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江大码头（图片来自网络）

刚刚完成长篇小说《驻村冻江源》的修改并向出版社交稿，就接到我的导师、知名语言文化学者、原湖南电大校长杜纯梓教授的动议，要组团应著名儒商刘跃苗先生的邀请，去湘中新化完成一次梅山文化的寻访之旅。团中除了几位执着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友，还有《大众卫生报》原总编辑陈野老师同行。她祖籍新化，出生在向化街大码头万寿宫的东厢房，且在新化短暂工作。谈起新化大码头，往大里说就是“资江大码头”，她眼里总泛着资江的波光。她的故里重游和熟门熟路，也使我们对这次出行充满了期待。

▲釆风团成员在新化道教协会(万寿宫)门口合影。万寿宫东厢房即为陈野老师(左二)出生地。

我对新化的强烈兴趣，早在那部描写冻江源头大塘村驻村故事的小说里就埋下了伏笔。

我的老家在资江源头夫夷江畔的崀山脚下，与资水中游的新化隔着三百里水路，却共享着同一条江水的记忆。“澬南老可”的微信公众号，早就把我的地域坐标暴露无遗。至于新化，除了属于“同饮一江水”的缘故之外，还在于这条江与我作品《驻村冻江源》中的冻江，以及新宁“楚勇文化”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有着太多的联系。冻江作为资江的二级支流，在小说里承载着楚勇后裔徐友华家族的兴衰，而现实中那些沉在江底的毛板船残骸，正静静等待我去打捞历史的回声。趁着这次寻访，正好可以顺着资水的脉络，找到解开这方山水的密码。

大熊山的云雾比藏匿在山中的传说更早地张开双臂迎接我们。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螺旋攀升，风电场的钢铁巨人挥舞长臂，将黄帝巡狩的传说与清洁能源的现代特色奇异地糅合。杜教授指着云雾中若隐若现的蚩尤峰说：“看那山脊线多像一柄倒插的战斧。”

大熊山的名字源于《史记》中“黄帝登熊湘”的记载，相传黄帝曾在此巡狩，而蚩尤部落的后裔——梅山先民，则在此繁衍生息。海拔1600米的山脊线上，现代风电的钢铁巨臂缓缓转动，与山间的古寺飞檐形成奇妙的对照。熊山寺始建于唐代，寺内供奉着“圣帝”（即蚩尤的民间神化形象），香火千年不绝。寺后的古银杏树已有1200年树龄，夏日山风吹叶的沙沙声与僧人专注的诵经声交融，仿佛时间在此静止。

落日的余晖中，整座山脉便如一幅晾干的水墨画，墨色晕染处是苍翠的原始次生林，留白处则是缭绕的雾气，仿佛黄帝与蚩尤的战场仍未散尽硝烟。这座横亘于新化与安化之间的山脉，既是梅山文化的发源地，也是资水流域最古老的自然图腾。

下山途中，偶遇一位采药的老人，他背篓里装着黄精、七叶一枝花，腰间别着一把柴刀。他说，大熊山的每一味草药都有故事，比如七叶一枝花，梅山人叫它“蚩尤草”，传说能止血疗伤，是当年蚩尤战士的救命药。这样的民间叙事，让大熊山的每一株草木都沾染了神性。

山脚下的蚩尤文化广场上，多面铜鼓环绕着一尊巨大的蚩尤塑像，他手持战斧，怒目圆睁，仿佛仍在守卫这片土地。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当地人会举行隆重的祭蚩尤仪式，傩戏班子戴着狰狞的木雕面具，跳起古老的战舞，鼓声如雷，号角呜咽，仿佛重现那场远古的征战。

在梅山文化博物馆，十二面牛皮鼓围成“梅山十二指”阵法，鼓面绘着星斗图案。管理员用鼓槌轻击“天罡位”，沉闷的声响竟在馆内激起七重回音。我在想，这是否就是蚩尤与黄帝的对话？面对鼓面上深深的裂纹，我们无限虔诚地陷入了梅山文化密码的深思。

博物馆的青铜钺上，我注意到与冻江流域出土楚器相似的云雷纹。陈野老师翻出手机里新化山歌的录音，那转音方式与我在新宁采集的楚勇军歌如出一辙。这些碎片在脑海中突然拼合成形——或许梅山文化与新宁的舜文化、楚勇文化，本就是资水哺育出的并蒂莲。

