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主席在庐山上查阅图书

文/王秦怡

毛泽东爱读史书，也善于引用历史典故。据统计，仅从《毛泽东选集》中有文可查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100余人。从济世能臣、农民领袖到思想巨擘、文学大家等，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都有评点。

“毛主席评点历史人物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古史新解，不人云亦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挖掘中国历史，见解独到；二是古为今用，为现实斗争服务。当然他运用时经过了一些加工和改造，不是完全的照搬照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周溯源总结道。

“圣贤”与“豪杰”

青年毛泽东崇尚圣贤。那时他对历史人物的点评中，常常有“圣人”“豪杰”等字眼。1913年他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就记录了这样一段话：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称得上“圣贤”的都是既“办事”又“传教”的人，首推范仲淹和曾国藩。与之相近的概念则为“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如宋朝大臣韩琦和清朝名臣左宗棠。

“在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前，毛泽东的精神底色还是偏向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说：“这种对圣贤的推崇，和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一脉相承，是典型的‘内圣外王’‘圣贤治世’的唯心史观。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它就被彻底抛弃了。”

毛泽东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曾多次评价曾国藩，从中能看出这一鲜明转变。

少年毛泽东亲昵地称曾国藩是“吾之先民”。其渊源在于曾国藩是湘乡人，而毛泽东8岁前基本上住在湘乡的外婆家。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是一位“曾国藩迷”，常“引曾涤生（曾国藩的号）、梁任公（梁启超的号）之例以勉之”。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更明显了。《讲堂录》中，毛泽东多处摘录曾国藩的话。1917年，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甚至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认识就变化了。1926年，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说：“大家只知道打倒他（指洪秀全）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道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这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经被尊为‘圣贤’的曾国藩，终归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周溯源说。这一认识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1969年，毛主席谈话中又提到曾国藩，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

△ 毛泽东摆满半床书籍的睡床

墨子和孔子

喜欢梁山好汉、农民起义领袖的毛泽东，自青年时起，就对诸子百家中的墨家思想表现出深刻的认同与偏爱。

1917年，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批注：“墨子之兼爱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1918年，在组织新民学会时，毛泽东在会章中特意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内容和墨家的实践精神高度一致。

1939年，国民党当局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以后的局面会愈发困难，逐渐形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理念。4月24日，“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为了鼓励大家，他以墨子为例，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因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

事实上，毛主席一生都践行着墨家求实行、讲勤苦的人格理想。他和同学萧子升徒步游历，靠写字作对联糊口，没花一个铜板。他的遗物中，有很多震撼人心的物品，如一件补了73个补丁、几乎看不出本布的睡衣和一条打了54个补丁的毛巾被。“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

相比墨子，对于孔子、孟子这两位封建社会的大圣人，毛泽东整体上持批判继承的态度。

1943年6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主席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1964年2月，毛主席肯定了孔子的一些教育方式。他说：孔子有六门是礼、乐、射、御、书、数。御是指开坦克、开汽车。书是历史，数是数学。乐是大提琴、大喇叭、小喇叭。现在把孔夫子的传统都丢掉了，只是死读书。接着，毛主席又用批判的口吻说道：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没有工业、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所有这些对古代思想家的评价，都深刻体现了毛主席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哲学智慧和辩证精神。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也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和成熟起来。

农民的贴心人

年少时期的毛泽东，肯定圣贤、君子，以期他们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相应的，凡人则是需要被拯救的。

“到五四运动之后，虽然毛泽东依然关注历史人物，但他的思想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平民、农民式历史人物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身为农家子弟，早在童年读《水浒传》时，毛泽东的脑子里就冒出过一些想法：“这些小说里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但那时，这些还只是模糊的认识。

1926年5月至10月，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期间，毛泽东已经清晰地讲到：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汉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至于汉时，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

认识到不同阶级所代表的利益，终其一生，毛泽东对那些平民、农民出身的“盗”“匪”“贼”“寇”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944年，毛主席致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赞美李自成“实为陕西人的光荣”，并请其向《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转达敬意与建议，“（此书）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当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若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1950年到1966年负责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回忆，毛主席比较喜欢看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除了李自成，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历代农民革命斗争性质当然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不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1958年武昌会议期间，他读《张鲁传》时这样总结。

 《文萃报》3305期摘自《环球人物》第23期 

作者：王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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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