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的问题视域与实践进路

陈张了了 艾嘉怡 袁星洁     2025-10-15 16:13:39

文/陈张了了  艾嘉怡  袁星洁

新主流电影是“主流价值与一流艺术水准、市场化需求相融合的结果,也是电影作品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艺术审美的有机统一”[1]。从内容上看,新主流电影的故事逻辑与价值内核与原本的主旋律电影一脉相承,从形式上看,新主流电影的叙事手段吸收了商业电影的叙事手法,如打造视觉景观、塑造立体形象、拓展取材范围等。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新主流电影顺应全球化与数智化的发展浪潮,呈现出从单一类型到多元题材、从区域传播到全球覆盖、从文化输出到价值共鸣的发展态势,涌现出了《流浪地球》《哪吒》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名片。

一、文化与技术的双重博弈:中国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的现状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新主流电影陆续向海外输出了一些优秀作品,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类。一是商业大片类,如被誉为“兼具中国电影审美品质和市场成就典范”的《长津湖》[2],北美票房市场创下华语战争片纪录;被视为“中国科幻的一种标志”的《流浪地球》[3],IMDb评分达7.4,在海外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二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动画电影,如《哪吒》以“让世界看见东方美学”[4],拿下华语动画类电影海外票房的最高成绩;《长安三万里》以“东方美学传递文化基因”[5],入围第96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参评名单。三是现实主义作品类,如《人生大事》讲述了中国湖北武汉地区的传统丧葬文化,IMDb评分达7.3,并在iQIYI国际版、YouTube电影频道等海外流媒体平台播放,均彰显了中国电影艺术的世界级竞争力。

从核心内容看,新主流电影一方面要传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表达电影工业美学的共同诉求。“从文化符号传播的角度来说,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是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所谓符号,在文化哲学视域之中即为人所创造的、相沿成习的对象指称,具有人类文化创新和文化创造的工具性功能。”[6]如《封神》《哪吒》《深海》等作品,都存在着传统文化的影子,从传统的展示与传达,再到输出海外与世界文化对话,印证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从电影工业美学的角度来讲,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既体现了对国外电影技术的借鉴(如《流浪地球2》中,采用了虚拟拍摄与实时渲染技术,但其核心引擎仍来源于Unreal等海外平台),又在借鉴中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如《深海》中展现出来的华美瑰丽的粒子水墨技术,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华审美体验)。但是,总体而言,新主流电影目前尚未真正摸索出一种基于市场逻辑和工业生产的常态化传播模式[7],因此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一直在文化博弈与技术博弈的双重结构里旋转,需要从各方面寻求突破。

二、叙事隔阂、技术限制与发行阻碍:中国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的问题视域

近年来,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需要突破的困境。一方面是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依然面临“传而不通、通而不达”的现实困境,产生叙事隔阂;另一方面是技术的制约以及传播发行方式的限制,使得新主流电影难以在国际电影市场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因此,如何突破这些困境,是当下新主流电影实现国际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命题。

首先,从内容上看,新主流电影的叙事隔阂导致“文化折扣”现象的客观存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知识沟”“情感沟”,横亘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中间,导致了新主流电影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一种精准性与共情感。以张艺谋导演的《满江红》为例,这部电影利用“历史+悬疑+喜剧”的模式,在国内市场狂揽45亿票房。然而,其海外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是由于电影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背景等在海外的接受程度较低,导致缺乏一种共通感。二是在叙事模式上,张艺谋用一种极其杂糅的叙事手法来呈现作品,被西方媒体报道为“古怪的莎士比亚式的闹剧”[8]。除此之外,社会语境的隔阂、意识形态的差异、宗教信仰的不同等,综合导致了这种“文化折扣”现象的客观存在。因此,新主流电影作为一种具备着文化独特性的艺术作品,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极其重要。

其次,从技术上讲,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亟待突破之处。一是语境影响下的技术误读现象比较普遍,如IMDb平台自动抓取的新主流电影的简介并不准确,导致对电影产生误解。二是从算法推送来看,海外社交平台算法存在本土化机制,优先推荐本土内容,导致新主流电影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推送出现“水土不服”。三是本土特效技术的探索与发展存在一定瓶颈,像《流浪地球》的特效部分便是与国外特效公司合作的产物。除此之外,许多展开工业技术探索的新主流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平衡电影工业与电影市场之间的关系,导致票房成果并不理想。总的来看,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的技术困境,本质上是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的加速度与需要形成具有自觉意识、自主意识的电影文化之间的平衡与博弈,只有通过技术赋能新主流电影的文化表达,才能实现有效传播。

