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

文/钱仲慧

郭嵩焘《挽曾国藩》联的不同版本

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是湘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衡州出发，正式踏上与太平军的作战征程。为了师出有名，曾氏和幕僚们发布了精心准备的《讨粤匪檄》。曾氏文学功底深厚，因此该檄文写得极为精彩，不少人认为足以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提并论。这篇檄文打响了与太平军舆论战的第一枪，一经传播便得到诸多士绅和文人的支持。

从开始办理团练到正式率军出征，曾国藩用了足足一年。经过一年的准备，其部队达一万七千多人（含陆军五千多人）。水师统领为褚汝航，营官有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夏銮、胡嘉垣和胡作霖等。陆军以塔齐布为先锋，营官有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不仅如此，湘军在军需品上也相当充足：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炮五百尊，军械数千件，弹药二十多万斤。

不难看出，就规模而言，湘军以水师为主、陆军为辅，后来论贡献也是如此。湘军水师的出现极大地扭转了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长期不利的局面，先后帮助清廷收复了武汉、九江、安庆、金陵等重要城市。水师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关键所在，不仅参与了关键城市的攻坚战，还为陆军提供了强大火力支援，并为其持续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克金陵。据王定安记载：“朝廷论平寇功，以国藩创立舟师（水师）为首。而国藩亦言长江既清，贼粮渐匮，故金陵两载而告克。”然而，王闿运却如此记载：“诏论国藩功，以创立舟师为首。”两者的说法从字面上看似仅略有不同，但意思却截然不同。按王定安的说法，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于曾国藩创建水师，而王闿运的说法是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上最大的功劳是创建水师。

曾国藩死后，其幕僚、好友兼亲家郭嵩焘在挽联中写道：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以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著，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从这副摘自《古今楹联名作选粹》的挽联中，不难看出郭嵩焘和王闿运的观点比较接近。由于该挽联流传较广，一度被作为评定水师贡献的辅助证据。然而据薛福成记载，郭嵩焘所写挽联的下联是这样的：“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

曾国藩去世后，黄翼升主导将相关祭文、诗词、挽联、墓志铭等整理汇编成《荣哀录》，可惜的是并未将郭联收录其中。帮着料理丧事的薛福成认为《荣哀录》所收录者瑕瑜不分，因此凭借记忆记录下被交口称赞的几副挽联，如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等人之联。

虽然这两个版本只有七字之差，结构和内容看来十分相似，然而其意思亦大不相同。前者强调的是功绩评定，而后者则着重于军事能力评定。那么究竟是《古今楹联名作选萃》中的可信，还是薛福成凭记忆写下的更为准确呢？

挽联考析：夺情复出

挽联，通常是为了彰显逝者生前的德行和功绩。关系较近者通常会表达出自己与逝者的密切关系，如左宗棠在挽联中客套地表示自己在知人和忠诚上都不如曾氏，而李鸿章则以“门生长”自居。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派驻外国的使节，与曾国藩有着八拜之交。他的挽联没有免俗地强调了自己与曾氏非比寻常的关系。要想搞清楚哪个版本更可信，就得先捋清楚两人的关系以及挽联中所提及的事情。

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曾国藩、刘蓉和郭嵩焘三人在长沙义结金兰，“曾居长，刘居次，郭居三”。后来，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娶了曾国藩的女儿曾纪纯为妻，曾郭两人成为亲家。郭嵩焘非常敬佩曾国藩，而且长期不遗余力地支持对方。曾于郭而言亦师亦友。明白了两人关系后，郭嵩焘的上联就比较好理解了。曾国藩过世，郭嵩焘认为自己是最为悲伤之人，此言不虚。

在下联中，无论是曾国藩夺情复出还是创立水师，都和郭嵩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搞清楚这两件事情的缘由对于鉴别哪个版本更可信非常关键。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清廷下旨命在籍丁忧的曾国藩侍郎办理团练。十二月十三日，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专人将咨文送至湘乡。曾氏反复思考后认为此事不太可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非常注重孝道，没有皇帝下旨夺情他是不会轻易出山的。现在圣旨有了，可他还是有顾虑，自己是在籍丁忧侍郎，没有实职，团练不好办。办理团练的工作重点有两大块，一是练兵打仗，二是筹饷。虽然他做过兵部左侍郎，可对领兵打仗是一窍不通，对治军更是一无所知。他扪心自问，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远不如朱孙贻、罗泽南等人。团练不是正规军，没有中央的财政拨款作为军费，需要自力更生。想到筹饷，曾氏更是没有门路，自己家庭出身非常一般，所结交的朋友也没什么财力。省内那些有财力的望族，他只闻其名，几乎毫无交集。因此，继续在家守孝是上策。

十五日，正在写恳请终制奏折的曾国藩先后收到了张亮基的两封催促函。他得知湖北形势非常危急，省城武昌已被太平军攻克。同一天，郭嵩焘借着吊唁名义赶到湘乡。此时曾国藩已经写好奏折，又写信给张亮基陈述不能出山的种种理由。郭嵩焘到达曾家时天都黑了，而送信专使已是整装待发。

