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谢宗玉

有时，会感到惭愧。每次逛岳麓书院，只是来养养眼睛，看看里面的亭台楼阁、飞檐翘角、花草树木，感受一下这里古朴、苍翠、清冷的氛围，身心便觉得满足。

偶尔，也会对这里来来往往的古人产生兴趣，想对这小小庭院的历史维度有更清晰的定位，对这里曾经的思想交锋有更深刻的认知。不说别的，如果能厘清儒家思想在这里的发展脉络，或者仅仅只是弄清楚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在书院的兴衰，都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至少，以后再带朋友来游玩，也不至于嘴拙词穷，肚子里掏不出一点干货来。

然而，每次都只是想一下罢了。待下得山来，从河西回到河东，头脑中纷繁的琐碎很快就把这份心思给淹埋了。过不几天，甚至都忘了曾有过这样的意念。在激流飞瀑的时光中，要把一份意念变成现实，太难了。

这一回，得了一个写作任务，正好趁机补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养，搞清楚里面的弯弯绕绕。不但要自己明白，还得写出来，让读者明白。

一

朱熹是宋代人，王阳明是明代人，两人相隔将近三百年。王阳明拜谒岳麓书院时，朱熹早被推上了神坛，不但是书院的传奇人物，也是华夏儒生的精神导师，其地位仅次于孔孟。

年轻的王阳明被贬贵州，路过长沙，凌晨渡江上岳麓山，不仅是为寻幽访古，瞻仰前贤，更重要的是，他想走出自己内心的精神困境。他在林子里徘徊了许久，然后登上岳麓山顶，远眺星沙风物，怅然长叹，恨自己不与朱熹张栻两贤同一个时代，以致满脑子疑惑，得不到解答。“我来实仰止，匪独事盘游”，“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在写给岳麓山的两首诗中，只有缅怀与景仰之情。更多的情绪，则被他深深地闷在了心里。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叛逆”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怀疑精神导师朱熹了，对他“格物致知”的方法望而生畏。历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事件就发生在他来岳麓山之前。只是很多年之后，他才敢在《传习录》中坦陈心迹。

一个词，就这么隔着岁月的风烟，在这个幽静的庭院，让两位先贤来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思想交锋。

写《传习录》的时候，王阳明已攒足了声名与威望，他老气横秋地说道：“大家都说格物应该按照朱夫子说的那样做，可世上真正有几个人那样去做了呢？我倒是尝试过。当年，曾与一个姓钱的朋友感叹做圣贤好难，一个人要格尽天下万物，哪有那么大的精神力啊？于是，我便指着亭前的竹子，要朋友先格一下看，看究竟能格出个什么名堂来。

朋友每天望着竹子，冥思苦想，殚精竭虑。三天后，劳思成疾，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我以为是他精力不济的原因，于是我便亲自上阵。可无论我绞尽脑汁，从早想到晚，都没从竹子身上想出个啥道理来。七天后，我同样一病不起。病愈起来，两人相视苦笑，摇头叹息：我等凡夫俗子是做不来圣贤的，也没有朱夫子那么大的精神力去格尽万物。

等我后来去了蛮夷之地，在贵州龙场安静待了三年，才想明白其中关窍：原来天下没有哪样东西值得剖析，我们要格的，其实只是自己的内心。大家坚定信念，把格物的功夫，全用在自己身心上，那每个人就算成不了圣贤，也可以抵达圣人境界，成为一个大写的有担当的人。”

这便是大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认知。这种啼笑皆非的认知，让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所谓的“阳明格竹”，听起来更像一个童话，或者说一个寓言。

在唯物主义世界观里，只要是中学生，对“格物致知”的认识，就不会有太大的歧义。格，分辨、剖析、研究。物，物体、事件、事物。致，发现、抵达、得到。知，知识、原理、道理。格物致知就是客观剖析研究事物的方方面面，我们就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准确知识和原理。

在现代社会，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是探寻学问与真理的不二法门。它就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一目了然的道理，根本用不着再去质疑和探究。

作为现代人，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当年王阳明遇到的精神困境究竟从何而来？他怎么会对这样简单明了的道理产生怀疑？而他“格竹”的方式，更像一次无厘头的搞笑事件，仿佛一幕疯癫的荒诞剧。以这样的方式来否定“格物致知”的正确性和可能性，让后人会以为古人的智商，还不如现代幼儿园的孩子。

