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雄文

一

晨晖裹了明亮鸟语，从咫尺间云阳山峰顶滑下来时，我正坐在花溪园庭院间把盏慢饮，像和着墙角虫儿的浅吟低唱。

杯中物并非酿泉为酒的陈酿，而是采自山间的茶。枕上听了一夜的山泉，舀一壶煮沸，冲入杯中，紧缩一撮的茶叶便徐徐舒展，似乎重回青春时光，从乌色缓缓化为金黄。茶汤先是清亮，带着林间奔淌过的本色，尔后满透山峦碧意，最终转为纯正金色，与滑落杯中的阳光水乳相融。啜一口，满嘴清气外，隐隐还有花蜜之味，似乎有寻芳蜂蝶正翩翩赶来。

此刻，云阳山乳雾渐次消隐，清秋的天空高而远，任山头无边苍翠漫漶与晕染。峡谷深处的花溪园承接四围葱碧，草木毫无萧瑟之意；隐于高树间的楼阁古雅清幽，参差陈列；引自山泉的一泓曲水沿坡势跌宕，淌入庭院中央大小池塘；池中浮萍下偶尔有蛙鸣蹦出，其声如鼓。若在盛夏之夜，蛙鸣会一声紧接一声，如一柄急促木鱼，不断敲击枕衾，直至将人催入幽梦。门外，成片古木耸出“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绿云，林下还有一条隐伏溪涧淙淙作响。再往前，便是似乎一年四季都姹紫嫣红的茶乡花海，花香穿透丛林，幽幽涌来。借眼前山水佐茶，我心静神逸，宠辱偕忘，一时竟有了山中神仙的感觉。

这片位于湖南茶陵的幽谧山水，曾是茶祖炎帝神农氏劳作与居住之所，也是人类最早发现茶的地方。于此烹茶啜饮，濯却心魂尘泥，裹一身幽绿，神游八极，恍惚间与茶祖对话，是最相宜的雅事。

华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历经多年干戈后，格外钟情大湖之南茶陵这片望峰息心的山水，在此兴农事、种五谷、尝百草。《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茶，炎帝尝百草的“茶山”，亦即眼前的云阳山。有茶圣之称的唐人陆羽，在其《茶经》说：“云阳山即茶山，因陵谷多生茶茗而得名。”炎帝大难不死，还因祸得福发现了茶，后世又尊之为茶祖。喝茶这一数千年国饮，也便始于茶陵。《茶经》说到茶的起源：“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祖于茶陵，故饮茶于茶陵始”。

炎帝得悉茶的药用功能与饮用价值，于是给自己肩头又添了一份职责——采茶茗。除了野生茶，更多茶叶也在山头陵谷间栽培起来，成为茶陵最古老的作物之一。因为炎帝，茶陵有幸成为茶之原乡，是华夏最早开发与利用茶的地区之一，唐时更居三大产茶地之一。《茶经》说:“茶陵皆产茶有名者。”陆羽还由衷称道说，湘茶首推茶陵。

炎帝后来不幸“崩葬于茶乡之尾”，化作护茶的一抔春泥，归栖鹿原陂（今属茶陵析分而出的炎陵县）。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高祖刘邦怀古思远，将这片茶乡置为茶陵县，以纪念炎帝神农氏。于是，茶陵成为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两千余年不易。而管辖茶陵的株洲，命名与建市不过百年，从时间上考量，连小弟都称不上。

古城茶陵，不经意间承载了炎帝与茶的荣光，足以傲视天下，尽管其因拥有窥谷忘反的山水而格外淡泊，并不屑于闻达。

二

云阳山上下，至今多有炎帝跋涉的遗迹与流韵：洗药的山塘，种药的药垅里，将米粒从稻谷剥离的石米筛，最早卜葬的墓坑天子坑，炎帝之子少昊氏埋葬处太子坟，乡民祖辈们口口相传而来的传说……

距花溪园不远，我曾久久盘桓于炎帝居所之一——石龙里神农洞。这其实是一个毫无雕琢印痕的天然溶洞。其时，炎帝与其族群尚不能造屋，只得依穴而居，好在属罗霄山脉的云阳山天然溶洞众多，都是流水与石灰岩亿万斯年联手的杰作。听一路鸟声聒噪，沿古木蓊郁的林间小径而入，神农洞隐于小径尽处的坡上。洞口不大，仅容三两人并肩而过，门楣上有斑驳凤鸟图案，颇似古人门牌。洞内别有天地，宽敞干燥，洞壁隐隐可见烟熏火燎陈迹，似乎在无声提醒我：炎帝和他的臣民当年的确于此住过。当地老人说，在山的另一边，神农洞还有一个洞口，不过因年代久远，洞内已部分坍塌，两个洞口不再相通。

