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明波

一

龚明德教授《文事叙旧》书中，有一篇《朱君允及其〈灯光〉》，写到了这位与袁昌英经历类似的武大女教授。我以前多次读到过朱君允，但印象不深，更没有系统地了解她的生平——直到读了龚老师这篇文章，并去查了一些资料，尤其是她女儿熊性淑编的《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一书。

朱君允（1894—1966），原名朱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早期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并赴美留学的女性先驱之一。朱君允出生于湖南常德（祖籍江苏宝山，现上海浦东）的望族家庭，祖父辈为清朝高级官员。其五姑朱其慧是曾任湖南沅州、永州、衡州、常德知府的朱其懿之妹，也是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熊希龄的第二任夫人。熊希龄是朱其懿在校经堂的得意门生，字秉三。朱君允《五姑》一文中的姑父“秉丈”就是熊希龄，但龚老师说他曾“知守湘省沅州”实为误解，似乎与朱其懿的经历混淆了。

朱君允十几岁时到上海就学于务本女子中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女子大学，1922年毕业，是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大学毕业后，考虑到原名冷僻，遂改名为“朱君允”。据她女儿推测，大概是取“君子一诺千金”的意思。1923年，朱君允到北平女高师教英文，并得以跟随姑母朱其慧一年。当时，朱其慧正忙着与晏阳初、陶行知一起推行平民教育，后来她也曾任教于南京暨南大学女子部。

朱君允1924年赴美国“四大女子大学之一”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攻读文学硕士学位，这所学校相当贵族化，要求很严格，里面几乎没有中国学生。那次同时放洋的有六十多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戏剧的熊佛西是其中之一。熊佛西向年长五岁多的朱君允发起了“非允不娶”的狂热追求，最终原抱独身主义的朱君允不顾家人与亲友的反对，选择与熊佛西于1925年6月1日在纽约结婚，并在1926年携手回国。留学美国期间，朱君允大量阅读并翻译了国内外戏剧及其他文学作品，毕业归国后，曾兼职讲授北平大学戏剧系部分课程。闲暇之时，她时常撰写文章，文笔清新优美，有着女性独特的亲切细腻，宛如娓娓清谈。她还扮演起了贤内助的角色，时常勉励丈夫的戏剧事业。熊佛西的著名喜剧《艺术家》就是由朱君允译成英文，刊发在《泰晤士报》上向国外读者介绍的。她特别喜爱书法，认为“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中是有特殊地位的，是值得保存的”。她曾给许地山写过一个真书条幅，刊登在《晨报星期画报》1927年第二卷第九十八期上。

许地山与其第二任夫人周俟松是经熊佛西、朱君允介绍在熊宅相识的。周俟松说：“熊当时也在燕大任教。朱君允则是我姐姐的小姑。”周家是湘潭大户人家——左宗棠官场失意时入赘了周家；周俟松父亲周大烈先生曾是陈寅恪的启蒙老师之一。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写道：“我父亲的同学、好朋友熊佛西和他夫人朱君允是我父母婚姻的介绍人，朱君允是我五姨父的姐姐，也是我妈妈的好朋友，我们称她为大陀娘。（注：据金岳霖说，朱君允小名‘大佗’，用湖南腔叫‘带多’。）他家三个小孩儿也是哥哥和我的玩伴，我们相处得很快乐。熊佛西和大陀娘是在美国留学时相识的，熊佛西被大陀娘的气质才华吸引，狂热地追求。而大陀娘认为自己比熊大五岁，一直没有接受。熊佛西就找到当时也在美国留学的我五姨父，三番五次地又哭又闹，赌咒发誓，寻死觅活，精神都要崩溃了。我五姨父看他可怜，答应劝说自己姐姐。俗话说烈女怕缠郎，最终熊佛西如愿以偿，就在美国办了婚礼，学成回国后在北京建了温馨的家，生了三个孩子。”