王阳明先不确立格竹的目的，比如说，为什么竹子的韧性这么强？竹子与树木有什么区别？竹子空心的原因是什么？竹子为何是横生根系？竹子的耐旱耐涝性怎么样？如何才能让竹林长出更多更肥的竹笋？等等。

也不寻找格竹的方法，比如说，翻阅所有与竹子有关的文章；砍下竹子，研究它的纹理结构；刨出竹子，查看它的根系布置；多处移栽竹子，分别记录它的耐旱、耐涝、喜肥、喜光性；请教农人如何栽种竹子，才能提高它的成活率。等等。

他啥也不做，只拿把椅子，正面对竹，像看美人一般，直勾勾盯着，然后就想从中获得一个道理。让人忍不住要问，他是猴子派来的逗比吗？

二

王阳明这么理直气壮，显然是觉得揪住了朱熹的漏洞。

那么，朱熹是怎么看待格物致知的呢？

《朱子语类》说：“上至宇宙本源，下至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可以找到各自的道理。一本书不读，你就不知道这本书的道理；一件事物不研究，就不知道这件事物的成因；一样东西不剖析，就不知道这样东西的原理。而一件事物不可能囊括所有道理，一个道理也不可能概括所有事物。‘一物格而万理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学子们当持之以恒，今日研究一物，明日剖析一物，当懂得的道理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就会融会贯通，豁然开朗，整个宇宙在你心中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这时通天彻地的你，就近乎圣贤。”

朱熹的这番话，即便放在现代，也没有多大的问题。我们不认为朱熹的方法论错了。做学问嘛，就得从小事入手，一项一项地来，循序渐进，坚持不懈，臻于化境。

然而，世间万物，皆有各自的道理。能触类旁通的，往往是同类事物，或者说，同一学科。鲸与鹏、物理与政治、自然学与社会学，想要混为一谈，融会贯通，那几乎不太可能。

朱熹的问题就在这里。一是他倡导的研究对象，范围过于庞大。二是他从未提出格物的方法，他本人也没有亲自下场格物的典型案例。三是他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圣贤。而圣贤，在人们心里，不一定是学问大家，而更接近于道德楷模。

那么，当一个人格物获得足够多的知识后，如何顺理成章地成为圣贤，朱熹至死都没讲清楚明白，这正是王阳明最大困惑之处，所以他武断认为，要想成为圣贤，求诸各自内心即可，根本不需要去格身外之物。

而朱熹无法讲清楚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说，却根本不是问题。以袁隆平为例。袁氏一生研究水稻，虽不能格尽天下万物，但单水稻一项，举世恐怕再没有比他更有学问的了。而学问做到深处，能转化为巨大物质利益。袁氏一学，可活人几亿。

袁氏在格物一途，心智坚定，目标恒一，敢于失败，愈挫愈勇，永不放弃。整个一生都沉浸在水稻世界，再无其他杂念，心灵纯粹，不染纤尘。他不但翻倍粮产，还著作等身，即便逝世了，后来者仍能从他的学术中寻找灵感、规避歧路，继续造福人类。

就算按古代儒家标准，立功立言立德，袁氏也是大满贯得主。他若不是圣贤，那谁又称得上圣贤呢？然而袁氏少年时不一定有成为圣贤（道德模范）的梦想，他甚至也没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襟怀。“禾下乘凉梦”能否成真？主要成分是科技探索，人文关怀则是附加的。然而就是这样纯粹的科学兴趣和自然好奇，锤炼他一生的品格，力助他成就不世之功。他的学术专著里，也许无一字言仁爱，但字字背面都弥漫着“仁爱”的芬芳。

在朱熹之前，有一个人近似袁隆平，那就是《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可惜朱熹和所有古代儒生对他都没有足够的重视，以致根本无法说明白“格物致知”的成圣之路。稀里糊涂地格着物，突然之间就成了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在古代儒贤的思维里，似乎从来没出现过。好好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到了王阳明那里，竟成了唯心主义方法论，并且因果倒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古代儒生发现不了“格物成圣”的转换与演变奥秘呢？这得要归咎于儒学的本源。

三

格物致知，源自《大学》，《大学》剥离于《礼记》。儒家“格物致知”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将人类送入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而是要将人类带进一个道德圆满的社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片面追求精神文明，而忽略了物质文明。这才是朱王挣扎在“格物致知”的泥潭里出不来的根本原因。

