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立佳

我妈妈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名叫李雨梅。这个名字是我当“教书先生”的外祖父取的，我认为非常富有诗意，有雨中梅花之意，具有“斗争精神”。

我妈妈从小天资聪慧，在外祖父的教导下，写得一手好文章。据说在我妈妈七岁那年，外祖父为了帮助乡邻打官司，口授要点要我妈妈起草状文，呈给当时州府衙门申冤。那些衙吏对我妈妈写的状文大加赞许、竞相传阅。自此，家乡方圆几十里都知道我外祖父家出了一个七岁的女神童，写状纸“毒得鱼死”！

我妈妈写得一手好文章，出口成章的本事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比如说，小时候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妈妈骂我们的话全是成语，什么“屡教不改”“孤芳自赏”“自取其辱”等等，一点也不像农村妇女骂人的词句。

妈妈年轻的时候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充满青春活力，在迎接解放和推动土改的宣传活动中，她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她最大的愿望还是读书。1956年左右，她考上了武冈云山中学，和我父亲（父亲读武冈师范）一起在武冈城里读书。大概他们是在那时候谈恋爱结婚的。

我妈妈中学毕业之后即参加了工作，在当地一所小学里面当老师。这期间，她陆续生了我哥哥和我姐姐，但仍然没有成家。直到六十年代初发生饥荒国家实行精兵简政，我妈妈被精简回乡之后，我父母才回乡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正好这个时候我出生了，于是父母就把我的名字取为“立家”，后来我读书的时候，启蒙老师认为“立家”不符合大公无私的要求，便把“家”字改为“佳”字。1965年左右，妈妈又恢复了当小学老师的工作，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奔走在周边乡村教书，直到七十年代初才成为国家正式教师。

妈妈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从不怕吃苦受累。在我的印象里，妈妈一直在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哪里最艰苦她就去哪里教书。全县最艰苦的地方就是天鹅山，处在崇山峻岭之中，缺水缺电、缺粮食，妈妈那些年一直工作在天鹅山的各个村，什么白云、竹山、烂屋冲等等。

我记得烂屋冲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妈妈的学校实际上就是一个一年级班。这个班利用村民的一个堂屋上课，堂屋是泥土填平的，由于小孩子的吵闹已经坑坑洼洼，课桌全部是长条形的木板，凳子是五花八门的各种木凳，有长凳也有独凳，更有架在木架上的树干。黑板也是架在木架上的一块漆黑了的杉木板，木板上由于油漆脱落或者木屑损坏，经常露出灰白的的颜色。这个学校其实就是她一个人，语文、数学、音乐、体育都是她一个人教，不仅要从事教学工作，而且还要从事学生管理，还要带好孩子，负责她自己和弟妹们的生活。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被妈妈带去她的学校。她忙得不可开交，突然又接到通知要去天鹅公社文教办开会，但是几十个学生又不能放学，妈妈居然要我暂时管理她的学生。我那时候也是和他们一样大小的小孩，可我却要管理他们，甚至教他们认字，我既觉得无比骄傲，又感到难以胜任，很勉强地接受了妈妈的任务。那真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一开始，那些学生，还算听话，按照妈妈的要求大声地读书，但是到后来，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开始互相追逐、吵闹，甚至还有个别的离开教室，去房屋周围寻找食物和玩弄把戏。我简直为难极了，我不断地训斥他们，最后几乎是苦苦地央求他们，但他们并不把我这个和他们一样大、甚至比他们个子还矮的“老师”放在眼里。我的眼泪几乎都要流出来了，我非常佩服妈妈的管理能力，在她上课的时候，这些学生居然那么听话、那么老实，而我却完全做不到。因此，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朝学校前方的路口眺望，盼望妈妈早点回来。可是，望了很多次，妈妈的身影并没有出现，直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妈妈才回来。她清点了一下人数，居然一个没有少，于是表扬了这些调皮的学生，还单独表扬了我。

我妈妈当教师主要负责小学一年级的教学，送了一个班又送一个班，哪个村的小孩多就要她去哪个村。由于没有固定的学校，所以，条件都是十分艰苦的，但我妈妈从来没有推辞过，甚至连一句怨言都没有。相反，每到一个村她都培养了几个得意的学生，都交了一些村民好朋友，分别的时候往往是难分难舍。她经常说：“别看这些学生很顽皮，说不定今后会出几个有出息的人物！”