那段时间，他们一家五口，经济宽裕，其乐融融。作家许地山、北大教授金岳霖、燕大校长吴雷川等都是常客，张大千也曾是他们家的座上宾。1935年5月底，《世界日报》记者含英采访了朱君允，并写成一篇长文《文学家朱君允女士》，分五期在报上连载。文中写到，认识朱女士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朴素的女人，懂得体贴家里一切事情，对一切朋友都非常热心，时常怀着要把她的朋友从痛苦中救出来的心。她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做现代的妇女是很不容易的，并告诉记者：“我对女子的观念，总以为一个女人必须作贤妻良母，这是不能否认的。人生既要找快乐，第一也要与家庭合作，不过除去做贤妻良母，女人另外还有一个自我。除了自己以外，对人类社会另有一个地位，就好像戏剧家易卜生所著的剧本，有几本的动机即是说世界有两个我。比如‘娜拉’一剧，并不是劝女人全离开家，她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有两个‘我’，在两方面都要把‘我’用上。所以我以为良母的责任不能放弃，但在对家庭之外，也要分一部分精神到社会上去服务。我个人所学的是文学，对教书总是感到兴趣，所以除了家庭的事情以外，也要教一点书，为社会服务。”当时朱君允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还要照管三个孩子，最大的不过九岁，最小的才四岁。她说：“除去自己兴趣的工作以外，我的精神大半寄托在三个小孩子的身上，除掉母子之爱是天性的，做母亲最大的责任就是扶助儿女，因为国家社会的进化全在儿童的身上。这种扶助的责任为什么不放在做父亲的身上，因为在同一时间中，父亲和母亲教育出来的儿女是大大不同的，总是做母亲所教育出来的儿女比父亲好得多，所以这个责任总是放在母亲身上对些。假若做母亲的给儿女教育成功，也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就比如我现在有三个小孩，假若我花费一些精神去教养他们，使他们将来都成有用之人，总比我一个人强得多，但是同时我要求我个人的发展，这样一来，岂不太牺牲了么？有许多女人都有这样同等的感觉，这便要看做母亲的如何支配她自己的精神和时间。假若她支配得好，两方面全可以顾得到，好在我们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中，找出几年的功夫来培养我们的儿女，自然是应该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她由此又谈到，当时的小学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待遇太差，使其难以忠于职务，接下来还谈到了中国式大家庭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男女平等的前景与挑战。最后，她还谈到了“中国话剧不发达是旧剧势力过大所致”，当时中国的话剧人才还太少，难以深入民间，“所以熊先生到定县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实验话剧如何可以深入民间”。

熊佛西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拓荒者、奠基人，每周至少工作六十小时：教课、著书、写剧本、做导演，还主持了三个在全国极有影响的戏剧期刊。在1932—1936年间，还与晏阳初合作，深入河北定县，在农民中开展实验戏剧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内政局动荡，人心惶惶，熊佛西仓促南下，辗转各地投身抗日宣传工作。朱君允只得独自承担起供养教育三个子女的责任，那时她没有工作，一家四口靠积蓄维生，可她仍旧平心静气地给孩子们做一日三餐，辅导他们读书作文。彼时，周作人见他们一家生活窘迫，且朱君允学识精深，便游说其去日据大学授课，但被朱君允严词拒绝：“我丈夫在抗日救国，我怎可以为日本人教书？”

后来，朱君允带着子女三人栖居天津英租界，并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当时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和他的同事熊大缜也暂居天津外国租界内，他们向敌后运送医药用品，还要秘密搜求制造炸药用的化学药品和各种原料。朱君允曾协助叶企孙等人采购并保管一部分准备用于抗日的物资。1939年，她甘冒生命危险掩护青年组织“抗日锄奸团”的成员孙若愚从天津乘北宁铁路客运去北平，以逃避日伪对他的搜捕。

1940年，朱君允携子女从天津启程，颠沛南下，希望与丈夫熊佛西会合，但途中却收到丈夫提出离婚的信函，原来丈夫已经移情别恋，跟有“话剧皇后”之誉的女演员叶子（原名叶仲寅）同居。许燕吉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写道：“抗日战争爆发，熊佛西只身先到了大后方，大陀娘和三个孩子留在北京过了艰苦的三年。为了拒绝给伪政权工作，大陀娘毅然带了三个孩子逃出北京，由上海到香港，就住在我家。就在我家，大陀娘收到熊佛西给她的绝情信，原来他已经和著名的话剧演员叶子同居了，信中写道：‘你是有能力的女人，能够抚育三个孩子成人。’拂袖抽身，连儿女都不顾，这对于年近半百，旅途走了一半的大陀娘真是天大的打击。幸而大陀娘是坚强的，在我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还是到了后方，在成都找到工作，独自供养了三个儿女，都学有所成……她没和熊佛西办离婚手续，熊佛西在叶子之后又有过两次婚姻，都是非法的。”

朱君允的学姐、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在危难时刻伸出了援手，聘她到成都华西坝的母校讲授“西洋通史”和“英国文学”。在金女大，她还被聘为艺术指导，指导学生排练戏剧，借道具、搞布景，两年中排演过《日出》《茶花女》《女店主》等。每逢演出，华西坝上总是热闹非凡。为了增加收入，朱君允还在校外兼课，并给报刊写稿。在物价飞涨、收入微薄、难以为继之时，得到老友陈西滢的举荐后，时任乐山武汉大学教务长的朱光潜给她寄来了信函，愿聘她到校负责女生管理工作并在外文系兼课。

1943年8月入乐山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唯一的舍监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风与南开那位无时不在的严师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们，连露面都不多。我那时以为她是名剧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离了婚，大约应该是孤高神秘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尘’，管些衣食住行的琐事。”实际上，朱君允一向对学生认真负责、关心备至。她总是如母亲般慈爱、师长般严谨地爱护着处于艰苦环境下的求学女青年。她常去巡视平房宿舍的卫生，查看厨房清洁及伙食好坏，关心女同学的热水供应如何……每逢学生生病，她还会亲自去问询情况，嘱咐同室多加照顾。她还给学生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学生开展了有益的文娱活动。