最后,从发行中观察,新主流电影至今尚未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海外发行体系。“尽管诸多新主流电影以跨国制作、联袂执导抑或泛亚实践的方式进行了海外推广的尝试,但在海外发行中还是会面临‘意识形态标签’的难题,加上电影市场环境、媒体资源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受众群体在文化接受和理解上的壁垒和差异,即便这些电影在技术水准或画面品质上获得赞赏,但在市场开拓之路上仍处于拘束之态,无法以舒展姿态达成文化价值观的深层次传播。”[9]此外,新主流电影在海外的发行,部分依赖于好莱坞公司或某些小型的发行商,导致其在海外院线的排片数据并不乐观。除却院线排片的两极分化之外,流媒体数据表现也并不理想。Netflix、Disney+等海外流媒体平台对于中国新主流电影的采购较少,这种潜在用户的缺失,也是阻碍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而新主流电影亟待探索出一套新的、独立自主的、有话语权的传播与发行体系。

三、情感共通、技术赋能与多元化发行:中国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对于行业发展至关重要。”[10]随着全球化格局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新主流电影应抓住新机遇,从情感、技术与发行等三个维度入手,打造成熟化的新主流电影产品,形成有竞争力、话语权的电影文化产业,实现从“文化输出”到“价值输出”再到“情感共鸣”的逐层跃升。

首先,立足“共同体美学”,促进新主流电影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认知转型。新主流电影需要在创作过程中建立起情感共同体,践行平等对话、开放包容的创作思维,回归新主流电影特性和生活本身,聚焦真实人性,塑造真实人物,流露人类共通情感。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美学”能带给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方法论的指导,从电影创作上促进情感共振,从产业发展上助推中国新主流电影高质量发展,并以此为传播导向,搭建起新主流电影与世界电影中外结合、中外融通、中外互鉴的桥梁。具体而言,从传播主体看,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官方+民间+国际组织”合力模式。从传播内容看,需要摒弃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阐发全世界人类共同体的共通价值,并创作出既有民族主体性,又能与世界对话的新主流电影作品。

其次,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助推新主流电影的海外传播。随着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新主流电影应广泛地通过技术赋能,弘扬电影工业美学的时代特征。具体来看,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大片在数智技术上的成功经验,在制作水平上体现“高概念”(High Concept),使观影效果更具“沉浸感”;可以利用AI技术抓取海外社交平台对于中国新主流电影的评介,了解哪类新主流电影比较容易被吸引、被接受;可以利用AI技术识别字幕以及进行多语言的直译,提升新主流电影的传播效率。此外,还需要建立起多样化、多层次、多模式、多平台的传播渠道,形成“院线+流媒体+社交媒体”合力,特别是选择短视频平台,对电影的精彩片段、高光片段进行一个矩阵式的投放,从而带动国际市场电影的消费与观影热潮。

最后,建立起有针对性的、渠道多元化的传播发行体系。新主流电影在海外的发行目前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参与国际电影展会,二是寻找海外发行代理商,但由于参与国际展会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且不一定能够完全获得相当的回报,因此寻找海外发行商也就成为了当下新主流电影海外发行的主要模式。因此,在电影发行前,可以与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达成合作,利用其专业的渠道打入海外市场,并在能力范围内积极参与国际电影展会,双管齐下提升传播效能。此外,可以将视野投向流媒体平台,选择提前在流媒体平台上映积累一定知名度,不能只着眼于院线这一条渠道。在电影发行过程中,需要精准推送、精准营销,在欧美市场、亚洲市场或细分为更加小的文化圈层、电影受众圈层,分区域进行差异化宣传,与不同市场的观影群体达成“心灵感应”,有针对性地扩大观影圈层。

结语

新主流电影本身就是脱胎于中国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其中流淌着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基因,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新主流电影也必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张名片。电影的博弈实际上象征着文化的争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了四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全世界建立起‘知识话语霸权体系’,引导当今的‘知识话语权’,这是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中最根本的障碍”[11]。因此更加要有把新主流电影海外市场的“蛋糕”做得更大的紧迫感,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的话语权领导地位,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潜移默化地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效果提升研究”(23YBA139)】

(作者陈张了了、艾嘉怡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袁星洁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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