要了解老新化，必然要踏进向东街。向东街的青石板早已被岁月磨得发亮，每一块凹陷的纹路里都藏着新化老城的呼吸。这条不过千米长的老街，自北宋建县以来便是资水中游最繁华的商埠，石板缝隙间渗着桐油、烧酒与梅山烟熏腊肉的陈香。

临街的铺面仍保留着明清格局——风火墙高耸，门楣上“聚源昌”“德盛隆”的鎏金匾额已斑驳，却依稀可见当年宝庆商帮的豪气。铁匠铺里锤声叮当，老师傅打着资江排工用的船钉；篾匠店门口堆着毛板船专用的竹缆，柔韧如梅山人的筋骨。转角处的“刘记酒肆”，柜台上的锡酒壶还刻着同治年号，老板说这栋木楼“比曾国藩的湘军还老”。 黄昏时，老人们坐在街檐下抽旱烟，说起光绪年间码头上的“桐油战争”，仿佛资江的浪涛声仍拍打着斑驳的河堤。

慎德堂的戏台常有傩戏上演，戴三王面具的艺人吼着高腔，戏台上唱着《目连救母》的傩戏片段。花脸演员一个鹞子翻身，腰间铜铃哗啦作响，让我想起冻江老排工描述的《喊滩》铜哨：由熟知水性的老排头立于排首，以特定腔调呼喊水文情报，如“左三篙，右两桨，中间有个阎王礁”之类。相传光绪十七年，有周姓排头创《七十二滩诀》，将冻江至资江所有险滩编成韵文。此诀民国时尚有传人，可惜今已失传。

那面嵌在内厅右墙上的名流谱系图，把新化“楚南望邑”“同盟会会员荟萃之乡”“水上商帮”“毛板船故乡”等人文厚蕴彰显得淋漓尽致。陈天华、谭人凤、方鼎英、邓显鹤、邹廷望、王南美……龚谷成、邹庚壬、罗盛教……等风流人物蔚为壮观。然而，在居中的正下方，却赫然出现了安徽巡抚江忠源（追赐总督衔）的画像。我的这位楚勇创始人的老乡，可是清朝历史上汉臣大面积崛起的肇始者，是他先于曾国藩在新宁私募兵勇、兴办团练，是名副其实的“湘军之父”。然而，他的画像出现在新化群贤丛中，又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文字解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句：“江忠源的祖籍就是新化的啊！”我赶紧向“小度”求助，一看，竟然惊掉了下巴——道光《宝庆府志》：杨溪江氏其先曰大琅，始居新化之永宁乡黄泥石（注：今新邵县迎光乡顺水桥峰江村）。大琅生卯，卯生万金，万金生祯祥，祯祥自新化之黄泥石徙新宁之杨溪。大琅公于南宋理宗年间，自江西迁新化黄泥石，其四世孙祯祥公自黄泥石迁新宁杨溪。江忠源是新宁祯祥公的十三世裔孙。也难怪，在潘金莲的出生地都要争个你死我活的当下，一个白纸黑字、有据可考的晚清从二品大员，赋以“新化”标签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事了。

走出“慎德堂”，石板街的顶头就是曾经喧嚣鼎沸的资江向化街大码头，可惜现在已经被加高十几米的防洪大堤和堤上的沿河大道拦在眼前。走在青石铺路、古色古香的老街，我禁不住就爬上河堤，要去找寻当年新化城内最大、最繁华码头的烟云。我爬上河堤，数着不是丰水期的那些依然裸露在日光下的石级，看着依然庞大的临水码头的原貌。早年间，这里不过是个“日晒网、夜补船”的小渔村，几十户茅草屋歪歪斜斜地挤在河滩上。渔民们天不亮就摇着“鸭划子”出船，归来时船舱里蹦跳着的总是那几尾鲫鱼鲢鱼河蟹河虾；女人们则在浅滩处种藕采菱，手指常年泡得发白起皱。

转机出现在明朝末年。那年冬天，资江上游从新宁发出的几艘货船途径邵阳的孔雀滩，货船在险滩触礁以后变得歪歪扭扭，依然一路下行，行至向化街大码头的地方，只能停船修补。当地一些精明的新化人立刻发现，新化对资江上游开往益阳、岳阳、汉口的货船，可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若在此设立中转码头和屯货的仓库以及供各地船老板休整加油的火铺、客栈，生意一定会火起来。第一个姓刘的老板，先是搭了个简易栈桥，后来干脆买下渔村东头五亩洼地，夯土筑基建起了第一个对各地商船屯货仓储服务的“刘氏货栈”。