当时，朱君允流落成都、乐山，没有积蓄，身边是三个正长身体要念书的孩子，亏得有朋友援手，才谋到这份教书的工作。在忙碌一天后，孩子们睡了，朱君允才有机会写作，她的散文发表在《成都日报》副刊等处。陈西滢为她1942年出版的诗文集《灯光》所作序言中说：“在灯光底下，你看见三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依然有说有笑，还是一个和悦的家庭。可是在笑乐的底下似乎蒙着一层抹不下的悲哀，你感觉得到，也许笑声止，眼泪便会突眶而出了。你不敢久坐，因为你知道这主妇明天一早还得出去做事。她得养活这一家的人。”旧书网曾售出一册光华大学图书馆旧藏的《灯光》，朱君允的堂兄朱经农是该校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还担任过该校的校长。

著名文史学家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2007年回忆说：“1942年的秋天，我们学校——武大附中来了三位引人注目的新同学：大哥熊性美，是高中生，英俊潇洒，不久周围就聚集了一拨女同学；姐姐性慈，插入初二班，我和她的座位只隔一条走道，故交谈较多，她年长于我，端庄和蔼，有一副令我羡慕不已的甜美嗓子；小妹性淑年龄与我相仿，比我们低一班，常来我们班找她姐姐，活泼开朗，能歌善舞。开始我只知道她们的母亲朱君允是武大新来的女生管理，对其父则一无所知。一次上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父亲’，我急匆匆写了一阵，抬头环视，发现性慈呆呆看着题目，暗自饮泣。我轻轻拍拍她的肩，疑问地注视她，她断续吐出几个字：‘我爸爸不要我们了。’”吴令华还提到，朱君允充分利用金女大的特殊优势，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全面发展的环境，使他们在音乐、舞蹈、戏剧方面也受到良好的训练和陶冶。这种做法，完全是从提高孩子的素养考虑，为其全面发展打基础，丝毫没有功利的追求。

长子熊性美在为《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写作的代序中提道：“1943年在乐山，冬天冷，母亲的大学工薪低，物价贵，吃不饱。我又发了一些牢骚，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反正是留恋抗战前在北平儿时的生活，母亲突然急躁起来，对我正色地说：‘妈妈为什么带你和妹妹来四川，这里生活是苦，可是你要知道，在北平日本人要你们当亡国奴，念日文，不能学中国历史，你愿意吗? 有些东西很宝贵，人活着就不能丢掉，是钱买不到的。你已经上到高中了，怎么这个道理还不懂！’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母亲。光阴荏苒，潮涨潮退，这些话时常在我心灵深处响起。我慢慢认识到，这是母亲朱君允留给我一生面对沉浮的最大财富。”

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与精心的培养下，朱君允的三个孩子后来都成长为栋梁之材：长子熊性美毕业于湖北武昌华中大学经济系，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后任教于南开，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资深学者；长女熊性慈考入新成立的中原大学声乐系，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次女熊性淑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战争结束后，又以俄语专业高材生的身份进入武汉测绘学院。难怪很多人读了朱君允的人生经历后都不禁感叹：女子本弱，为母则刚！顺便提一句，在熊佛西去世多年之后，有一次召开纪念熊佛西的会议，熊性美受到邀请，但他拒绝参加，他无法原谅自己的父亲。

龚明德老师文中写到，1947年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后，作为进步教授的朱君允被捕入狱三天。吴令华听武大的朋友说：新中国成立后，朱君允的所闻所见，使她对新政权产生了由衷的赞赏，因而情绪高涨，好像换了一个人。同样，她也得到相应的尊重与信任，不再做女生管理而专任教授，还担任了武大的校工会副主席，随后又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常被请去出席各种会议，忙得不亦乐乎。但她从不曲言阿世，对工作中的问题必秉公直言，对群众的意见必如实上达。她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辜负人民的信任，才能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却从不考虑是否会得罪权势人物。我查到：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朱早弟、朱玖、朱君允三位人大代表，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了被编为“第二号”的提案，要求为了保护儿童，对于强奸幼女案从严惩办。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即派出工作组对这类案件进行重点检查。1957年，身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朱君允通过学校广播，向武大师生广泛征集提案。可惜，学校当时的主要领导将仗义执言的朱君允划为了“右派”。《湖北百年大事纪略》1958年12月2—6日条目：省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三百七十八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还听取《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处理人民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情况的报告》，并通过撤销“右派”分子马哲民、朱君允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决定。该次会议选举董必武、邓子恢、李先念等四十八人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这位住在天津儿子家的老“右派”，在认真进行“思想改造”时曾不经意地冒出一句：“我真搞不懂，如果生产形势真那么好，除了还债给苏联，怎么连孩子们的粮食也不够呢？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呀！”1966年冬，红卫兵强迫朱君允住进武汉大学原宅厨房一角，并查封了她的冬衣，致使她在12月6日受冻猝死。