令我更欣喜的是洞外的野生茶。横柯上蔽的松树、樟树与枫树下，遍布山外难觅的矮茶，率性而长，树干不高，枝叶几乎贴着地面，叶片却照样苍碧精神，与普通茶无异。我莫名想起了《水浒》里梁山好汉王英“矮脚虎”的绰号，哑然而笑。拈一片茶叶咀嚼，涩中带甜，清味绵长。矮茶丛中，间或夹有藤茶、树茶，都是平生未见的稀有茶种，也都伸枝展叶，苍翠沉郁，似乎在极力佐证茶陵是茶之原乡的荣耀。它们的先祖，都见证过炎帝筚路蓝缕的辛劳。或许，其中便有炎帝尝百草中毒后，随手“得荼而解之”的一株。

去林外几里，是农舍错落、稻田纵横的潞水村。乡民们因先祖传说得来的远古记忆早已模糊，但村中一座神农殿凝固了不少记忆。神农殿古拙雅致，建于光绪八年（公元1881年），属硬山顶两进砖木结构。殿内陈设简陋，与一般农舍堂屋无异，像村中憨厚朴拙的老者。寝堂安设法相庄严又不失慈蔼的炎帝神农氏塑像，与炎陵县后来修建的炎帝陵大殿塑像无二致，后者或许便取法于此。乡民们应是炎帝时代初民的直系后人，承继祖辈传统，年年祭祀，香火从未断绝。袅袅青烟里，漫腾对茶祖“以启山林”的无尽追念。

捧一杯乡民递过的热茶，我似乎听见炎帝寒暄的话语……

三

这片茶香氤氲，淌过茶祖汗滴的山水，颇宜隐者避世。隋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麾下兵强马壮，投鞭断流，有会猎江南陈朝之势。陈朝太常博士穆和知大乱将至，悄然挂冠，离开都城健康（今南京），寻炎帝足迹，远赴茶陵山中隐居，与清风明月相伴，或饮茶或读书，怡然而自得。后来，他又开办私塾，招山间子弟教授，诲人不倦，成为茶陵兴办私学第一人。两年后，已一统天下的隋文帝多次派人到茶陵，请穆和出山，穆和均婉言相拒。隋文帝震怒之下，下旨将他家大门用铁条封死。穆和依旧不屈，照常读书饮茶。透门窗而出的茶香，见证了差役们满脸的无奈。

穆和的傲岸风骨赢得了后人的敬重。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少詹事杜淹特意为穆和立碑，刻载其事，以彰其德。明嘉靖四年印刻的《茶陵州志》，也饱含敬意记载此事。

穆和弃官归隐办学之举，与茶香一道漫溢于茶陵山水间，深深影响了无数后来者。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茶陵严塘青年学子陈光问在深山创办书院，“教授生徒，里中子弟就学者数百”。同时，他也与弟子们一样三更灯火五更鸡，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陈光问以69岁高龄去尚书省应考，一举中榜，“擢第四名进士”，授秘书省正字。他像一颗腾空的星座，璀璨在茶陵山水上空，成为茶陵史上第一名进士，也让茶陵有了茶之外的另一份荣光。陈光问对官爵却并不在意，更钟情于家乡山水与馥郁茶香，很快挂冠而去，回茶陵书院继续教授，直到生命终点。

典型在前，更多私塾与书院兴办起来，如燃遍山间的点点星火。从宋至清，茶陵上规模的书院前后便达32所，私塾则村村有二三所。元代李祁《学校记》中说：“茶陵学校于湖南为盛。”《茶陵州志》也自豪地说：“宋至清代，茶陵书院之多，在湖南名列前茅，其中宋代居第三，元代居第二，清居首位。”这份荣光，与炎帝驻跸的灵气一样，嵌入了茶乡的山山水水。

书声与茶香一道弥漫，茶陵文脉也如云阳山常青松柏般蓊郁千余年。自陈光问破天荒后，至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科举废除，茶陵先后有127人“春风得意马蹄疾”，荣登进士榜，其中两名还是“大魁天下”的状元，四人官至大学士，是当之无愧的“进士县”。

明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幼有神童之誉，两次受景泰帝召见的李东阳考中进士，第二年殿试又高中二甲第一，从此步入仕途，最终官至华盖殿大学士。他柄国十八载，日理万机，却也格外钟情文学。因当时风行的台阁体卑冗委琐，他深恶痛疾，慨然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主张，以振兴沉闷的文坛。万机之暇，他笔耕不辍，写下诸多现实主义作品，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家乡茶陵，因他如椽之笔而刻入中国文学史册，与茶一样恒久芬芳。

被茶香熏染成长的茶陵进士们，多数如李东阳般兼济天下，也有人踏着陈光问足迹重回桑梓，与茶香里的山水相伴。清道光廿五年（公元1845），萧锦忠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天下都投来歆慕目光时，他却辞官回茶陵，“依山傍水房数间”。喝一口茶，萧锦忠吟诵道：“做个痴情汉，世事不管，名利不攀……”他犹如一片云阳山茶叶，浮沉自如。在《闲居即兴》诗中，他还不无自得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萧锦忠的确是山中神仙，一如现在啜茗花溪园的我。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时有删节。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株洲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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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