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小湘丨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任弼时测量党员党性的四个标志

夏羽冬   新湘评论杂志社“指点”微信公众号   2024-04-30 13:33:0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的鲜明特点。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而82年前,任弼时提出的测量党员党性的4个标志可以说就是我党早期比较系统化的“党性教育”和“党纪学习”。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党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示和规范。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于1942年7月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在报告中,任弼时提出了测量党员党性的4个标志。

标志一

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任弼时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就必须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而且,这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在他看来,只有不断与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即共产党员的党性。

现实中,任弼时自己也总是身体力行、成为“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的表率。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关键时刻,他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斗争,一连三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呈送《政治意见书》,要求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将他的意见书“碎之于地”,他仍然坚持正确主张。长征期间,任弼时尽管一度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10个月之久,但他凭借坚强党性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标志二

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

任弼时强调,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党员利益和全党利益是一致的,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外,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增加党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应当对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家里的菜蔬经费有没有超标”“孩子们是不是在大灶吃饭”“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取”,在任弼时家里,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也是大事,任弼时都会一一过问。

1946年,任弼时的女儿远志、远征从湖南老家被接到了延安。首次领生活用品时,远征在仓库看到一个粉色电光纸皮小本子,流露出喜欢的眼神,仓库管理员看到就把小本子送给了她。任弼时回家看到这个小本子,一脸严肃地对远征说:“这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们不能特殊化!”看到父亲这么生气,远征吓得立即把本子送了回去。

一个本子,任弼时为何要“小题大做”?是因为心中有尺,行为有戒。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任弼时都再三强调:“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

任弼时在延安时使用过的红色毛毯

标志三

遵守纪律、服从组织

任弼时一再强调,党内没有特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任弼时特别强调纪律的“自律性”。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

大家都熟知,任弼时平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

新中国成立后,身体越来越差的任弼时住的是一所旧房子,面临大街,很不安静。为了保证他的休息,有关部门给他选了一所比较适宜的房子,却被他拒绝了:“那个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把那所旧房子修缮粉刷一下,任弼时说,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免得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加麻烦。直到他1950年10月逝世,一直住在那所旧房子里。

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培养“自觉的纪律”,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任弼时曾语重心长地说:“一切以为革命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

标志四

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党

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要随时“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党的伟大力量也正源于此。任弼时认为,脱离群众的党组织将失掉战斗力,脱离群众的党员将减弱自己对党的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为我们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他注重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实事求是、工作作风实在。在指导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他亲自找负责运盐的乡村干部谈话,搜集整理相关材料,解决群众运盐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在转战陕北和赴西柏坡途中,他总是利用休整时间做调查研究,了解土地改革的情况,为党中央及时纠正土改斗争中刚刚显露的“左”的错误倾向,贡献了重要意见。到北京后,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调查研究。在涉及群众利益的每一件事上,他都要求谈工作的同志把问题说得具体些,深入到每个细节。正如朱德同志评价的那样,任弼时同志“树立了一个朴素切实、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

任弼时有一句名言:“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他的秘书师哲回忆:“无论弼时走到哪里,总是要做调查、了解情况,倾听群众的呼声,注意他们的疾苦,设法替他们排除困难。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就在他去世前几个星期,他还找通县农村的一位支部书记谈话,研究制订生产、渡荒的有效办法。

今天我们缅怀任弼时同志,要学习弘扬他坚守党性、勇于斗争的崇高气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要学习弘扬他严守党的纪律、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有必要对照他82年前提出的测量党员党性的4个标志,检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党性修养,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永葆共产党员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责编:王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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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湘评论杂志社“指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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