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梦幻的互渗——解读马笑泉短篇小说《书魔》

文丨袁姣素

马笑泉的小说创作一直有着审美多维手法多元的特点。这篇发表于2023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书魔》，以六千多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现实与梦幻互相渗透、又互相成全的故事。既在现实之中，又玄幻于梦想。

小说从书法家的神秘失踪开始，因为“监控显示他从电梯间进入家门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妻子成了头号怀疑对象。网上一些夫妻之间仇杀情杀的碎尸案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警察与人们推测、想象的理由和根据，而事实与真相往往就是一步之遥，这一步之遥，却犹如天堑，让人们想破了脑袋，也无法跨越这条具有无限可能的鸿沟。警方在书法家的家里没有找到任何他杀的痕迹与理由，那么，一个大活人怎会凭空消失？！众所周知，小说的悬念是小说要素至关重要的一环，《书魔》的开头就把读者的心与眼巧妙地悬空，让人体验到小说情绪的放达与节制，紧张与从容。在事件的发生中，马笑泉并没有像常规小说那样展开丰富的想象进入案件的逻辑推理，把警察破案的过程作为小说的重心。高明的小说家总是会用自己的手法去处理小说的情节、高潮与尾声，无论是繁复还是简单，适合就好，恰到好处就行。《书魔》便是如此，在每个重要的节点，都是那么蜻蜓点水般地划过辽阔的湖面，让荡开的涟漪生发出小说的肌理与温度，引人无限遐思。书法家失踪，聚焦的炽光悬在妻子的头顶，小说并没有循着警察调查取证的路线去监控妻子，而是从妻子的日常入手，用迷离又现实的手法逐步接近真相，又远离真相。

诚然，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或奇妙或凄美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有时候一种恰巧的经过，一段蒙眬游离的情愫，抑或一句有意无意的话语，等等，都可以通过小说肌理的构建，塑造出小说意境，实现作者的意图。就好比汪曾祺的短篇《受戒》，从里到外，并没有重点突出故事的精彩与完美，而是重在营造一种意境，一段情绪，一股真气与稚气，以及那种纯净的朦胧意味，甚至某种缺憾的美。正是这种流淌的不可言喻的美妙氛围，寄予了《受戒》诗性的张力，让人沉醉其中，欲罢不能。马笑泉的《书魔》也有那么一股流淌的情愫，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这股情愫集结在书法家的妻子身上，妻子在回忆与书法家的点滴生活中灵魂的合二为一，生发出一股情感的流淌，这股带着温度的流淌，似乎给读者找到了这个谜底的答案——即书法家的痴狂成魔。不同的是，这个谜底的背后，也就是真相的玄机，又透露出某种虚幻的不可捉摸。妻子点滴的生活是那么真实和具体，而那只无风自动、笔头纯黑的毛笔却如天外之物，难道真是“书魔”的化身？

小说的魅力在于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多元而立体，骨感又丰腴；像一个万花筒，五彩缤纷；又像一幅水墨画，有简单的线条美，又有粗粝的、看不见的“狂风暴雨”。马笑泉的《书魔》却给人一种另类的生活启示，作者笔墨从容，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进去与出来，让人有种恍若隔世之感。从妻子的追忆反刍中，丈夫曾在米芾的《蜀素贴》前流泪，也知道他在《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赠张抱一行书诗卷》流过泪，她懂得丈夫的痴心不改，就连斋号都叫“痴斋”。书法家在古人的书法世界中穿行、临摹、流泪、痴语，这种时空的交错与神秘，在朋友戏称书法家为“书魔”时，似乎是一语成谶。虽然他口头上自谦，但从书法家敬畏又欣喜的目光中，他是喜欢并接受这个称呼的，并且当了真：他认为，王羲之是“书仙”，颜真卿才是“书圣”，张旭是“书癫”，怀素是“书狂”，杨凝式是“书疯”，苏东坡是“书佛”，王铎是“书神”，当妻子失口而出：米芾是“书魔”时，书法家便面色大变，失态又激动，随后又变得失落而沉郁。也许，书法家的痴狂成魔，此处是关窍。而妻子对丈夫思念成疾，那只纯黑的毛笔竟动了起来，小说写到此处似乎是个梦境，作者又用精细的笔法将这梦境变成了现实。也许，在这虚与实的奇特转化中藏着书法家痴狂成魔的根因，又或许，书法家失踪本身就是一次灵魂的远游，他在作者的笔下自由进出，似乎在寻找一条回家的道路，又好像是真正地远离了人间。他在现实的苦苦求索与向往的淡泊致远中得到与失去，在那条有着某种玄机的“小径分叉的花园”路上徘徊，寻找，或迷失，或归来。像一幅岁月的字画，又仿佛是生活中的一个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