龚老师注意到，可敬的朱君允女士写作《灯光》书中诗文时所住的盐道街，刚好就是他从湖北襄阳调到四川出版界工作时上班的地方。于是，他就想搜寻朱女士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出版一部厚厚的《朱君允文存》。但从我查到的资料来看，她发表过的作品量并不大——毕竟留给她自由写作的时间太少了。

二

在查找朱君允的资料时，我意外地找到三十多年前刊登在安化县文史资料上的一篇短文，说她原来跟一位叫张自立的“海归”结过婚。郴州烟厂离休干部彭先河1989年在《安化文史资料·第五辑》上刊登了一篇《安化最早的留美学生张自立》，此文曾得到其乡贤、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和著名学者诗人吴奔星先生的审读与润色。现全文（连同审读意见和审读者简介）照录如下：

张自立号若岩。东坪岩底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手艺工人家庭，父亲张庆龄，在东坪以缝纫糊口。他童年就学蒙馆，聪颖过人，深得老师赞许。读完“四书”、《尔雅》、《诗经》，涉猎《国语》《国策》。于国学有相当基础。并写得一手好字。1913年考中官费留美，学习土木工程。1921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工学士学位及工程师职称，同年回国。时我父亲任湖南旅鄂中学校校长，他绕道武昌会晤，留一宿，乘火车赴北京。

张到北京，住熊希龄家，熊系本省凤凰县人，清翰林，民初曾任内阁总理。自立先与熊的女儿在美同学，经其介绍与熊的内侄女朱君允结婚，他不顾[愿]在北洋政府供职，应美商天津自来水公司聘，任工程师。两年后，改任美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程师，迎母来汉奉养。1927年，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他辞职赴京，任行政院建设委员会简任技正，并兼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29年，我家迁南京，两家过从很密。记得有一次，父亲与他谈及大汴滩天险，行旅视为畏途。他建议采取炸礁浚航办法，简便可行。1948年，父亲主持资江疏浚工作，就是按照他的办法：炸礁浚航。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犯上海，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张举家迁杭州，先后担任浙江省建设厅主任秘书、浙江水利局局长、浙赣铁路理事会主任秘书。浙赣铁路系民办企业，理事聚居上海，他以主任秘书身份处理日常工作。抗战期间，理事会首迁湖南醴陵，继迁赣南、桂林。后任交通部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仍回杭州，他始终坚守岗位。1949年夏在上海。解放后，铁路由人民政府接管，他改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1977年因胃癌去世，葬在西子湖畔。有二子二女，均具有高级职称，在科技方面为“四化”贡献力量。

张在美专攻土木水利工程，抱工业救国之心，很想为祖国干一番事业。可是，旧中国政治腐败，不论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都是一丘之貉。因此，回国卅年，仅在浙江水利局工作的那几年，算是用其所学，但当道不重视经济建设，财力、人力均绌，未能有所作为，实为终身憾事。

附：吴奔星教授给安化县文史会的信

人民政协安化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安化最早的留美学生张自立》一文，已阅毕。只是资料尚不充实，事实尚欠准确。题目既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便应以此为重点，惜阐发不足。经过删补，不妨先予刊用，再寄其子女，为张自立先生合写一篇传记。张彭两家是熟识的。可惜先河同志的父兄均已作古，他本人与张虽见过面，但所知不多，难于写得详细、准确，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所润色者只是使基本事实符合实际，使文章结构首尾完整而已。一时也无法为其补充太多的材料。一因原稿编（篇）幅不便插入，二因改得太多，便使原作面目变色，喧宾夺主了。还是等刊出后，向张先生子女“抛砖引玉”吧。

专此奉复，并致

敬礼!

吴奔星

1988年12月10日

吴奔星教授，系安化东坪镇吴家湾人。193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桂林师院、贵阳师范、武汉大学、徐州师院等高等学校教授，现执教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作家作品的教学与研究，对于中国古代、现代诗歌美学理论有比较深湛的研究，多所创获，已出版专著十多种，发表论文两百多篇。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中国茅盾研究学会、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及江苏省上述学会会长等。他对茅盾小说的研究成果，已译成英、法等国文字向外介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问题是，彭先河的《安化最早的留美学生张自立》一文可信吗？我发现，这篇文章在经过吴奔星删改修订之后，“事实尚欠准确”的判断仍然是适用的。比如，“自立先与熊的女儿在美同学，经其介绍与熊的内侄女朱君允结婚”这句就要存疑。据这篇文章，张自立1913年留学美国，1921年回国。熊希龄和朱君允五姑朱其慧有两个女儿，长女熊芷1923年8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研修幼稚教育及教育行政，1927年回国后担任香山慈幼院蒙养园主任，丈夫朱霖是其七舅之子（在美国学航空专业）；次女熊鼎，年轻时赴美留学，后在美定居。两个女儿都不太可能跟张自立同学。朱君允1922年大学毕业，1923年在北京，与“住熊希龄家”的张自立有交往乃至恋爱都是可能的，但两人在此期间结婚，然后女方1924年去留学，并在第二年嫁给其他男人，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这篇文章也没提张自立后来离过婚，而是直接写他生了二男二女。

