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兴保

前两天，一位长期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窗来到长沙，我叫上长沙另外一个同班同学，三个人来到具有美食地标意义的文和友海信店小聚。吃点小吃，喝点小酒。老同学相聚，喜欢说点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文和友餐厅一派怀旧情景布置，烟火氤氲，更添了几分情绪的渲染与加持，我们就在陈年旧事的回忆里根本绕不出来。

摊开记忆的长卷，毋庸刻意挑选与搜寻，“双抢”注定是最苦难的篇章。盛夏时节，那种忙，那种苦，那种累，融入血液，渗入骨髓，令人没齿难忘，早已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生活有五味：酸，甜，苦，辣，咸。古诗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苦，是“双抢”最厚实的滋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同龄人一样，七八岁的样子就开始下田干活。在乡下，男劳力就直接称为“劳力”。妇女割稻子，劳力踩打谷机脱粒，挑谷去生产队的晒谷坪。四个小孩子两人一组，抱着谷把子从两侧递给脱粒的劳力。

第一脚踩进稻田，软软的泥巴从脚趾缝里钻出来，带着些许凉意。这时，感觉脚趾痒痒的，脚底麻麻酥酥。不一会儿，汗水就顺着额头流进了眼角，刺得眼睛生疼。递送谷把子是不能走的，只能跑，泥巴黏稠，天气炎热，跑起来格外吃力。一旦跑慢一点，大人就会瞪着眼睛凶你。最难受的是谷把子搁在手臂上，谷粒有尖尖的顶，两侧有茸茸的毛，刺得手臂又痛又痒。干枯的稻叶在细嫩的手臂上一划，就留下一道血印。几天下来，两个手臂又红又肿，还结出一层瘙痒难耐的疙瘩。

遇到低洼的水田，打谷机使用不了。打谷机自重比较大，上面还要站两个劳力，会陷到田里。力气最大的青壮年劳力，就会从生产队的仓库里顶个拌桶过来，劳力们用拌桶脱粒。一脚下去，水能淹到小孩子的膝盖以上。因为田里有水，谷把子浸在水里，比较沉。抱着谷把子往前走，真是寸步难行。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攀爬敦煌的鸣沙山，走一步滑三步，真可谓举步维艰，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时，真想一屁股坐在泥水里，再也不起来。

其实，大人们吃的苦远胜于我们小孩子。劳力挑着一担谷去晒谷坪，田埂狭窄，上面长着青草。土软草滑，担着百多斤的担子，稍不留神就会一屁股摔在田埂上。扁担砍在腰上，在别人的哄笑声里，又痛苦又尴尬，一时半会都站不起来。

妇女们在前面割稻子，划破手指是常有的事情，特别是左手食指最容易受伤。手指划破，鲜血直流，没有碘酒消毒，更没有现在的创可贴包扎。事先，妇女们在裤兜里都备有用旧衣服撕扯成的布条。一旦受伤，立刻掏出布条，用嘴吮吸一下伤口，然后咬着布条的一头，右手拿着另一头，在左手指伤口处绕上两三圈，打个死结，继续干活。而且还要加快速度，把耽搁的活儿赶上来，生怕别人嫌弃拖了后腿。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中暑的事时常发生。一旦有人中暑，身边总会有位内行的妇女站出来帮忙救治，乡下叫做“扯痧”。她会把患者的上衣后领子往下拉，左手洒点水在脖子上，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弯成钩形，对着后脖颈儿，夹着皮肉用劲扯。扯一下，就是一道深红色痧痕，三五下之后，后脖颈那片由深红变黑紫。我也被这样扯过痧，那是一种钻心的痛。“土郎中”随后在患者额头上与后耳根擦点清凉油。不一会，患者缓过神来，“咕咚咕咚”喝几口水，又继续投入战斗。

下午三点钟下田插秧，骄阳似火，蝉鸣聒噪，田里的水就像滚热的温泉。加上有的田里撒了石灰，被热水烫死的蚯蚓，小鱼，小泥鳅漂了一层。大家调侃着说，腿弯里可以蒸熟肉，背上面可以烤熟鱼。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写道：“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正是这番景象的生动写照。

插秧时，大人一排插六株秧苗，小孩子插四株。插秧的速度要求基本一致，秧苗横看竖看要基本成一条直线。插秧人的队形保持不了，秧苗的行距匀称度就无法保证，难免歪歪扭扭，凌乱不堪。小孩子手笨，为了不掉队，就强忍着腰疼不站起来休息。盼着到岸，只能偷偷从两腿间的缝隙里往后看，舍不得浪费时间扭过头去看。实在是累了，就用左手的胳膊肘在膝盖上靠一下，缓解腰部的压力。这时，大人会说“小孩无腰”，鞭策我们继续坚持，不要停歇。小孩子的腰，也是有筋有骨有肉的啊，弯久了也是酸痛难忍，如同腰椎被折断了一般。及至田的岸头，一屁股坐田埂上直喘粗气，动弹不得。

晚上扯秧虽然没有白天的毒日头，趁扎秧把子的机会可以伸直一下腰杆。但暴晒了一天的田里依然闷热，风不知道去了何处，蚊蝇却不离不弃，一直黏着你叮咬，脸上、脖颈、手臂上被咬得大包小包。收工回来，不想洗澡只想睡觉。中午休息若抢不到竹凉床与长条凳，趴在椅子靠背上就能呼呼大睡。谁谁谁早晨出工的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被大家传为趣谈。有一天吃早饭，我端着饭碗来到屋前大桑树底下乘凉。吃着吃着就睡着了，饭碗掉在地上，饭菜洒落一地，被父亲数落了一顿。