随着刘氏货栈开张，什么李氏客栈、黄氏饭铺也就次第新张，接着还吸引了大量如双峰布商、江西瓷商等外地商人接踵而至。原先的泥滩渐渐被青石板覆盖，芦苇荡里立起了带风火墙的货仓。到了顺治年间，码头附近已发展成“三街六巷”的格局：正街两侧米行、布庄林立；横巷里挤满了打铁铺、篾匠坊；河岸处则是一字排开的茶馆酒肆，终日飘荡着资江号子和邵阳花鼓调。最热闹时要数“逢三”赶集日，四乡八里的农民摇着橹来赶场，汉口来的小火轮鸣着汽笛靠岸，连洋人传教士都会在码头摆摊发放彩色画报。

到清康熙年间的向化街大码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用几块木板搭就的渔港。三十丈长的青石台阶伸入水中，台阶上凿着防滑的波浪纹，常年被船工们的草鞋磨得发亮。货栈区的起重机“嘎吱嘎吱”地吊装着桐油桶，苦力们喊着“嗨哟——嗨哟——”的号子搬运货箱。戴着瓜皮帽的账房先生们站在趸船上验货，算盘珠子打得噼啪作响。空气中混杂着资江鱼腥、双峰酱菜和汉口煤油的特殊气味，这就是向化街独有的商业气息……

我之所以对这个码头如此着迷，还是源于《驻村冻江源》的小说，在大塘和冻江沿岸采风时，当地村民讲述了他们的先祖从冻江向夫夷江、资江放排和跑毛板船的故事。小说中有个叫徐友华的包头，他的曾祖父徐坨子常年带着一支排帮跑新化，后来看到新化人靠向汉口跑毛板船赚了大钱，也就纷纷效仿。但夫夷江到新化，共有五十三处险滩、旋涡、礁石，占资江到汉口航运险境的三分之二。船工谣称“五十三个滩，滩滩鬼门关”，新化人邓显鹤在《资江舟子谣》里载：“一滩高十丈，十滩高百丈，宝庆在天上。”如上游的象鼻滩，有“宝庆开船下汉口，象鼻滩涂第一滩”之说，其陡险程度可见一斑。而邵阳县的孔雀滩，以礁石林立、水道狭窄、旋流湍急著称，留下无数船工“水过滩头声声急，船到江心步步难”的哀叹。关于徐坨子跑毛板船闯孔雀滩，至今还有传说。有一次徐坨子押了三艘毛板船过孔雀滩，因为涨大水，滩前的洄水凼流速很急，第一艘船的弟兄把橹荡起来，因为第一橹吃水太深，整个船跟着卷进了漩涡，紧接着第二艘船也跟着卷了进去。徐坨子见势不妙，指挥着第三艘船上的船工赶紧一边用篙逼着船减了速，一边将橹轻点江水偏离了航向，成功远离了洄水凼。眼见着那两艘船像越转越疯的陀螺，徐坨子却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花了老价钱请当地的水手用绳子套了铁爪子把船钩住，一头绑在岸上的老樟树上，才化险为夷免却了一场大灾难。

跑汉口，要闯出孔雀滩，钱才算赚到一半。因而他们往往过了滩，就会来到新化的向化街大码头歇脚，在老街的饭铺里“打中伙”，铆足劲了，再往益阳、汉口赶。新化人霸得蛮、发得狠，也有点欺生，但从不对新宁人大呼小叫。这还得从“丙辰盛会”说起。

新化作为宝庆商帮的主流，他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将毛板船做成产业以后，在汉口不仅占据了令人眼馋的宝庆码头，还攻城略地，抱团取暖，在汉正街附近拓出了三街十八巷的商业版图。宝庆帮的实力膨胀，引来以李鸿章为后盾的徽商和其他商帮的觊觎，一直以来相互间倾轧、械斗不断。咸丰六年（1856年），适逢湘军在湖北与太平军的激战中取胜，新宁籍湘军将领刘长佑（时任湖北按察使）邀请曾国荃到宝庆码头会面。两人把酒临风，周围兵甲列阵、战马嘶鸣、旌旗猎猎，此举既为犒赏军队，也是为宝庆商帮站台，让其他商帮知难而退。这次站台让宝庆码头安静了几十年，也巩固和加强了宝庆商帮与湘军的联系，使宝庆商帮成为湘军军需物资、军饷补充的“隐形支柱”。此一“武商一体”模式，既是晚晴地方势力崛起的典型范例，也印证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