《大学》里有一段话，对我们理解古儒的“格物致知”学说很重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段话明显表示，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人类谋福利，而是利用格物知识“明明德于天下”，将好的道德秩序推行于四海八荒。而获取知识的最初目的，竟只是为了“诚意正心”。

诚意在这里是指意念通达。正心则是指心灵纯正，无杂质，也无挂碍。知识为什么能起到这个作用？是因为这些知识都是你亲自实践研究得来的，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定了的。而不是屈于权威，口是心非，人云亦云。

通过“格物”，你认清了这个世界，然后心口合一，是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意念才能通达，心灵才会明净。之后以诚修身，才会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再之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逻辑当然没错。可如果知识仅仅只是为了拿来“诚意正心”，而不用作功利转换，那便是本末倒置、大材小用了。但这正是儒学症结之所在。重义轻利是儒家的核心观念，二千年儒学，就没有重视过科技之功。儒家眼中的立功，仅仅是指协助君王治理国家，或抗击侵略。陪祀文庙的历代圣贤，都是管理型人才，没有科学家。“致君尧舜上”是为了“再使风俗淳”，“平天下”的目标是“大同社会”，而不是富裕社会。

那么所谓的大同社会，儒家的顶层设计究竟是怎样的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大同社会”的确是一个道德和谐社会，而不是一个物质丰富社会。跟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较大区别。共产主义社会首先要求物质极大的丰富，能满足人们“按需分配”的愿景。而大同社会的物质要求，仅仅是够用就行，或者说，底层的人们饿不死就好。个人可以不浪费财富，但绝不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目标。大同社会关注的是个人的品质修养、人与人的友好关系、社会的和谐状态。

正因为这样，才有《论语》中孔子的片面认知与教学偏重：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显然是一个袁隆平式的学者，无奈被孔子彻底否定了。孔子对农事的轻蔑，其实就是对自然科技的否定，这种贵族式偏见导致儒家的“格物致知”注定只能流于表象，而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甚至无法厘清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就是方法论。

王阳明就是例证。当他要认真格竹时，竟只有“逼视”这样最笨拙的办法。即便能侥幸格出一些道理来，也无非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缘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拟人或比兴。

而儒家及朱熹所要求的“穷尽物理”，或许正是类似于这种道德感悟吧？正因为这样，王阳明才觉得求知于外物，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求知于内心，只要心存“敬”“爱”，那么“知”瞬间便来，根本用不着像朱熹提倡的那样，穷其一生，格尽万物。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格来格去，只怕一事无成，最后倒在格物的途中。

在这里，王阳明甚至把“知”替换成了“良知”，并反过来呼吁人们“致知格物”，而不是“格物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嗬，简直是乾坤大挪移，并且颠倒了因果始终。这样用良知“培育”出来的万物天理，全成了伦理道德的意象。以菊花为例，大抵会呈现诸如此类的审美旨趣：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便无花”，“茧菊初爆淋漓意，幻作千拳裂乾坤”，“一丛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这些诗句的确写出了菊花的某些特征，但这些是属于菊花的自然本理吗？显然不是。菊花本无意，所有的意思，全来自诗人内心。人们无法根据这些义理，更好地培植菊花，却可以根据这些感悟，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品质修养和报国情怀。

在现代人看来，王阳明的这套理论，简直要走火入魔了，但对关在山中庭院修身而不得其法的儒生们来说，却像一双拨云见日的巨手，一把砸开镣铐的巨斧，一丛驱逐阴霾的篝火，精气神一下子就提振起来了。抛开朱熹那种苦不堪言、望不到尽头的修身法，来拥抱王阳明“立地成圣”的理论，一身顿时松快了许多，好比酷暑里唆了一根冰棍。

这正是宋明理学难以调和的分歧。一边是朱熹他们的性理之学（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在漫长的格物道路上，狠斗私字一闪念；一边是王阳明他们的心性之学（心学），“吾心即宇宙”，“吾心即天理”，只要心存良知，转瞬便成大道。

四

在《佛树上结了一颗儒果》中，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在南宗禅兴起之前，佛教各门各派，姹紫嫣红，繁花乱眼。南宗禅一出，其他宗派望风披靡，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是南宗禅“见性成佛”的观点深得信徒们的喜爱，造成了信仰上的虹吸效应。

