘文化的独特文本。从文化传承的脉络、地域精神的映射到饮食文化的现代转型，著作在多个维度上实现了对湘菜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

湘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其传承历来依赖“师徒相授”的传统模式，而《湘菜人任伟政》恰恰完整呈现了这一传承链条的当代形态，让读者看到饮食文化如何在代际传递中保持生命力。书中对任伟政拜师经历的刻画，并非简单的“技艺学习”记录，而是对湘菜“师道文化”的深度还原——师从湘菜泰斗石荫祥时，他不仅学习“芙蓉鱼排”“麻仁香酥鸭”的制作技艺，更承袭了石荫祥“70岁仍提包上班，陪后辈干活”的职业敬畏；跟随聂厚忠学艺期间，他深夜在宿舍默写菜谱、用萝卜雕花练手，既习得“宴席统筹”的实战经验，更领悟到“学厨先学德”的核心准则；即便对鲜为人知的授业师父谢正辉，他也始终铭记其“接待重宾需知习性、懂细节”的教诲，甚至在谢老隐居山林后仍长途跋涉探望。

袁莎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没有将这种传承简化为“技艺传递”，而是凸显其“文化延续”的本质。石荫祥编撰《湘菜集锦》时，任伟政协助记录菜品、拍照存档，这一细节看似普通，实则标志着湘菜从“口头传承”向“文本化留存”的关键转变，填补了湘菜发展的历史空白；任伟政后来创办“味园厨艺汇”、开设湘菜英语培训班，更是将传统“传帮带”升级为“体系化培养”，吸引四千多名厨师参与交流，为湘菜传承注入现代活力。书中记录的任氏门徒“入会宣誓”环节——“忠于职业、尊师爱徒、酷爱餐饮、为湘菜争光”，不仅是师徒关系的仪式化确认，更成为湘菜文化精神的具象化表达。这种从“个体传承”到“群体延续”的书写，让读者清晰看到：湘菜的传承从来不是单一技艺的复制，而是职业操守、文化认同与创新意识的综合传递，这正是饮食文化能够跨越时代的核心密码。

任伟政与石荫祥在蓉园宾馆接待厅合影

“一方水土养一方菜”，湘菜的风味特质始终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紧密相连。袁莎在著作中，巧妙地将任伟政的烹饪实践与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质相勾连，让湘菜从“舌尖美味”升华为地域精神的象征。书中对湘菜“味型”的解读，绝非简单的味觉描述——任伟政在央视访谈中提出“湘菜以酸为魅、以鲜为本”，既点明了湘菜“酸鲜辣醇”的风味基础，更暗合了湖湘人“务实求真”的性格特质；他首创的“双椒鱼头”，将酱椒的咸鲜与剁椒的香辣融合，既突破了传统剁椒鱼头的单一味型，更隐喻了湖湘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特质。

更值得关注的是，袁莎通过任伟政的重要经历，将湘菜与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相呼应。1986年，任伟政参与接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宴烹调，面对“史无前例”的接待规格，他不仅精准把控“佛跳墙”、“清蒸鳜鱼”的制作细节，更以湘菜厨师的身份展现湖湘人的严谨与细致；2019年，他带队负责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冷餐会，在仅有的“一口锅、一只炉”条件下，研发出“新晃牛排”、“水晶银鱼冻”等兼具湘味与国际审美的菜品，让湘菜成为展示湖湘文化的“名片”。这些情节的书写，让湘菜超越了“地方菜系”的局限，成为湖湘人“敢为人先、务实担当”精神的具象载体。正如书中所言，任伟政对徒弟强调“做菜如做人，讲究复合与平衡”，这种对“平衡”的追求，既是湘菜烹饪的精髓，也是湖湘文化“刚柔并济”特质的生动体现。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饮食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味蕾，更在于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袁莎敏锐地捕捉到任伟政在湘菜“现代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他的实践，展现湘菜如何从“家常菜肴”升级为兼具文化属性与产业价值的文化IP。书中对“爆辣辣”辣酱研发过程的记录，便是典型案例——任伟政以“印度魔鬼辣椒”提升辣度，用13种香料调配风味，既保留湘菜的“辣”特质，又适应现代消费者对“复合味型”的需求；他提出“万能调味品”的定位，让辣酱既能用于热炒、凉拌，也能适配火锅，这种“场景化创新”正是湘菜贴近现代生活的关键。

