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建军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在京翰林院做检讨的曾国藩，给在湖南湘乡老家的三位弟弟—— 四弟国潢 、 六弟国华 和九弟国荃——写了一封家书。 这封家书，含金量非常高， 堪称 一堂曾国藩给弟弟们开的私教课，有劝学，有励志，还有直接阐述经典的微言大义。

曾国藩在信中首先谈及何时何地可读书。 此前 ， 老四国潢 曾致信兄长， 因家中喧闹， 想在外地找一所学习的家塾，这一想法被曾国藩断然否决。 他的 理由是， “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 ” 若真有志于求学，那么不论家塾、旷野、闹市皆可读书；砍柴、负薪、放猪也都可读书，何必归罪外在环境？如果不能立下坚定的志向，那么哪怕是神仙清净地，也读不进书。因此，关键在于志向是否真切，跟时间、地点有何关系？这一番话，铿锵有力，想必会让四弟哑口无言。因为在中国人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就有关于古人为学不择时间、不择地点的种种例证：

昔仲尼 师项橐 古圣贤 尚勤学

赵中令 读鲁论 彼既仕 学且勤

披蒲编 削竹简 彼无书 且知勉

头悬梁 锥刺股 彼不教 自勤苦

如囊萤 如映雪 家虽贫 学不辍

如负薪 如挂角 身虽劳 犹苦卓

苏老泉 二十七 始发愤 读书籍

彼既老 犹悔迟 尔小生 宜早思

不论是圣贤，还是官员；不论是身劳、还是家贫，也不论年老年少，一旦立志，都能勤奋刻苦地读书求学。而曾国藩自己也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斗闹之场，亦可读书”这一段话， 或许也让 毛泽东 在成长阶段受益 。毛泽东青年时代说“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的读书方法对他深有启发。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曾专门跑到熙熙攘攘的闹市读书，以训练“闹中取静”的能力。后来革命战争年代，也始终不择时间、不择地点地读书，在大军围困的井冈山上，在枪林弹雨的长征途中，在奔波巡视的专用列车里，在马背上、在窑洞里、在路灯下，不论何时何地，都能挤出时间读书，而且只要一拿起书，都能浑然忘我，精义入神。毫无疑问，这种功夫的前提是坚定的志向。

曾国藩的信中，有一段专门提及 六弟 国华 。 老六 此前 科举 考试不顺利，便埋怨自己命不好。 老六和老四两个弟弟 ，遇到挫折，一个责怪环境，一个埋怨命运，在曾国藩看来都是志向不高、格局不大所致。为此，他向弟弟们详述 了 一个君子应该以什么为“志”、以什么为“忧”。他说 ：“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 君子的志向，应该有民胞物与的气度，有志于开创内圣外王的功业，然后能不负父母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完美无缺的圣人。岳麓书院邝敏本的长联与此异曲同工：“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这正是曾国藩的志向，也是古今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共同的志向。目标有多远，决定了一个人行走的上限；因此，四弟六弟终身成就平平，而曾国藩却能成为“半个圣贤”，从最初立志的格局，或许就已能看出端倪。与这样的志向相应，如若立定志向，却尚未实现志向，自然就会有“忧”。这“忧”，不是为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忧，不是为家庭的柴米油盐而忧，不是为世俗的得失毁誉而忧，只是忧心自己学问不足、德行不够；忧心国家不治、百姓疾苦、忧心小人得志、瓦釜雷鸣，也即悲天悯人之忧，绝无一丝一毫为自己的忧。所以《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论语》也有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可见，君子也有“忧”、也有“虑”，但绝对不同于小人的“患”和“耻”。君子与小人的差别，说到底，也就是格局“大”与“小”的差别。

接下来，曾国藩 进一步 谈到一切“读书人”必须研习的经典《大学》 ， 此书曾 被 理学大儒 程颐誉为“初学入德之门”。 那什么是大学？ 大学就是学大，也就是学做一个大人君子的学问。因此，要想扩大自己的胸襟格局，首先要读《大学》。曾国藩总结了自己对《大学》的切身体会，这体会既来自他的读书功夫，也来自他的修身实践。《大学》一文，核心是“三纲”“八目”。三纲即明德、亲民（后来朱熹勘定的版本写作“新民”，此处曾国藩沿袭朱熹的版本）、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由朱熹挑选并增删作注，合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从宋元起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入门读物以及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对后世影响极大。因此，六弟对《大学》想必也是十分熟悉的。但能熟读成诵，不代表能通达经义，更不代表能真正运用。曾国藩强调，读书必须要“体贴到身上去”，把 “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当成自己分内之事，必须要能够明了圣贤讲的道理，实践圣贤的行为，才算是真正的读书人，才算是读懂了《大学》，否则不过是个“牧猪奴”而已。此处，他对时事的批评不可谓不尖刻：朝廷科举考试，培养了一大批能写文章、能吟诗作对的官吏，但恐怕大部分对于如何修养自己、如何治理国家却是茫然不知，这与让赶猪喂猪的奴才来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牧猪奴”三字，对清末昏庸颓弊的政治生态，实在是极为形象、也极为痛心的写照。

至于《大学》的八 条 目中，曾国藩认为其中真正最适合下手的，是“格物”和“诚意”这两条。

对于“格物”，他开展了一大段精彩的论述：

“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何？即格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

曾国藩 将“格物”理解为对生活中的事事物物，都能探求其中之理，因此也就能获得真知。而诚意则是在获得真知的基础上，努力去实践自己的所知，知道一句便做到一句，力求知行合一。历代以来，对于《大学》的注释不计其数，对于究竟什么是三纲八目的内涵，也众说纷纭。曾国藩对三纲八目的理解，听起来十分浅显易懂，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体会道理、努力实践”八个字。但浅显不代表浅薄，正是因为曾国藩是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来体会经典，并且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弟们，因此绝不故弄玄虚，将深刻的经文阐述得深入浅出。但知易行难，真正能做到的，却又少之又少。

之后，他还谈到自己的师友们，有的格物功夫深，有的诚意功夫严，都是他可以学习的良师益友。曾国藩自己最受倭艮峰先生诚意功夫的影响，从这一年十月初一起，便定下了自己每日的功课，并且每件事都记录，在每件事上反省。信中还谈到，他认为没有恒心是自己的大毛病，因此，计划从这次写日课开始，改掉这一毛病。果然，他做到了。从这一年 （ 1842年 ） 开始，直到1872年去世，整整三十年，曾国藩一直坚持这一“诚意”功夫，一做就是终身，“无恒”的毛病，从他身上彻底消失。这就是立志和力行所带来的深刻效验。

（作者为娄底市第四中学教师）

作者：梁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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