神秀与慧能之争，直接影响了朱熹与王阳明之争。一个是“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个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一种学说需要勤修苦练，后一种学说能一步跨越。而朱熹的“格尽万物”观念，近似神秀的“时时勤拂拭”，王阳明的良知学，则类似于慧能的“见性成佛”。两教信徒将如何选择，自是不言而喻。所以慧能胜了神秀，王阳明胜了朱熹。

同处一个时代，在慧能的光芒下，神秀黯然失色。但朱熹好就好在早生了王阳明二百多年，待他坐稳了儒教的第三把交椅后，王阳明才姗姗来迟。这时无论他吸纳了多少信徒，也只能坐第四把交椅了。

既然良知天成，儒生们只需遵循内心的良知，大胆去社会实践就可以了。而每按良知完成一件事，心地之光明就会多一分，良知之体量就会大一分，良心之质地就会纯一分。最后成为一个无可挑剔的道德完人。而只要自己知道自己已抵圣人境界，别人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正如王阳明临终前所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朱熹的“格尽万物”与王阳明的良知学，都错了。但良知学破除了心灵禁锢，缩短了书斋时间，让儒生们能信心百倍、豪情满怀地参与到更多社会事务中去。因此更符合人性，更顺应时代，也拥有更广泛的市场占有率。

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朱熹主张先知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没有错。现在的孩子们先读十几年书，毕业后再参加工作，不就是先知后行吗？长大后，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就是知行合一吗？

然而这两种观点，放在朱王各自设定的背景下，又都是错误的。

朱熹把格物看作是单纯地获取知识，并且还不是那种经世致用的知识，而是提高自己品格修养的知识。格物的过程既繁琐，又漫长。要想抵达天理，就要控制欲望，穷尽一生，一点一点去修正心灵。到一定思想境界后，再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才是“行”。

朱熹不知道的是，其实格物的过程就是“行”的一部分，必须进行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知”，像王阳明格竹那样去格万物，只有死路一条。正因为朱熹没有指明格物的具体方式，才会出现王氏格竹法。王阳明格竹不是为了自暴蠢行，而是为了讽刺朱熹。

朱氏的“格物致知”加“先知后行”观，把宋儒们弄得苦不堪言，拘谨了一生，却毫无经世能力与手段。强蒙一来，长沙这边的儒生一腔孤愤，却束手无策，末了只能自挂麓山林木，以示不共戴天。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死节者众多，能有效抵抗的，几乎为零。“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一句是说治世能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句是说铮铮气节。文天祥的这四句诗，几乎把南宋末年的宋儒概括殆尽。崖山蹈海的文臣们，则是最为悲壮的证明。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现代人以为就是知行并举的意思。其实不是。知行并举，是指学习与实践一路缠绕，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蛋又孵鸡，鸡又生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是指，行就是知，知就是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知，知只是内心的良知。带着良知上路，去处理纷繁复杂的世事，此生就会圆满。

王阳明从小才华横溢，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又博览群书，还精通剑术箭术，简直能文能武。对他来说，学问就像天生的，在书斋多待一年少待一年，没什么区别。他行万里路摄取知识的速度，完全不比坐在书斋里读万卷书的腐儒们差。

所以他才会说，参与社会事务，只要携带良知就可以了。就像六祖慧能所说的，只要心无挂碍，便能坐地成佛。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王阳明一生讲学、剿匪、平叛、镇乱，无不功成。对别人千难万难的“立功立言立德”，在他这里，完全不是个事儿。遗憾的是，他把这份功德归于良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才实学在其中的作用，把将他视作偶像的儒生们给骗惨了。

王阳明显然高估了儒生们的智慧，他的粉丝不但没有借良知化贤成圣，反而像一群无头苍蝇那样行事无章。大明王朝就是被这班以良知正义自居、每天为各自利益吵闹不休的儒臣们给葬送了。

王阳明说心存敬爱，便生良知。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心存敬爱呢？为什么要有良知呢？王阳明没有解决好这个终极问题，又把古儒用“格物致知”来“诚意正心”的重要步骤给省略了，使得明代儒生睁眼说瞎话的本领一路看涨。朝堂里每天都有儒臣们表演的“忠良秀”与“道义秀”，行的却是党同伐异、架空皇权、瓜分资源之实，就算是声名稍好的东林党人，也概莫能外。等到崇祯皇帝自挂煤山时，身边孤零零的一个人都没有。绝大多数“忠良”早树倒猴狲散，忙着改换门庭去了。这是王阳明绝对没想到的。

