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李超平 成惠林 杨新跃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的母校——湘乡东山学校创立130周年。湘乡东山学校筹建于1890年，1895年正式开班课士，始名“东山精舍”，1900年易名为“东山书院”，1905年更名为“湘乡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题写校名“东山学校”。

兴建东山书院的初衷，是为湘乡首里（湘乡县域曾被划分为上、中、下三里，其中下里也被称为首里）的学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一举措的背景是湘乡在湘军兴起期间贡献了大量兵员与钱粮，地方人才亟须培养。为此，曾国藩等湘军将帅一方面向朝廷申请增加学额以作补偿，另一方面出资兴修书院，旨在振兴地方文教、培育人才。

曾国藩先是集资改扩建东皋书院。随着大量湘军军功阶层人士陆续返乡，培养子弟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使得学子数量暴增，当地书院难以容纳。增建一所新式学堂已成共识，且迫在眉睫。

众力成校：从精舍到学堂的筹建历程

清光绪十六年（1890）4月，湘乡里绅许时遂、黄光达、陈膺福、王晓棠、蔡中銮、庾亿、潘学海、谭襄云、杨容熙、彭国霖等十人，代民众拟《致省内外同里官商乐捐稿》，倡建东山书院。内称：湘乡首里书院少，学风日盛，负笈稍后者，每苦无地安置。因此倡导筹建东山书院，禀县存案，并晓谕劝捐。

时任湘乡知县严鸣琦（原籍广西马平县，今属柳州市），长期在湖南任职，思想比较开明。他专门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求“仿湖北自强学堂成法”而创立东山精舍，以“恭、诚、勤、俭”为训，开设“四斋”新学，即算学（实学）、格致（类似物理）、方言（含外语）与商务（实业），培养实用人才，“以济当时之急”，并亲自捐银100两。此后，筹捐事宜迅速启动，在湘乡县城北正街东岳庙专门设立筹捐局，正式筹办捐款。

筹捐局既是诸士绅筹款的机构，也是东山书院的筹建领导机构。资金的筹集方向明确，仅面向湘乡首里的18都和3坊。当时曾国藩等人已经辞世，湘军宿将陈湜、沈玉遂等人，在刚回乡不久的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带领下，表现格外积极，是出资的主力群体。其中，刘锦棠为兴建东山书院捐银2000两，是捐资最多的人。还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新疆巡抚的潘效苏（湘乡15都人，今湘乡金薮乡人）捐银400两。刘锦棠的捐赠记录仅见于东山书院的捐碑，未单独列出。两位封疆大吏，就这样悄然隐身于3000多位捐资人中。

继任湘乡知县陈吴萃中在《东山书院记》中提到：适新抚刘襄勤（刘锦棠谥号“襄勤”）捐廉为倡，而陈舫仙方伯、许绶琮封翁复会商城乡绅董，次第醵赀、鸠工、庀材、卜筑于兹山之麓。

本邑名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会试探花王龙文，则在其《东山书院记》（此碑已不存）中更详细提及：“吾邑东山书院，始建议于太子太保、襄勤刘公捐俸以惠学人，而陈舫仙方伯、许绶琮封君及李君日钦、谢君崧岳、杨君翼卿因而成之者也。”

刘锦棠的豪气捐助并非偶然。早在光绪四年（1878），他为重修湖南贡院捐养廉银3000两。此举鲜为人知，仅见于李元度给他的复信中：重修贡院，为邦人盛举，麾下独斥三千金巨款，功在斯文，义声遍三湘七泽间矣。

光绪八年（1882），刘锦棠和弟弟刘鼒又为湘乡文庙修葺工程捐银2000两，其捐碑今存于湘乡曾国藩生平研究馆内。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勘定东台山南麓莲花屋场为书院的院址，故书院以东山命名，当年就将附近200余亩田产全部买下。

此后，继续开展募捐，最终募集到钱款约合白银1.98万两，捐款者一律刻碑，共计3034个名录（含少数商号、宗祠）。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书院开始开班课士，初名东山精舍，后更名为东山书院，由清末著名书法家黄自元题写院名。