本文初稿得到了吴奔星教授哲嗣吴心海老师的关注，他不仅告知我张自立是吴奔星的堂舅，彭先河那篇文章确实有疏漏之处（张自立的夫人名叫朱君美，应该是朱君允的姐妹；吴心海本人见过张自立一次，见过朱君美两次），而且还帮我指出了一个大失误（我原来想当然地以为1932年“一·二八”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有误）。我最初得知吴奔星老家也是安化东坪镇时，曾怀疑他认识张自立，读他的审稿意见时更有此感觉。如今吴心海老师的留言完美地解决了我的疑问，理顺了文中明显的矛盾之处，并为本文写到的两位湖南海归建立了真实可信的亲戚关系，实在是太感谢了。吴心海老师二十年前编了一厚本《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书前的插图有吴奔星母亲张真荣女士的照片，而她正是张自立先生的堂姐。心海老师告知，书中还收有一篇张自立之子张健航的文章。由此文可知，张自立对吴奔星在学习工作方面鼓励和帮助较多，抗战期间曾安排他在铁路和矿山系统从事教育工作，二人“文革”时还有通信。另外，心海老师还补充说，彭先河的父亲叫彭国钧，是安化籍教育家，曾创立吴奔星就读过的湖南修业学校。可惜的是，吴奔星先生未能写作专文介绍他这位堂舅，而彭先河那篇文章似乎也未能起到向张自立先生子女“抛砖引玉”的功效。

我发现，张自立并非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其专业也不是“土木水利”，而是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铁路建筑专业。1917年3月2日《时事新报》所刊《湘省欧美留学生调查录》记载：“留美学生十九名……张自立 依立罗斯大学铁路建筑。”1921年3月18日交通总长叶恭绰的政府训令里写有：“张自立系美国意里诺大学建筑科毕业。”

张自立回国后曾在美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作，并兼任过中央大学教授，倒是能找到证据。《汉口导报》1947年6月一组《既济水电公司史话》写到，张曾在该公司担任总工程师。1931年3月17日《大公报》刊出的一篇《中央大学规模宏阔》，列出了工学院教授名单，其中就有张自立的名字。

寰球中国学生会1922、1923年连续两年将他列为“赞助本会最力者”之一，他还在较早的时候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水利工程学会、土木学会等成立时，张自立都是积极参与者和负责人，也深度参加了若干重大铁路交通水利项目，因此也不能说他在专业上无用武之地，“未能有所作为”。

有关张自立资料最丰富的时期，还是他在浙江水利局局长和浙赣铁路管理局局长任上时。他曾参与钱塘江海塘工程、钱塘江大桥建设、浙赣铁路修复等重大工程。比如，《益世报》1933年9月25日报道《钱塘桥工委会成立》，茅以升任主任委员，张自立为委员之一。《前线日报》1946年12月14日报道，当交通部长俞大维想任用私人，替换张担任浙赣路局长之职时，员工以全体辞职抗议，对他进行挽留。

可叹的是，当年杭州落入日寇之手，张自立参与建设数年之久的钱塘江大桥刚刚通车月余，就为了阻滞日军南进，由茅以升忍痛亲自指点炸毁。而临近解放时，《大公报》和《申报》在1949年4月13日报道：浙赣路前局长张自立曾串通其上司曾养甫，以公款开采江西上饶煤矿，并将采冶权据为私有，构成贪污渎职，遭到监察院查处。其中的内情还有待进一步查考，估计不会太简单，后来随着战局变化，政权更易，此事也许就不了了之了。我还检索到，张自立的同乡好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参事的谌小岑，在1949年利用浙赣铁路理事会主任秘书职务，组织铁路员工保护铁路设施和钱塘江大桥，防止国民党当局拆迁、破坏铁路设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许康、许峥编的湖湘文库本《湖南历代科学家传略》（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列有张自立的条目：“张自立，字若岩。安化人。1913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后在美实习、考察。1921年回国，历任天津自来水公司、汉口水电公司工程师，湖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处、国民政府行政院建设委员会技正，浙江省水利局局长，首次提出钱塘江的治本意见。续任浙赣铁路理事会主任秘书，浙江省铁路局局长，交通部长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交通部主任秘书。1931年4月张自立当选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一任总干事。这个学会成立于南京，李仪祉任会长，茅以升等九人组成董事会。8月召开第一届学术年会，由张总干事报告会务。会议讨论了六项提案。会后发表了‘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一届年会宣言’、‘呈请统一全国水利行政文’和‘呈请设立国立中央水工试验馆文’以及‘呈为查勘运堤决口会拟善后办法文’等文件。学会前五届学术年会都由张自立报告会务，布置工作。学会编辑出版会刊《水利》，从1931年至1948年，共出版月刊和特刊82期。这是学会工作发展和活跃的反映。另外还撰文《总理实业计划中之水利建设》、《灌溉事业与中国》、《湖南水利蠡测》等等。到1945年，张自立还是下设特种委员会‘人才介绍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发现和联络水利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自立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