就是说，宋末的时候，长沙城的儒臣们与岳麓书院的儒生们汇合在一起，还能悲壮地讨论死节的法子。等到明末，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却在满人打来之前，早早就把一座偌大的山中庭院给抛弃了，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去了。也许对他们来说，“良禽择木而栖”就是他们心中的良知。那些在万历朝为了所谓的“心中道义”，前赴后继争着要被杖毙的儒臣们，这时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这是钻了良知学的空子呢。

几百年来，儒生们一群群来，又一群群去，他们的言行举措，甚至内心纠葛，岳麓山清风峡的古树们，看得一清二楚。只不过，无法告诉后世的你我罢了。

五

义利相悖的观念，给儒学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漏洞，是儒门任何天才都无法填补的。现代人都知道，对个体来说，道德是一种约束、一种禁锢，人们面对它，绝不会甘之如饴，内心通达、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凤毛麟角。而社会之所以要提倡道德，是因为道德能保证集体利益，或者说，道德的施行，能让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道德的提倡，可以让人们减少摩擦，降低消耗，互利互惠，彼此成就。

说穿了，对整个社会来说，道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儒家却不这么认为，儒家把道德当作个人和社会终极目标来追求，并认为它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实际上道德是人性妥协的产物，道德就是委曲求全，以道德来换取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道德虽如镣铐，却能让人们更好地生存，让文明更快地发展。

对个体的人来说，道德不是根本，生存才是根本。顶层设计错了，儒学就很难自圆其说。儒家用圣贤的荣誉来诱惑儒生，看似许人以名，其实也是许人以利。名利往往相辅相成，用声名去“曲线救国”，有时也能带来巨额利益。

对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来说，声名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一种让人产生满足感的利益。好的声名能满足马斯洛理论七大需求中的三大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这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动力源。

宋明理学的内圣之学就是无限超越道德，进入人生最高境界，成圣、成仁、成大人，将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说白了，就是内心成就感满满。这种成就感当然是精神上的满足，值得大书特书，但这样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它不能作为生而为人的标尺。

何况，对看重家族繁衍的古代儒生来说，财富的积累几乎没有尽头。如果道德仅仅只能带来虚名，儒生们就不得不在心灵的黑暗处进行名利的种种转换了，这样一来，封建时代纯粹的道德完人几乎屈指可数。处处讲究“仁义”的儒门，反而充塞了各种追名逐利的伪君子。就是说，标准太高，大家都达不到，只好扭曲心灵，阳奉阴违。甚至连儒门四圣之一的朱熹，仍有无法涂抹的污点，从历史的幽深处传下来。比如他为栽赃打压对手，对官妓严蕊滥施酷刑的那段公案，就让人触目惊心。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只要严蕊的这首《卜算子》还有人记得，无论朱熹多么光芒四射，总有一小团阴影牢牢地粘在了他脚下。

因为无法解答道德为什么能成为个人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宋明理学便把儒教的至高神——昊天上帝给搬出来了，认为道德是上天创造的，是天理，个人必须严格遵循，才能天人感应，最终从凡夫俗子成就一代圣贤。朱熹甚至认为，天、帝、道、理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遵循理义道德，便是不忤逆天帝。道德成了一个神学名词，借天地神灵将人们绑架在道德的车辕上。

然而，道德是利益分配的产物，“让利”是衡量道德的标准之一，道德如果不体现在利益分配上，真伪善恶就很难分辨。就是说，形而上的道德，无法作为形而下的处事标准和手段，两千年朝堂的嘴炮对攻，最终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所需要的恰当利益分配，从而调动人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反倒是让文臣武将借道德之名完成了财富瓜分与土地兼并，以致每个王朝都很难长治久安。