更具文化意义的是，袁莎对任伟政“文化跨界”实践的书写，让湘菜与其他文化形式形成联动。任伟政收藏千余把锡壶，从唐代到清末，每把壶都承载着不同时代的饮食文化记忆，他通过这些藏品研究古人“温酒习俗”，让饮食文化与器物文化相互印证；他推荐醴陵瓷器作为国宴餐具，强调“色、香、味、形、器”的统一，将湘菜与陶瓷文化结合，提升了湘菜的审美价值；他创作《湘菜之歌》，以“湘菜呀湘菜，我的理想，伴随我呀快乐吉祥”的歌词，让湘菜从“味觉体验”延伸为“情感认同”。这些情节的书写，清晰展现了湘菜在当代的价值拓展——它不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融合了器物、音乐、文学等多重文化元素的符号，这种转型不仅让湘菜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力，更让湖湘文化有了更鲜活的表达载体。

叙事革新，重构非虚构写作的文学表达

作为一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传记作品，《湘菜人任伟政》在文学表达上突破了传统传记“时间线叙事”、“成就罗列”的刻板模式，袁莎以细腻的笔触、创新的结构与多元的视角，构建起一部兼具文学质感与思想深度的非虚构文本。从叙事结构的创新、细节描写的张力到人物塑造的立体性，著作在多个文学维度上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水准，为当代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传统传记往往遵循“出生—成长—成就—晚年”的线性时间结构，容易陷入“流水账”式的平淡。而袁莎在《湘菜人任伟政》中，采用“核心事件+多维度延伸”的叙事结构，将任伟政的职业生涯拆解为“技艺成长”、“行业担当”、“文化传播”三个核心维度，每个维度下以具体事件为节点，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叙事网络。这种结构不仅避免了线性叙事的单调，更让人物形象在不同场景的切换中愈发立体。

在“技艺成长”维度，袁莎并未按时间顺序罗列任伟政的学厨经历，而是以“蓉园宾馆练刀工”、“人民大会堂学技艺”、“全国比赛夺金牌”三个关键事件为核心，穿插他少年时“用油条蒸蛋羹”的创意、深夜默写菜谱的坚持、为比赛研发“红梅鱼丝”的创新，让读者在具体场景中看到他从“学徒”到“大师”的蜕变；在“行业担当”维度，她以创办“湘菜研究所”、“带队抗疫研发养生菜”、“当选长沙市人大代表提建议”为线索，展现任伟政从“厨师”到“行业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在“文化传播”维度，则通过“香港讲学”、“台湾荷花宴”、“央视录节目”等事件，凸显他作为“湘菜文化使者”的定位。这种结构设计，让任伟政的形象不再是平面的“成就集合”，而是立体的“多面人格”——他既是技艺精湛的厨师，也是勇于担当的行业领袖，更是热爱文化的传播者。

更值得称道的是，袁莎在叙事中巧妙运用“时空交错”的手法，让过去与现在形成呼应。例如，书中在描写任伟政2022年赴益阳寨子仑村考察食材时，穿插他少年时在沅江河畔“捞银鱼、炸螃蟹”的回忆，既展现了他对“新鲜食材”的执着从年少到年老始终未变，也让“食材”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在记录他收藏锡壶时，将唐代锡壶的“古朴”与当代湘菜的“创新”并置，让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形成可视化的对比。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更让读者在时空的交错中感受到饮食文化的延续性与生命力。

细节是传记文学的灵魂，好的细节描写能够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袁莎在《湘菜人任伟政》中，展现出高超的细节捕捉能力，她没有停留在对事件的客观记录，而是通过对动作、环境、语言的细腻描写，让文本充满情感张力，让读者在细节中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特质。

