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地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数字化时代推进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迎来了数字智能化的大潮。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提出：“学科交叉融合”“技术赋能教育”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也迎来了重大转折点：其一是智能传播更加突出了“数据驱动”，各种场景下大量的运用到机器学习的模型，这些数据往往不能满足质化的研究方法；二是当前有许多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伦理问题，还没有将它作为一门课、一堂课来开展教学；三是新文科提出的“文工交叉”还没有转变成教学方法论，很多高校只是工具教学、没有做技术层面的教学，伦理层面也不够深入，人文方面也只是空中楼阁。

（二）问题提出

目前，关于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改革的研究大部分侧重于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方式创新，以更好地适应新闻行业发展和行业的不断变化。例如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针对新闻课程进行及时更新以顺应新闻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推进教育改革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自我推陈出新。此外，课程改革不只是局限于课程内容，还应该伴随着相应的教学模式以及方法上的变革。例如哥伦比亚的新闻学院专门为暑假开设了3门战略传播课，反映了其注重培养学生的战略传播能力，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自身实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为此，国内部分地方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媒体素养教育的立法改革。客观上助力高校在课程设计中增加一些有关于媒体素养的内容，提高大学生对于媒介批判的能力。除此之外，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还应注重从理论到实践的跃迁，注重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等。

从已有文献以及调研情况看，目前很多研究方法课程中，技术类的教学内容较少，大多数传媒企业的工作人员反映毕业生存在“技术应用与价值判断相割裂”的问题。“人文—技术—伦理”三维失衡产生两大现实困境：学生尽管学习了Python、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手段，但并不知道如何应用于虚拟空间中虚假信息检测的价值判断；对短视频算法机制等前沿问题的研究，“重模型精度，轻社会影响”背后的深层问题是教学体系的“三个脱节”：一是传统传播学研究方法和智能技术的脱节，以计算传播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方法教学基本停留在软件应用层面，轻视知识和思维方法的传递；二是理论教学与实验平台的脱节，多数实验室的智能舆情分析等智能应用只是停留在实验室硬件配备上，缺少智能舆情分析的实战数据情景，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有限；三是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的脱节，许多学生表示课程项目与媒体智能转型的需求严重脱节。“三元融合”的教学模式改革方案，通过人文素养、技术能力和伦理意识来构建“三元融合”的方法论，使新的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论的课程体系更好适应智能传播时代的需要，从而在方法论层面打通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助力打破学科本位的局限，成为实现“技术迷思”和“人文焦虑”破题的关键路径。

二、理论建构

（一）“三元融合”理论框架

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教学如何转变，应在融合技术哲学与教育学视角基础上重塑理论范式。“人文素养—技术能力—伦理意识”三维互构体系即基于德雷福斯技能获得模型（2001）、唐伊德技术具身理论（1990）构建而成，其形成学理基础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人文素养中的批判意识培养。就本质而言，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的意义生产”的人文学科。鉴于目前算法深嵌于传播实践之中，在此情形之下开展的研究侧重采用批判传播学。其要求将技术工具放在一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当中考察，忽视人文素养的技术训练会产生工具理满膨胀的现象，学生会有堕入方法中心主义的危险，只有用好这种方法才能切实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研究方法课教学要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传统教授学生，使其学会怀疑被技术主宰的社会；

2.技术能力的具身化建构。智能传播研究注重以范式创新为驱动力，“大数据社会学”范式则强调融合“数据驱动”和“理论驱动”，并形成了两者的螺旋上升模式（Lazeretal，2009）。证明了认知学徒制（Collinsetal，1987）的思想，技术能力应在上述诸如舆情分析、情感分析的“情境化实践”中得到实现；伦理意识的制度化嵌入。

3.针对算法歧视（算法偏见）、数据殖民主义等智能传播的风险，媒介伦理研究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情境化实践”路径，将从本质上形成对于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训与规范作用。已有研究发现，讲授算法伦理模块能够提升学生的伦理判断力。