道德既无法处理家国大事，又无法保证遵守道德之人的利益，那么即便它是上天神物，也难以在人间大行其道。

六

神秘的古代书院，其教学科目其实非常简单，主要就是政治学，而且是政治学里的思想品德学。再要细分，就只是思想品德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偏偏因源头出了问题，错把手段当目标，以致怎么解读，都难以自圆其说。学派林立的书院，争来论去，无非是以错应错，以错攻错罢了，并且仅仅限于纸上谈兵，对现实社会和世道人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大道至简，道德对普通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制度约束，为生存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保驾护航。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遵守它，有糖吃；不遵守，吃棒子，简单粗暴。根本用不着将它弄得玄乎其玄，神乎其神，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今天，我重返岳麓书院，徘徊于斑驳的亭台楼阁间，想着古代书生们在这里的求学生活，免不了要唏嘘感慨一番。对他们来说，这激情燃烧的岁月，庄严又神圣，每天忙碌而充实的课业，就是在为实现儒家理想打基础、开思路、强能力、谋手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一直在心中熠熠发光，哪怕在睡梦中也不曾熄灭。

然而现代人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反复研习的，无非是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完人，以及如何做一个道德完人。偏偏这两个问题，儒门顶层都没有看透。而这点学问，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连九牛一毛都不算。换句话说，尽管书院儒生把最美的青春都献给了虚无的道德玄学，但当危难来临时，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道德成分并不会比蒙昧的农工商阶层更多。

道德对农工商阶层来说，只是一种制度约束，在道德的范畴内，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已是他们的潜意识行为。何况生存艰难，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去干好一件工作，可能比在书院研究人生观与价值观，更能锤炼人格品质，就像科学家袁隆平一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然后君子”。

历史已经证明了，农工商的品格并不比儒士差，他们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创新科技、制定行规，推动文明缓缓向前发展，这才是鲁迅笔下的民族脊梁。如果仅仅从古代书院去挖掘湖湘文明或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那是完全不够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还得从更广阔的民间去发掘。

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真正利国利民的科学巨著，若是朱王等先贤能将它引作儒学经典，哪怕是当作“格物致知”的路径与案例来看，华夏文明的发展，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可惜的是，沈括并没有真正引起朱王的重视。朱熹读过《梦溪笔谈》，但也只是引用沈括所提事例，作为自己观点的旁证。

据史载，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打算派沈括总领潭州政务，但被一个侍御史谏阻，诏命随后被撤回去了。现在想来，若沈括真到了长沙，岳麓书院在他的引领下，必定会有另一番治学气氛吧？

难以置信的是，在宋代那种崇尚空谈的佛儒氛围下，正儿八经进士出身的沈括，好像没受到丝毫影响。他一生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水利、军事、医学、经济、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取得过不俗的成绩。更奇怪的是，沈括的仕途也走得很不错，曾为财政部最高长官——三司使。因为具有科学研判头脑，遇到问题都能实事求是去剖析，往往能切中肯綮，一举成功，这是其他儒官完全无法比拟的。可惜的是，沈括当红时，没有向皇帝建议成立一套对各类科学发明进行有效保护与奖掖的管理机制，使得科学在古代永远都处在萌芽状态，无数能工巧匠的智慧就这样被忽略或淹埋了。

2023年夏天，因为相关的写作任务，我多次流连于岳麓山下，来来往往，从身边擦肩而过的行人，都有一张青春的面孔，生动而充满朝气，我知道他们是湖大的学生。望着他们个性张扬的装扮，我内心涌出无限的艳羡来。

湖大号称千年学府，自认为是岳麓书院的延续。可事实上，书院相对于湖大现在的体量而言，只能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了。作为一所现代综合型大学，湖大的办学模式与内容，教育意义与目标，与古代书院已迥然不同。相当于另起炉灶，或者说，改弦易辙，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多少继承关系。

跟旧时的儒生相比，现代学子要幸福多了，有无数学科专业可供选择，他们只要遵循内心的召唤就好，在努力提升才学与能力的同时，也打磨自己的人格品性。德育课仍然有，但不再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是与时事政治、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紧紧捆绑在一起，当责任感与使命感被唤醒后，道德自然会在年轻的心灵中增加比重。

漫长的封建时代，书院孤灯独明，启迪了无数智者先贤，是古代文化的重要高地，这个没错。但在全球文明爆炸的今天，书院精神早已退隐成了历史深处的一粒萤光。任何夸大其学术内涵与象征意义的言行，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来说，都有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的危险。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这个时代需求借鉴的历史经验，已经非常少了。我们更多要考虑的是，在风起云涌、猝不及防的新生事物中，尽早对未来进行布局。

拜谒岳麓书院，谈论里面的人与事，心态尽量平和一些，不要没来由地瞎激动。崇高、伟大、神圣等诸如此类的字眼，能够少用，就尽量少用。清醒而理性地面对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这才是今天我们所应该抱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