据吴心海老师说，张自立回国之初当过熊希龄的英文秘书。另外，他家里保留了张自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信函，用的是“浙江大学”信笺。由此可推测，张自立先是在浙江大学任教，大概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才到上海同济的。心海老师还告诉我：“张自立先生1949年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日子过得很不好。当年我陪父亲去看他的时候，他们就住在楼梯间里。‘文革’中，他生活困难，曾写信向茅以升求助，结果受到冷遇。后来他好像是出门拿报纸从楼梯上摔了下去，摔断了腿，然后就发现有癌症。去世之前也没有等到平反。”更为可惜的是，在表叔张健航先生去世后，心海老师和张家失去了联系。心海老师和我都认为，张自立的工作和贡献，现在几乎没有人提及了，但愿本文能切实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

朱君允在1935年接受《世界日报》记者访谈时，曾谈道：“在从前曾有‘一人成佛，鸡犬登仙’、‘好汉养千家’的俗语，因为昔时的消耗少，所以一个人挣钱便可以养一大家子的人……但是大家庭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天伦的快乐，颇有风趣，比如我们要谈谈话，随便坐下来便可以谈了，小家庭便要出去找人玩，再有一点好处就是彼此帮助的人多。”由本文前两部分，大致可以看出熊希龄、朱其慧夫妇对朱君允和张自立的支持。他们同样不遗余力地帮助过朱君允的一位堂兄——教育家、学者、出版家、诗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推动者朱经农。

朱君允在《五姑》一文中写道：“辛丑那年是我们家最坏的流年。在一年之内，五伯、七叔、七婶、九婶和我的母亲相继去世。留下的是一大群素白麻衣的孩子们，其中有不满一岁的婴儿。几年后，我的父亲去世，祖母已伤心透了，五姑由上海归宁，安慰祖母，同时又随姑丈回沅省亲……那次从沅州回到长沙，她就开始安置我们这群孩子，有的送往日本留学，有的带到上海读书。当时我们哪能了解她的计划趋向，要重建家庭的新力量。那时她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少妇。”被熊希龄、朱其慧夫妇“送往日本留学”的孩子，就包括朱经农。

朱经农幼年丧父，随叔父朱其懿迁居湖南，受姑母朱其慧抚养。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其间加入同盟会；1905年因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回国，参与创办上海中国公学。1916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中小学新学制教科书，参与平民教育运动，与陶行知合编《平民千字课本》。1925年参与创办光华大学，历任教务长、副校长，1945—1948年任校长。1932—1943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推行义务教育，增设中小学及职业学校，奠定湖南现代教育基础。曾任齐鲁大学校长（1931）、中央大学教育长（1943），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常务次长（1928—1931）、政务次长（1944）。

许燕吉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写到父亲许地山去世第二年，由香港流亡到衡阳的经历时说：“五姑爹几天后就回桂林上班去了，妈妈不久带了哥哥去衡山，还去了一趟当时南迁的省会耒阳。原来省教育厅的厅长朱经农是五姑爹的堂兄，中教科科长余先励夫妇是妈妈北师大的同学。他们都留妈妈到教育厅工作……转眼，学期就结束了，妈妈和刘娘都被撤职了。妈妈的罪名是‘治校无方’，刘娘的是‘训导乖张’。因为五姑爹常拿这八个字来和妈妈、刘娘开玩笑，我也就知道了。其实还是教育厅长、国民党元老朱经农力保，才没有把妈妈和刘娘当共产党‘查办’。”

实际上，熊希龄、朱其慧夫妇还帮助过很多家族外的年轻学子，对湖湘子弟尤其关照。为了解释清楚这一点，得稍微回溯一下历史。

1888年，朱其懿担任沅州知府。他在湖南多处任职，“所至有政声”，尤以兴学育才为务，他深知教育对于改变地方风气的重要性，便决定从振兴本地教育着手。于是，1889年，一所具有维新思想的新型书院——沅水校经堂落成开学。学堂以“实学课士”为宗旨，以经史为治学之根本，兼而习之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等，以造就实用人才。朱其懿延揽通经名宿为主讲，师资雄厚。

熊希龄进入学堂后，如鱼得水，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长足进步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为他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被选调到长沙的湘水校经书院继续深造。在这里，他的才华得到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也为他日后的辉煌人生埋下了伏笔。1891年，他高中本省乡试第十九名，阅卷官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1894年，他终于高中二甲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一时誉满三湘。1895年，时任永州知府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断弦的爱徒熊希龄。据说，朱其懿当时曾题上联“种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熊希龄对出下联“蓄一池水，测天地盈虚”，让朱氏兄妹拍案叫绝，最终好事告成。后来，袁世凯盛赞朱其慧为“名门淑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具备”。