（二）“三元融合”理论框架特性分析

立足于技术和教育并融会贯通，给予其中包含的关系把握辩证的态度，并由此形成的智能传播研究方法之框架，借用德雷福斯阶段演化的知识获取模式以及伊德对于技术中介下的“认知逻辑—伦理”反思路径，实现三维世界的构建：即人文—技术—伦理，并进而阐释了方法之特质。一是，具有批判性与工具性的相互作用，即人文素养的批判性是方法研究的根本属性，将技术工具置于政治经济学中衡量个体的行为。二是，具身化与制度化的双重规范。技术能力建构遵从认知学徒制原理，故而人在数字方法的制作编程时，在先获得技术技艺后才得以学习和创作出具有自主意识的技术构件，使数字方法由文字数字化信息转变为数字方法的人机具身认知图式。三是，具有解构性与建构性的螺旋演进。人文批判为技术霸权祛魅；技术具身与伦理制度重塑研究范式，并促使“批判—实践—反思”螺旋进阶，由此生成，最后反哺人类实践活动，达到相互引导与相互塑造的关系。使解构力量和技术实力化功能产生同等效力的作用，并能不断地演化发展出符合现实的社会关系。这种三重性的特点颠覆了传统方法论对某一维度思维局限性的单一视角，在智能传播研究之中铸就了具有人文温度、技术精准、伦理尺度的复合型研究方法体系，并给到了一种克服技术迷思的方式。

三、模式实施路径

（一）方法维度结合

传统和智能相结合，打破智能传播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二元对立，融合“人机协同”的混合研究范式，以“方法工具箱”为灵感来源，制定三级递进课程模块，分别是：第一级为基础模块，包括扎根理论、Python文本分析，基于某种传播效果研究时先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做大量深度访谈，了解受众的主观认知情况，再结合传统研究方法进行解读；第二级为进阶模块，包含社会网络分析、图数据库等，使用传统的社群图谱理论与Neo4j图数据库结合的方式实现节点的实时运算，对于微博舆论传播来说，可以使用学生学过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利用Cypher语言验证“结构洞理论”（Burt,1992），加快节点间关键点识别的速度；第三级是创新模块，其中包含了AIGC工具和传播效果评估，在这里采用DeepSeek等大模型产出的数据进行新闻评论的样本生产，之后将这些评论放到框架分析之中去检测内容偏好的倾向，最后根据此前发表论文中对AIGC所提出的伦理评估矩阵，将传播效果预测模型中的公平性指标加入进来。

（二）教学方式结合

构建“双螺旋”教学模式，实现理论教学与实验平台的联动。课程依托智能媒体实验室建设“数据采集—算法分析—效果验证”一体化的三阶实验体系，并将传播学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数字化实验项目，在实验平台上完成有关大数据爬虫和可视化相关的实训，让传播学的抽象概念化成切实可用的技术流程。该种“理论引导实验—实验数据反哺理论”的双向互动培养模式打破传统知识单向传授的教学方式，实现“教学—实操—研讨”的循环提升。采取校企合作，共建真实的校内外案例库，将课堂教学内容、课堂场景和线上线下的学习活动有机结合，学生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基于用户画像构建、基于网络路径追踪、舆论话题度调研、评论聚合分析等课题并投入实际操作，在实验平台上体验如何真正做到“用数据说话、用算法思考”。

（三）培养场域结合

课堂与社会实践贯通。通过建立“三维贯通”的培养体系，将教学场所从校园扩展至社会、从教室扩展至场景。课程借助校企共建的智能传播联合实验室组织学生到湖南竞网集团、青柠内容创作中心（校级）开展新媒体运营、舆情研判等真实项目，课程在网络传播效果评估模块，设置学生团队“真题真做”的任务，基于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要求学生到现场调研并制作完成本土企业品牌传播优化报告（如特色农产品——白关丝瓜、王十万辣椒等），交由企业行业导师和校内学术导师联席点评；依托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搭建品牌传播、乡村助农等社会议题，布置学生在数字孪生空间下进行传播干预实验；基于《广告策划》《计算广告学》等课程，运用智能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品牌宣传和推广的教学，让学生在田野调查中完成短视频传播策略设计、乡村用户数字素养测评等相关实践课题；最终形成实践成果报告，完善实践育人的“最后一公里”。发挥教学评价的社会效益维度，将新媒体作品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社会反馈纳入课程考核范围之中，构建出“课堂习得—实践验证—社会反馈”的闭环培养模式。