短暂的平静，并不等于真正的臣服。徽商和宝庆商帮的争斗从未止息。直到1889年，徽帮借李鸿章的势力用诉讼对宝庆码头进行争夺。守孝在籍的新宁楚勇大佬刘坤一（时任前两江总督）暗中施压汉阳官府，最终以宝庆帮彭姓理发匠舍命穿火靴的惨烈方式保住码头，后建彭公祠纪念，反映宝庆商帮倚重湘军将领的政治庇护也从未中断。

正是有了这些历史渊源，新化人对新宁人的情谊自然就重了不少。包括我小说中的徐友华的祖上，尽管他因为势单力薄，最后放弃了直接跑汉口的毛板船营生，但他是亲身感受过新化人的照应的。那一年，随着徐坨子的毛板船越放越多，腰杆子也直了不少，汉口街上一讲“徐坨子”上岸，很多商家和窑子的姑娘就盯上他。有一天，一个徽商混混请了窑子的姑娘打配合，硬是把徐坨子身上的现银敲了个精干，最后只剩了一根裤衩在寒风中瑟瑟发颤。后来还是新化商帮出面，耙棍刀枪给他要回了部分钱物。然而，徐坨子从此无颜再闯汉口，也断了跑汉口的财路。这也让我找到了徐友华的祖上最后采取与新化老板分段合作，以提供木材粗胚和源头物产，把利润终端让给新化人去赚的真正原因。

从河堤下来，首当其冲的便是一栋青砖黑瓦、飞檐翘角、名号“诚园”的明清大宅。能占住码头口上的位置，除了阅尽满江风物的便利，此去经年，他们利用码口赚到的银子，可想而知。细一打听，屋主的确是一个姓刘的毛板船老板。天井的积水，倒映着当年刘老板原配夫人的寂寞——他在汉口发了财，在汉口置了地、修了屋，还在汉口娶了姨太太，让原配独守着“诚园”空阔落寞的宅院。她度日如年间，那扇雕花屏风上，留下了她用银簪刻着的“汉口汉口，剁脑壳的汉口”无尽的惆怅。宅院的青砖墙面上有深浅不一的刻线，到底是刘家记录涨水水位的标记，还是原配夫人记下刘老板少之又少的回家次数？一副“传世有书光争日月，环澬作带秀挹梅城”的门联寄托着所有新化人“读书改变命运”的夙愿，然而梅山文化的精深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提半个“商”字，却把商业救国、商业兴家的真谛悟得精透，昔日的“毛板船之乡”如此，今日的“黄精之乡”“文印之乡”何以不是如此？

黄昏的资江水泛着青铜器般的色泽，将向东街的灯笼倒影揉碎成点点磷火。我们又走回向东街，每一个人都有意犹未尽的回想。陈野老师说：“老可，什么时候去你们崀山，我要去看看因为修建柘溪水电站移民到新宁的亲戚。”而杜教授则敲着已是铁将军把门的“慎德堂”，他记得堂内一个手抄本上记下的“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的一段码头民谣。“这十六个字里藏着资水儿女的千年漂泊史。梅山文化的精髓，就在这种把异乡变故乡的生命力里。”杜教授不解地说，“既然宝庆帮的聚居地和宝庆码头都在汉口，这里怎么却出现‘身落汉阳’？”

而我却一直耿耿于慎德堂那出未看完的傩戏。表演者戴的“三王面具”，与冻江流域的“滩神脸谱”共享同样的赭石颜料配方；那面绘着星斗的牛皮鼓，不正是连缀冻江与资江的图腾？梅山先民将蚩尤草别在腰间的勇毅，与楚勇后裔闯孔雀滩的悍烈，本质上都是对水的驯服与臣服。当杜教授指着蚩尤峰说那是“倒插的战斧”时，我们已然触碰到湖湘文化的核心——所有锋芒终将内敛为传承的力量。

防洪堤截断了码头，却拦不住文化的暗涌。就像我修改《驻村冻江源》时删除的那句“冻江从不结冰，就像某些记忆永远保持液态”。此刻，我终于领悟：新化与新宁之间流动的，是比资水更绵长的生存智慧。从黄帝战斧到风电巨臂，从毛板船残骸到“文印之乡”的键盘声，从鸭婆桥逼仄的险象到“一桥两翼”的梦想成真，从民心离散、矛盾重重到风景独好、全面振兴，梅山人、冻江源人的每一次转型，都带着闯孔雀滩的决绝与精准。 （ 文 / 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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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