朱其懿保送熊希龄至长沙湘水校经书院读书这一善举，为湖湘大地培养出了一位杰出的人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熊希龄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在政治、教育、慈善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朱其慧作为他的贤内助，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与他一同为湖湘子弟的成长和发展努力经营。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无数国人。熊希龄也深受触动，他对大清帝国的腐朽和软弱感到痛心疾首，毅然投身于维新变法的浪潮之中。1897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筹备，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这所学堂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致力于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熊希龄担任学堂提调（即校长），为学堂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四处奔走，聘请了维新派首领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与唐才常为中文分教习，为学堂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谭嗣同为学堂亲笔撰写了一副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不仅表达了他对湖湘子弟的殷切期望，也激励着无数学生为国家的振兴而努力学习。在时务学堂，学生不仅学习传统的经史学问，还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蔡锷就是时务学堂的优秀学生之一，他在学堂里接受了系统的新式教育，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后来，蔡锷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军事家，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时务学堂，熊希龄还参与创办了《湘报》，担任董事，为传播维新思想搭建舆论平台。《湘报》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思想，报道国内外时事新闻，介绍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知识。它不仅在湖南地区广泛发行，还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对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熊希龄还积极参与创办“南学会”，组织各类学术讲座和讨论活动，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湖南的维新运动注入了活力，为湖湘子弟提供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了湖湘子弟的爱国热情和进取精神。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熊希龄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然而，他心中对教育的热爱和对湖湘子弟的关怀从未熄灭。1902年，常德知府朱其懿和被罢官在家的熊希龄，在常德城内北门玛瑙巷创办湖南公立西路师范讲习所，第二年改为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熊希龄任校长。在他的努力下，西路师范学堂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为湖南乃至全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从这里走出了林伯渠、蒋翊武、覃振、李烛尘、翦伯赞、粟裕、滕代远、廖汉生等众多著名人士。

1904年，熊希龄到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支持下，创建成立各种学校。1905年，他会同醴绅文俊铎等在醴陵展开瓷业调查，发现醴陵有极为丰富且优质的瓷土。于是，他决定在醴陵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校和湖南瓷业制造公司。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从此蜚声国际，醴陵也因此成为中国重要的陶瓷产地。湖南官立瓷业学校的创办，则为醴陵瓷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推动了醴陵瓷业的现代化进程。

熊希龄一生都怀着一颗慈善之心，尤其关注湖湘子弟的生活状况。每当湖南地区遭遇灾害，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积极组织救援，为家乡人民排忧解难。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湘西成为战场，百姓惨遭兵祸，流离失所。熊希龄担任“湘西宣慰使”，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战火纷飞的地区，联络接洽北军过境，避免地方与军队产生冲突。同时，他积极组织力量，为难民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救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使许多湘西子弟在这场战争中得以保全性命，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191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顺直大地。夏秋之际，直隶地区连降暴雨，致使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潮白河、大清河、子牙河等数条河道相继决堤，洪水如猛兽般肆虐，京畿一带成了一片泽国。京汉、京奉、津浦铁路全部中断，水灾波及一百零三个县，近两万个村庄，受灾民众超过六百万人。已退隐天津的熊希龄看到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惨状，心急如焚，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了捐款万余元，交给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

在赈灾过程中，熊希龄看到许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将自己的儿女遗弃或者变卖，还有很多灾民涌入北京避难，其中有许多流浪儿童，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朱其慧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心中十分不忍，她力荐身为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会长的丈夫熊希龄开办慈幼局，专门救助这些儿童。

1917年11月20日，北京慈幼局正式开办，其开办费及日常开销均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供给，难童收养工作主要由英敛之负责，该局分为男、女两所，总计收养儿童一千余名。次年4月，水患平息，因为慈幼局属于临时组织，故打算就此解散。他们联系家长分别把孩子领回，但到了最后，还有两百多名儿童无人认领，这让熊希龄和朱其慧十分揪心。

熊希龄决定创立一个常设机构来收养和教育这些儿童。他找到时任总统徐世昌，向徐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说创办慈幼院需要固定场所，他想借用香山的静宜园，因为那里面积很大，在此创建慈幼院，除了可以收养原慈幼局的两百多名孩童外，还可以惠及北京城的孤儿和贫家子。徐世昌召开内务府会议，决定准予使用。那时的静宜园属于清廷私产，经过协商，清室同意借用此地办慈幼院。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慈幼院的办院费用来自水灾河工督办处，还有很多中外团体和个人予以赞助。资金充足，使得慈幼院建筑设施十分完善。该院还下辖二十九所各类工场，以此培养学生的技能，同时办有种植场、家畜饲育场、养蜂场等来补贴学校费用，另外还开办有香山农工银行、甘露旅馆、电灯厂、商场、汽车公司等。