郭嵩焘了解情况后，立刻制止，并对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然而，曾国藩不为所动。不得已，他把劝说对象转为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反复强调“力保桑梓之谊”。曾麟书被说服了，于是两人一起苦口婆心地鼓动曾国藩。曾国藩这才松口，同意夺情复出办理团练。

就这样，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笔从戎，正式开启他波澜壮阔人生的下半场。在这重要的转换中，郭嵩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郭氏对此深感自豪，晚年在自叙中写道：“三人者，中兴元辅也，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三人”指的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他劝说曾国藩夺情复出，帮助左宗棠安全渡过“樊燮案”难关，还劝诫李鸿章重回曾国藩幕府。正是郭嵩焘促成这些关键时刻的转变，曾、左、李三人后来才能出将入相，进爵为侯。

郭嵩焘对此事颇为自得，在挽联中提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解这些情况后，我们知道郭氏是夺情复出的亲历者，无须考证，因此下联中“其始出”比“考初出”更为合理。

挽联考析：创立水师

接下来，我们聊聊水师这块。湘军水师始于江忠源、郭嵩焘，成于曾国藩。

咸丰三年（1853）二月，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写信告诉其奉为师长的曾国藩，根据当前形势，要想平定太平军，必须集江西、湖北、安徽各省之力，打造几百艘战船，并调集福建、广东水师，先扫清江面，然后才能收复失去的城池。江面不清，后患无穷。这是第一次关于湘军水师的正式讨论。

五月，江忠源救援江西省城南昌。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他发现长江水面尽是太平军的船只，而湘勇在水上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因此他再次向曾国藩建议，当务之急是先造炮船击垮太平军的水上力量。

六月，郭嵩焘与湘勇一同前去支援江西。七月，郭嵩焘熟悉军情后，认为太平军流窜长江，所到之处官军没有任何的水上力量能够抗衡，他提出“非治水师不足以应敌”。这话说到江忠源心坎里了，他直夸：“在营两年，未闻此言。”江忠源请他代为起草创办水师的奏折。很快，郭嵩焘起草好《请置战舰练水师疏》，交江忠源上奏。这封奏折中写道：“故欲克复三城，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舰以备攻击。”同时还奏请湖北、四川督抚尽快制造战船，广东督抚购买洋炮。这封奏疏是关于水师的第一次官方讨论，郭氏认为“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

八月，为了抵御太平军的水上攻击，江忠源派夏廷樾和郭嵩焘在樟树镇造了几十艘木排（平铺编扎成的水上交通工具，多用于江河上游水浅处）。然后把炮架在木排上，用以攻击太平军的战船。没想到木排刚做好，太平军就退出了鄱阳湖，未能测出实战效果。不久南昌解围，郭嵩焘也回到老家湖南湘阴。十二月，他赶到衡阳，与曾国藩商定水陆营制。

此后两年多，郭嵩焘一直帮助曾国藩筹饷并出谋划策，是曾氏的得力助手。更为难得的是，他和刘蓉在曾国藩幕府期间非但不领薪水，还不要保举。郭嵩焘在湘军水师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搞清楚郭嵩焘与湘军水师的关系后，我们很容易得出“实发其议”比“实主其议”更符合事实（虽然郭氏本人并非最早提出创建水师之人）。此外，“考战绩以水师为著”比较接近王定安的说法，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则与王闿运的说法相似。

对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朝廷到底是怎么说的。同治三年七月初十，内阁上谕：“（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境。”显然，朝廷并未明确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为创立水师，不过肯定了曾国藩创建水师属于特殊功绩。客观地讲，曾国藩自然是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大功臣。而水师的创立使得湘军顺江而下的战略得以实施，因此创办水师是曾国藩从军后的最大贡献。朝廷不是不清楚这些，而是不想挑明，这样可以保存满人的颜面。

郭嵩焘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他不会在挽联中出现有悖于朝廷的观点。无论从清廷对曾氏的评价还是郭氏本人在创建水师过程中的参与度，我们都可以得出“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更为准确可信。

挽联的最后一句讲的是郭嵩焘离开曾幕之后发生的事。咸丰六年（1856）八月，郭嵩焘告别曾国藩，从江西回到湘阴仰高书院讲学。他离开的这个时间段是曾氏出征后最为艰难的时期。

其时，江西境内的瑞州、临江、袁州和吉安等重要城市先后被太平军攻克，江西西路完全失控，就连南昌也岌岌可危。太平军占领各府县后严密防守，闭城不出，其目的就在于断绝一切救济，把南昌困死。曾国藩不甘心，频频向外发出求救信，可这些求援信多被太平军截获，以至于他不得不用蜡丸隐语进行加密处理。这是曾国藩一生最为凶险的时期之一。

在这种时刻离开曾国藩，郭嵩焘心存愧疚，所以他在挽联中提及自己难以弥补的遗憾。关于最后一句，两个版本讲的是一个意思，只是“预”和“与”不同。显然，“与”比“预”更准确。当然这也可能是相同读音导致的问题。

简而言之，“其始出”比“考初出”要合理，“练兵”比“战绩”更适合，而“发”比“主”也更为贴切。另外就时间而言，薛福成的记载较成于民国的《古今楹联名作选粹》早了五十多年。因此，薛福成所记更为可信。

作者：钱仲慧

责编：罗嘉凌

一审：胡晴

二审：苏露锋

三审：黄柏禹

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