当时的“双抢”，一靠人力，二靠畜力。南方的畜力只有耕牛。黄牛的肉好吃，但力量小，数量也不多，唱主角的是水牛。力气最大的是公牛，乡里叫牯牛。牯牛体魄雄健，犄角宽大，两个鼻孔呼出的气息像风。晚上，辛苦一天的耕牛躺在水塘旁的杨树下休息，农民为它熏谷壳驱蚊。牛慢慢悠悠地嚼着草，吹着微风，长长的尾巴不时甩到自己背上与肚皮上驱赶蚊蝇。但此时，农人们依然在田里劳作。

但“双抢”的到来，也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幸福也时常爬上父母的眉梢。“双抢”之前，往往有段时间粮食紧缺，青黄不接，家庭主妇就不得不把红薯、南瓜、白萝卜或者青菜掺杂到大米里面来煮，这叫“瓜菜代”。早稻一收割，就可以分点口粮回家。无论穷富，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可以吃饱饭。收获的早谷除了上交公粮，生产队还可以卖些钱。手头拮据的人家可以从生产队出纳手里预支点钱，秋季孩子们开学就有了学费钱。天气渐凉了，全家人还可以添置一些新衣服。所以老人们常说“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就是这个道理。

小孩子的喜悦总是非常简单与容易。现在回想起来都能让我口齿生津的，是能吃到香喷喷的猪肉。搞“双抢”之前，生产队要杀一头大肥猪，家家户户都能分到一块肉。小时候家境非常不好，湖区人家常吃鱼，但吃肉的机会屈指可数。春节、端午和中秋能吃上肉，平时也就只有双抢能闻到肉香了。炖一钵萝卜，放上几片泛着油光的肥肉，奢侈一点就来个大蒜辣椒炒肉，满屋飘香，闻着就让人兴奋。家家户户打牙祭，大人还可以喝点白酒。

中午休息时，父母总想办法给我们解暑。父亲从菜园子里摘来个绿皮大菜瓜，用水一冲，一巴掌拍下去，菜瓜就裂成好几块，块块都连带着芳香柔软的瓜瓤和清甜爽口的瓜籽。

卖冰棍的人背着个木箱子从门口经过，不停地吆喝：“香蕉冰棒，好吃的香蕉冰棒！”看着我们眼巴巴地望着卖冰棍的人，母亲偶尔也从枕头底下摸出点零钱，给我们兄弟一人买一根。母亲自己不吃，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吃。我舔了几口之后，就把冰棍送到母亲嘴边，逼着要她尝尝。只见母亲咬了一小口，吞下去的时候发出“嘶嘶嘶”的声响，然后嗔怪道：“冰死个人啦，这有什么好吃的！”

中午收工时，若赶上生产队的抽水机正在抽水灌溉，那就是我们小孩子开心快乐的高光时刻。把衣服一脱，剩个短裤，有些脸皮厚的连短裤都脱了，光着屁股跳进排水沟。大家都往水泵的出水口处挤，这里水最凉，水劲最大，冲在头上身上特别舒爽。有时候外河往垸内排洪水，屋门口的小沟小渠都涨满水，虽然水体相当浑浊，却十分凉快。外河来的水里常有大鱼，休息时，大人在沟里捞鱼，小孩子就泡在沟里游乐嬉戏，玩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把“双抢”的苦楚抛到了九霄云外。

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学，已经分田到户了，放了暑假，我依旧是年年帮着父母搞“双抢”。记得那个时候有了脱粒机，割完稻子就挑回自家门口的晒谷坪。晚上，做脱粒机生意的人挨家挨户上门服务。小时候搞“双抢”没挑过担子，上了大学开始挑谷把子了。一担刚割下来的谷把子，大概六七十斤重，但压在肩膀上死沉死沉的。先是右肩挑，再换左肩。右肩左肩都疼了，就用后脖子挑。扁担压在后脖颈上，头自然就低垂下来。烈日炎炎，担子又重，我满脸通红，龇牙咧嘴，有时候口水都沿着口角流了出来。狼狈不堪的模样，引得邻里乡亲掩嘴窃笑。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离家不远的镇上教书，暑期放假，我还得在家里的“双抢”岗位“上班”。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湖南卫视当了记者，我才彻底告别“双抢”。

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工具不断改进，机械作业大大地替代了人力与畜力。后来，“双抢”的内涵已经彻底改变。伴随粮食亩产的大幅提升，人们对大米品质追求的提高，很多粮食种植区从种植双季稻改种一季稻。“双抢”，这种长江中下游农业地区独有的集体记忆，即将成为一种逝去的农耕文明形态，沉淀为被定格与封存的历史。

时节如流，世事变迁。但关于“双抢”的记忆，我是一直于心戚戚，耿耿于怀。儿子读中学的时候，为了劝他勤勉学习，我试着给他讲述儿时“双抢”的苦难经历。哪知道儿子淡然回复道：“你们小时候天不亮就要下田干活，有干不完的农活，现在的学生天不亮就要去读书，有写不完作业，刷不完的题。”略一停顿，儿子微笑着说：“老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是啊，二十多年的“双抢”经历，确是我人生旅途上艰苦卓绝的“长征”。漫漫征程中，涵养了一种生命的韧性与强大的精神，这其中包含了被磨砺出的吃苦耐劳品格，淬炼而成的坚忍不拔意志，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时间意识，还有对团队协同重要性的认知，对父母养育、对土地馈赠的感恩戴德。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长征”，这是我们那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集体“长征”。

“双抢”，就像一块粗砺而坚毅的磨刀石，在岁月长河里不断打磨我们的生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责编：陈洁

一审：陈洁

二审：彭静

三审：黄维

来源：科教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