妈妈一生喜欢孩子。从1957年到1972年这十五年中，妈妈一共生育了三男四女七个子女。

那时候，我妈妈还是代课老师，属于农村户口，我们兄弟姐妹也是农村户口，除了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参与集体分配以外，同样分有部分自留地。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要想填饱肚子，必须耕作好自留地。因此，父母利用周末或者晚上的时间，带领我们挖土种包谷、红薯、荞麦和南瓜、白菜等蔬菜，以此来维持生计。重活当然主要是父亲承担，但妈妈一点也不认输，她早在精兵简政回家务农的时候就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农活，挖土、种菜，她什么都会。每天早上太阳刚刚出来，我们家里最先吆喝出工的就是妈妈，只见她衣服还没有穿整齐，头发也还没有梳理好，就一边拖着一双烂布鞋，一边拉扯后脑勺的长头发吆喝：“快、快起床，日头都晒屁股了，你们还在睡懒觉？”然后她一个一个地点名，直到所有的兄弟姊妹都起床下了地，她才会停止吆喝，然后下地寻菜、烧火做饭。

我认为，妈妈非常爱我们七姊妹，尤其关心我。小时候妈妈对我的关怀，使我感到特别温暖，点点滴滴都记在我的心里。比如，清早起来我只顾玩耍，脸也没洗，妈妈会搓块毛巾，冷不防地用力在我的脸上擦洗，边擦边骂，“看你这脸上都成了屁股一样！”洗澡的时候，我也会在澡盆里玩水，胡乱地在身前擦擦，妈妈也会走过来，用毛巾在我的背心、特别是耳朵背后猛搓，说，“看你这耳朵后面全是泥巴”！特别是大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我去上学之前，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一块新毛巾，扭曲以后塞到我的领子里，我顿时感到格外温暖，仿佛天气一下转到了春天……

长大以后，妈妈依然细心的关怀着我。

有一年暑假，我在国家级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之后，感到特别高兴，晚上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喝了很多酒，第二天爬不起来，只感到肠胃翻江倒海、四身无力。到了上午十点多钟，妈妈见我还没起床，便进来问候，知道我是喝酒喝多了以后，给我下了几个荷包蛋，热腾腾地端过来对我说，“你喝下去，保证你马上好起来”。我按照妈妈说的，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果然很快就好了。妈妈说，“原来是饿了！今后你喝酒一是不能多喝，二是要注意吃东西，不能只吃光酒”。妈妈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也使我永远牢记。妈妈亲手煮的这几个荷包蛋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一辈子都让我回味。

后来，我到了省城长沙工作，不能经常见到妈妈了。但是妈妈一直挂念着我，除了经常给我写信外，还多次到长沙看我。特别是在我生日的时候，妈妈或亲自过来给我做生，或托人带点礼物给我，必不可少的是，每年都给我做一双新鞋。看着妈妈做的新鞋，我仿佛看到妈妈一针一线纳鞋底的样子，心里充满感激。后来有一年我生日，妈妈来了，她亲手把一双新做的布鞋塞在我手里，说，“你今后珍惜着穿，这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给你做鞋了，妈妈实在是做不起了……”望着妈妈渐渐老去的面容，我的心一阵滚烫，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我清楚地知道，妈妈对我的关怀，不仅仅是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也是把我当成她的依靠。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妈妈，让妈妈健康长寿。

然而，妈妈在八十四岁那一年的清明节，在倒垃圾的时候，突然倒下了！她蜷曲在地上无法爬起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在当时我们都在家里，及时把她送到医院抢救，妈妈很快清醒过来，诊断为脑梗塞。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妈妈总算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了。但是，她的语言和行动比较困难了，到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休息，生活已经不能完全自理。

然而，虽然妈妈的身体不好，但是，她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以及对我的关心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加了！

她几乎每天都要看中央台和湖南台的新闻联播，国内外的大事她都清楚，经常提醒身边的亲人、乡亲注意生产安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等。

前两年，由于病痛的折磨，妈妈很不想吃饭了，身体一天一天地消瘦……后来，负责照顾父母的姐夫姐姐打电话要我回去，我对妈妈说，“您的身体还可以，只要坚持按医嘱吃药，再活几年、十几年完全是可能的，您要有信心，要尽量多吃点饭，尽量补充营养”。妈妈听我这样说，又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现在坚持每餐吃一大碗饭，吃不下霸蛮也要吃，现在的身体仍然很不错，仍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责编：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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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