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是最大的孤独——从孟泽长篇传记《独醒之累》看郭嵩焘的人生悲剧

文丨贺有德

知名学者孟泽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可谓用心用情用功，既厚重——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深度解读伟大而孤独的郭嵩焘与分崩离析的晚清大变局；也沉重——先知先觉的郭嵩焘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孤独而痛苦一生，让后人扼腕长叹！

“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的内心独白，道出了多少苏轼式“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孤独、寂寞、痛苦与无奈！从战国直到晚清，如三闾大夫屈原报国无门功业落空者不乏其人，身陷晚清大变局的郭嵩焘，绝对称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中的“佼佼者”！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悲剧总是在历史的天空如星光闪烁，让后来者痛惜，让后来者警醒。

郭嵩焘何许人也？这位生于湖南湘阴长于晚清末世的洋务先知、首位大使、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至今鲜为人知。不妨拂去历史的尘埃，翻开郭氏的人生履历，浮光掠影式扫描：1818年生于富家，求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极有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后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著有《绥边征实》；1847年中进士，与曾国藩、罗泽南一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56年奉命赴上海，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见识西方文明；离开上海返京任翰林，入值南书房，皇命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认为“必与言战，终无了期”；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遭算计受处分，仍回南书房；告假还乡，京城失陷；同治登基，得李鸿章倚重，郭氏复出，先后任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1866年，因左宗棠纠参，解职还乡；1874年，朝廷诏命赴京，任福建按察使；1876年，前往英国，就任驻英公使，兼任驻法公使，在此期间发回总理衙门刊印《使西纪程》，结果招惹祸端；1879年，因副手刘锡鸿算计，黯然离任；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接连发生，郭氏“不忍不谈洋务”，希望国人从“天朝上国”迷梦中觉醒，愿望成空；1891年在长沙病逝。

郭嵩焘的人生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生不逢时，晚清动荡，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不接受西方文明，也是个人悲剧——概而言之，因其四大意识：超前意识、自我意识、情感意识和忧患意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无法调和，更兼秉性不改，不知变通，注定是悲剧人物，个人焦灼痛苦，也使后人扼腕痛惜，最终以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和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落幕……

郭嵩焘的超前意识，在那样的时代是极为可贵的，却也是极为可悲的，“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之故也。世人麻木，盲目自大，当时的晚清王朝如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密不透风，众人昏睡。一直以来，魏源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有人如此评价林则徐——其实，真正当之无愧的，还是郭嵩焘；与郭氏相比，魏源也好，林则徐也好，可谓小巫见大巫，其广度与深度皆远不能及！

晚清分崩离析，郭氏先知先觉，远超时代。其一，关于洋人。郭氏认为洋人可“以理格之”“以礼通之”，纵然视之“夷狄”也“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且“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完全颠覆了时人多年“始则视之如犬羊”“终又怖之如鬼神”的传统认知。其二，关于商人。郭氏认为商人与士人平等。古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又有“无商不奸”之说，而郭氏认可商人，认可商业，这在当时无异于“异端邪说”。且郭氏认为“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在当时显然难得认可。其三，关于“本末”。“政教工商”的“本末”，郭氏认为“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自效其诚”，“公之众庶”的政治是西洋立国之本，由此出发，教育学术，世道人心，自然改观，而工商繁荣，也水到渠成。其四，关于中国问题。郭氏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而“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如刘蓉所言：“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英雄所见略同。这对当时昏庸腐朽透顶的晚清政府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可惜晚清举国“昏顽”，病入膏肓，无可救药，郭氏之说，自然如风过耳……

与其超前意识相承的是郭氏的自我意识。虽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对自我的认知，也是先知先觉。郭氏自知得罪了身边的世界，但珍惜自己一辈子的经验与见识，遂将“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编成一书，名曰《罪言存略》，赠送至交，以翼“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又作《戏书小像》两首云：“傲慢疏慷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写尽骄傲与自信，写尽苦闷与悲凉。“百代千龄”后，我们终于重新审视郭嵩焘，这位胸怀与眼界远超时代的伟大的先行者，也是伟大的孤独者，自知之明超越时空！不仅如此，郭氏曾官至二品，对于百年之后朝廷按例当“赐谥立传”之事，也是颇具先见之明，在其《自叙》中自云“自分不敢希翼”——果然，去世之后，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赐谥立传”，未得恩准：“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此处“颇滋物议”之“所著书籍”正是之前所述《使西纪程》……

郭嵩焘的情感意识，正如孟泽在《后记》中所言：“人为情使，道由情生。”纵观郭氏一生，于家国天下，一往情深：怀抱多才，以身许国，兼具以天下为己任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志在“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无奈“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知其不可而为之，奈何与“今世周旋”“枘凿不相入”，“不能屈而相从”，注定一生虽豪迈而悲壮，“负独醒之累”，百折不挠，却始终困顿、挣扎、狼狈、沉屈……情感意识是把“双刃剑”，初为情所使，后为情所困，终为情所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留下不尽的孤独与伤痛……

与其情感意识相承的是郭嵩焘的忧患意识。郭氏对西方文明与中国问题的体察，远比同时代人深远，远没有同时代人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深感大清朝举国“昏顽”，忠奸不辨，强弱不分，用人不当，乃至“颠倒失次”，昏庸无道，导致人心不古，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感慨“回首人间忧患长”……身处乱世，郭氏心中雪亮，预言走出秦汉以来“流极败坏”的诸多弊端，我们差不多需要三百年：三五十年或能“望见其涯略”，再以百年树人“涤荡旧染”，再以百年改变世道人心……忧患意识伴随终生，助其孤独，助其痛苦。

郭嵩焘的“四大意识”，致其一生深陷孤独、苦闷、愤懑，虽孤傲而无奈，壮志未酬，宏图未展，抱恨终生……在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面前，被视为失败者——其实，此标准不足以衡量所有人，还得从个人性情与时代潮流辩证看待。不妨这样假设：郭嵩焘生活的时代不是晚清，而是大唐或两宋，结局将会如何？不妨二次假设：晚清政府重用郭嵩焘，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结局又将如何？不妨再次假设：郭嵩焘知变通，少孤傲，不致“枘凿不相入”，不致报国无门，得偿所愿，结局又将如何？毫无疑问，个人命运必将重写，不再孤独而痛苦；晚清历史必将重写，再次出现“中兴”！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假设无法照进现实，悲剧不可避免……事实上，即使在腐朽的晚清，李鸿章对郭嵩焘很欣赏很信任，被视为粗人的曾国荃也为郭嵩焘抱不平，给予过那个时代最高的评价。百年之后，钟叔河先生称郭嵩焘为末世士大夫阶层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称郭嵩焘为那个时代“最勇于挽澜之人”，可惜因其“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而其“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最终结局无法更改。但不得不说：“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此论可谓入木三分，再恰当不过了。

郭嵩焘人生跌宕起伏，郭嵩焘的命运既离不开时代，也离不开个性，弄潮儿成孤独者，独醒之累，万世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