光绪三十一年（1905）8月，清廷下令“废科举，兴学校”，东山书院改制为高等小学堂。

宣统二年（1910）7月，17岁的毛泽东慕名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被时任堂长李元甫力排众议，破例收录。他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探索从此开始起步。

碑刻留名：普通人的教育情怀与家族传承

东山书院内的汉白玉捐碑共有33块，按城总、1至3坊、1至15都的顺序分列左右，另有1块藏书碑。所谓坊，指靠近县城的区域，辖区面积小于都。

每块碑上，各坊、都的捐名前列均列有“纠首”，数量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他们作为募捐局辖下的骨干，声望、能力乃至财力在当地往往首屈一指。如，悦来2坊的纠首潘觐侯（本名潘耀焜），他所在的攸叙堂潘氏，捐资三百千文（近300两银子），这在当时属于一笔不菲的款项。1926年，潘觐侯创办私立攸叙女子简易职业学校暨附属初级小学（湘乡四中的前身），并著有《筠园诗钞》。

在二坊的捐碑上，有一个名叫胡星庄的人，因为给东山书院捐款而“名留青史”。他是今泉塘镇泉塘村人。胡星庄的族名叫胡祉奎，字光斗，号星庄，他曾经到过长沙府学（即长沙府学宫）读书，是初级秀才。他并不宽裕，捐资只有4串，也就是铜钱4千文，参考当时的物价，约合不到4两银子。不过，胡星庄却有一个很杰出的儿子——胡子清。

胡子清（字濬生），自幼聪慧好学，留心经世之学，著有《历代政要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选为拔贡。同年秋，参加壬寅科湖南乡试，中第三名举人（湖南最后一届乡试）。清光绪三十年（1904），胡子清以“绩学之士”由湖南官费选派日本留学，与秋瑾也有往还。留日期间，他编译《财政学》一书，成为中国财政学科第一人。

1906年，胡子清回国。该年，湖南仕学馆和新建的湖南法政学堂同时开学，后合并分为官学部和绅学部，胡子清担任两部副监督，实际负责校务，并主讲《财政学》。湖南法政学堂后来成为了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前身，胡子清也因此在院史馆中享有创始人的地位。民国初，胡子清任财政部赋税司佥事，主管全国田赋；1930年回湘任省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船山学社董事长。

胡子清的留学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其子女亦多受良好教育。其中次子胡世悌，西南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1929届），曾主修辽宁大凌河铁路桥，该桥是新中国第一座特大铁路桥，后任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副组长。次女胡仲敬，也东渡日本，入东京女子美术专科学院西洋画科，以优异成绩毕业。1923年夏，任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现湘乡第二中学）教务主任。1925年9月24日，女子师范正式成立，她任首届校长。1926年又接任一女校校长。1926年10月，湘乡县女界联合会成立，胡仲敬为负责人之一。

积极参与捐资的，也有不少普通人。

三都“纠首”杨晓窗（号茂崇）与弟弟杨昌杰捐资二十六千文（约26两银子）。杨昌杰虽未留名碑上，但其曾孙杨新跃（湘乡四中教师、诗人）发现先祖事迹后深受触动，成为寻找捐碑后裔的契机。

这些捐碑不仅记录了晚清湘乡士绅的公益精神，更串联起家族与时代的变迁，展现了教育如何改变个人命运、推动社会进步。那场为兴建东山书院而广泛发动起来的捐款活动，无疑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前瞻性的助学活动。学子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如毛泽东、陈赓、谭政、易礼容等人，他们为解放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前赴后继，功勋彪炳千秋。

石碑上还有更多捐资人的故事有待发掘。尽管他们早已不在世间，大多数人的名字也鲜为人知。但是，江河长流，血脉永存，薪火不灭。他们与这个世界、这个县域、这个学校的深层联结依旧在延续，他们所付出的每一笔钱依旧在增值，值得今人珍惜、铭记。

作者：李超平 成惠林 杨新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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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