在描写任伟政的“工匠精神”时，袁莎没有空洞地赞美，而是通过具体细节展现：“他将整片牛百叶切得如头发丝般纤细，手起刀落间，引来五湖四海的厨师围观”，一个“切”的动作，既展现了他精湛的刀工，也暗示了他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备考‘十行状元’竞赛时，他每天下班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练习雕工，手因起泡而裹着创可贴”，一个“裹创可贴”的细节，既体现了他的刻苦，也让“大师”的形象多了几分烟火气；在记录他接待黄永玉时，“首创立体冷拼松鹤迎宾，随着转盘的转动，栩栩如生的松鹤似翩翩起舞”，对冷拼的细节描写，既展现了他的创新能力，也让读者感受到湘菜的审美价值。这些细节的书写，让任伟政的“工匠精神”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感、可触的具体行为，引发读者的情感认同。

在环境描写上，袁莎同样善于通过细节营造氛围，烘托人物心境。描写任伟政在蓉园宾馆的宿舍：“台灯前，他凭记忆将菜谱写下来，厚厚一沓泛黄的菜谱，透着香樟味，那是岁月的味道”，“泛黄的菜谱”“香樟味”等细节，既营造了温馨而怀旧的氛围，也暗示了任伟政对技艺的珍视；描写他退休后在乡下的院子：“阳台被他亲自设计，藤蔓和花草爬满窗台，圆钵里的大米引来画眉鸟，他给鸟儿取名‘白脸’‘黑脸’”，这些细节既展现了他的生活情趣，也让“大师”的形象更加立体——他不仅是灶台前的厨师，也是热爱生活的普通人。这种细节描写，让文本摆脱了传记写作的“严肃性”，多了几分温度与亲和力，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传统行业传记容易陷入“单向度赞美”的误区，将传主塑造成“完美英雄”，而忽略人物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袁莎在《湘菜人任伟政》中，跳出了这一局限，通过多维度视角与客观叙事，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遗憾”的立体人物形象，让任伟政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在展现任伟政的“成就”时，袁莎并未回避他的“遗憾”与“挣扎”。书中记录他1993年参加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仅获银牌时，“始终不甘心”，直到1999年才在第四届比赛中夺得金牌——这段“蛰伏六年”的经历，既展现了他的“不服输”，也让他的“成功”多了几分真实感，避免了“一帆风顺”的虚假；在描写他的家庭生活时，袁莎引用他女儿的话：“没吃过爸爸炒的菜，吃妈妈炒的菜多些”，坦诚他因工作繁忙“亏欠家人”，这种“不完美”的描写，让任伟政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而非遥不可及的“大师”；在记录他的行业角色时，书中既写他“一个电话调动资源”的影响力，也写他“洗碗、扫地、抹桌子都亲力亲为”的朴实，这种“反差”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袁莎还通过“他人视角”的补充，让任伟政的形象更加丰满。书中收录了许菊云、王墨泉、聂厚忠等湘菜资深大师对他的评价，许菊云称赞他“刀工一流、为人可靠”，聂厚忠评价他“悟性高、肯钻研”，王墨泉认可他“传承湘菜的使者”；同时，也收录了他妻子颜小平、女儿双双的视角，颜小平眼中“他有柔情和孩子气的一面”，双双回忆“爸爸做的凉拌黄瓜最好吃”。这些不同视角的补充，让任伟政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维度”，而是“多面立体”——他是行业内的“大师”，也是家庭中的“丈夫”“父亲”，更是朋友眼中的“知己”。这种人物塑造方式，既符合传记写作“真实性”的要求，也让读者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饮食书写的新高度与文化传承的新路径

《湘菜人任伟政》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兼具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佳作，关键在于袁莎始终以“人”为核心，在个体命运与行业变迁、文化传承的交织中，完成了对饮食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文学表达的创新。从文化人视角看，它解码了湘菜背后的湖湘精神，展现了饮食文化从“技艺传承”到“文化符号”的价值跃升；以纯文学眼光观之，它突破了传统传记的叙事局限，用立体结构、细腻细节与多面视角，重构了非虚构写作的文学表达。

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位湘菜大师的职业生涯，更在于它为当代饮食文化书写提供了新的路径——饮食文化的传承，终究是人的传承；而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在真实的基础上，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与思想思考。正如任伟政用一生坚守湘菜事业，袁莎也用这部著作证明：烟火气中自有乾坤，平凡人的故事里，藏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最动人的文学力量。《湘菜人任伟政》的成功，为当代非虚构写作树立了一个高标准——唯有扎根真实、贴近人性、深挖文化，才能创作出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作品。

（作者是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湘菜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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