四、教学改革实践

基于“三元融合”的理论框架下重构课程体系方案，构建“3×3”模块化课程体系（基础课、核心课和拓展课）。设计课程时遵循“技术具身化”教育理念，采用认知学徒制进行能力进阶培养。一是横向融合。每学期依托学校层面的内容创作中心，开设“智能传播工作坊”，学生在《传播学原理》课程上需要阅读《传媒伦理案例库》，要求他们分析其中知识点，即在学习技术的时候，也同时给予学生一些伦理方面的熏陶，使学生树立技术与伦理同等重要的理念；二是纵向贯通：在《计算传播学》课程中嵌入伦理案例反思，运用项目式教学法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比如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参与到教师本人的研究课题之中，在教师指导之下完成数据采集、算法解析及伦理评估等工作，对算法在传播领域运行过程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三个层面展开量化评价。

五、效果评估与反思

技术工具快速迭代下课程的压力。技术工具快速迭代，导致新闻传播学方法类课程面临压力，知识体系滞后于新兴技术（如AI文本分析）使得以往课程所基于的传统技术框架（如SPSS）缺乏稳定性；教学资源的高频率失效令师生极易感到技术焦虑，易出现以教学生技术操作为主的情况，偏离正确思维方法的情况，走向“工具操作崇拜”的误区。解决技术工具快速迭代带来的压力，应回归到传播学的根本上，认识到数字工具不是研究方法本身而是某种方法的载体，从“问题驱动”出发，通过重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改造课程体系；运用模块化分层教学（基础理论／技术工具／整合实践）、建设动态资源池（开源工具图谱／云端案例库）、建立能力导向型评价体系（技术应用占30%，方法论占50%，学术伦理占20%）等路径进行课程改革。

跨学科师资队伍建设难度较大。首先，来自计算机、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教师难与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实现良好的对接，“嫁接”的结果往往只是“混搭的机器”，而不是相融相通的跨学科融合。其次，对于跨学科师资而言，目前学校大部分采用的是单学科的研究评价体系，以及偏重量化的教学科研量化计分考评办法。该方法过于简单和粗暴，不可能真正调动教师跨学科教学的参与度与积极性。最后，新的教育教学话语体系并没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以量化数据为基础的教材教辅类和技术型为主导的、现实的问题意识导向型话语表达较为盛行，而传统内容角度的背景价值阐释，以及以质化描述方式的教育话语相对弱势。

伦理教育的实践转化存在一定的障碍。“知行断裂”是伦理教育的一个困境：一方面，工具理性过强，学生们在Python爬虫、AIGC等技术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数据异化”，忽略算法偏见、情感操控等深层伦理问题，把伦理教条化成为法律法规条款；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当中，学生的伦理思考停留在层面化和片面化的阶段，没有在实际的数据采集、舆情传播过程中真正接触到具体的伦理问题。此外，伦理评价的短板仍然较大，大多数的课程在伦理上大都只是作为一种陪衬，并不是重点，同样也没有形成对师生的约束力。课程设计上应当建构“伦理具身化”的教学范式，即把伦理嵌入到技术的操作中去。评价环节上也设置“伦理影响因子”的权重，考察数据标注公平与否、可视化呈现误导等操作层面的内容。

六、未来展望

未来智能传播研究方法的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技术迭代、教育公平、全球治理三大挑战而进行的一种整体性的创新改革，以此来实现教育的技术赋能、伦理引领、全球协同这一种新的教育生态。根据技术代际更替的特点，在课程中应当采用“动态课程重构+产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方式，按照每学期15%～20%的速度对课件相关内容模块化、动态化、增量式更新，并且利用实验实训室和企业的平台作为载体，设计虚实融合的教学场景。整个改革路径也促使教学空间走向混合现实场景，教师走向认知架构师，评价标准走向数字素养，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政府、高校、科技企业和国际组织来形成治理共同体，基于政策协调、资源融通、标准共建等来共同完成由知识传授转向价值塑造的新时空。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方法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编号：HNJG-2021-0719）；湖南工业大学2024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工科背景下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编号：2024ZD10）】

（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武汉大学传播学博士）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何地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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