在香山慈幼院，孩子们不仅能够吃饱穿暖，还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熊希龄和朱其慧为孩子们聘请了优秀的教师，开设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包括文化知识、职业技能、品德修养等方面。他们注重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在温暖和关爱中茁壮成长。许多从这里走出的孩子，后来成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用自己的所学和所长，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普及程度极低，文盲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许多孩子因贫困和缺乏教育机会无法识字读书。朱其慧与陶行知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毅然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希望通过普及教育，让更多人能够获得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宣告成立，公推蔡元培、熊希龄、张伯苓、汪兆铭、黄炎培、郭秉文、李建勋、袁希涛、范源濂九人为董事。1923年，朱其慧与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朱其慧担任董事长，她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积极为平民教育事业筹集资金、招募人才。在她的努力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迅速发展壮大，在全国二十余省区设立了分会，开办了众多平民学校。

为了让平民教育更加贴近实际，朱其慧和陶行知等人亲自参与编写教材，他们从众多的汉字中挑选出一千个常用字，编写成《平民千字课》教材。熊希龄则捐出个人积蓄予以支持。这套教材特意收录了“岳阳楼”“橘子洲”等湖湘元素，让家乡子弟在识字过程中形成文化认同。湖南作为熊希龄和朱其慧的故乡，自然成了平民教育运动的重点推广地区之一。在他们的推动下，湖南各地设立了三百余所平民学校，湘西的土家族、苗族子弟，洞庭湖的渔户儿女，都能走进夜校读书识字。朱其慧曾在日记中写道：“见湘西老农用刚学的字给远方子女写信，方知教育公平是最大的慈善。”

朱其慧还不辞辛劳，亲赴嘉兴、武昌、南京、杭州等地，积极协助各地推进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8月1日，朱其慧在烟台参加平民教育学生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颁发“识字国民证”，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我参加过许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但从没有今天这样的场面令我感动。你们男女老少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既有赤脚的小孩，也有穿着围裙的女孩，这说明平民教育真正深入了民间……”她的话语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鼓舞着每一位投身平民教育的人。

1931年8月25日，朱其慧突发脑出血离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设景慧堂，“并在实验地区设景慧学校，永留纪念”（晏阳初语）。熊希龄悲痛欲绝，毅然捐出全部家财设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附属慈善教育公益机构均冠以“昭慧”二字。“昭者，吾母吴太夫人之讳也；慧者，吾妻熊夫人之讳也。”设基金社以永续亡妻未竟之志。何为未竟之志？《祭朱其慧夫人文》说：“平民教育，尚未完成，慈校经费，尚未增盈，此皆君之所眷眷，无时不居转于心灵。”

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2月12日，身兼“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之职的熊希龄发布《为抗日救国在香山慈幼院发布总动员之通告》，动员家人与香山慈幼院师生投入抗日救亡。熊希龄院长以自己一家之总动员，进而发起香山慈幼院全校总动员，以期唤起全国民众与日寇抗争的总动员。他组织院内两百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女性则加入红卍字会救护队，在战区医院工作。通告中有两段内容是分配给长婿和长女的具体任务：“余婿第四校主任朱霖，本属飞机制造专家，此时应尽其所能，以任前方航空队之修造诸工作也，故第四校主任即应委人代理。”“余女熊芷遵其先母遗意，应即组织女红卍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尽其救护伤兵，看护后方医院之责，故第一、第二两校主任，应即委人代理。”

1935年夏末，朱霖赴意大利考察航空工业及接洽在国内设厂事宜。同年9月，熊芷也受中华慈幼协会委派出访欧美等国考察慈幼教育。熊希龄填词《满江红·送霖芷夫妇赴欧》，勉励女儿、女婿“愿辛勤、为国效驰驱，存三户”，拿出楚人与敌血战到底的气概，为战胜敌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

海国波腾，东西岸，怒涛倾注。黄浦上，秋风红叶，又惊南渡。八月泛槎张博望，此行无异神仙侣。愿辛勤为国效驰驱，存三户。

鱼与肉，争刀俎。箕与豆，争焚煮。恐阴云密罩，欧非风雨。白发倚门劳望眼，喁喁更有孙儿女。盼双双鸳鸟早飞回，同欢聚。

1936年，朱霖赴南昌参与筹办中央南昌飞机厂。1938年，飞机厂转移到重庆南川县海孔洞，改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朱霖为首任厂长。在苏联航空专家彼得罗夫的帮助下，朱霖主持仿制苏联伊-16等飞机的工作，成功研制“忠甲二八”战斗机以及仿德系列滑翔机。1941至1942年，任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航空工业计划室主任。1942年，调任航空工业局局长。朱霖在航空署工作期间，试制成功中国最早的降落伞，后在航空委员会内设保险伞修造所；抗日战争期间，发展成为四川省乐山保险伞厂。他是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的主持人之一，作为抗日战争中航空建设的股肱之士，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获中将军衔。

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失守，熊希龄辗转抵达香港时，突发脑出血，25日病逝于香港。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讲话：“熊希龄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作者：肖明波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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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