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每到年关乘着风雪而来的“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总会带回一口“宝箱”。打开箱子，里面塞满了好看的布料和我们平时从未见过的糖果，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东西——钱。当天晚上，父亲把要上交给生产队买工分和口粮的钱留出来，把供养爷爷奶奶的钱留出来，把大年初二出门的盘缠留出来，然后把剩下为数不多的钱全部交给母亲。这笔钱，是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开销。

父亲长年在外省做手艺。因为交通不便利，也为了省钱，他一般都是每年正月初二出门，大年二十八回家。

父亲是木匠，他的雕花手艺尤其出色。木匠需要工具，做出来的家具需要油漆，而父亲和他的徒弟们一起干活，一帮男人的头发需要有人剃，于是，父亲又自学成为铁匠、漆匠、剃头匠。

“万事不求人。”这是父亲的生活原则。

这样的父亲，在礼尚往来的乡村显得格格不入。父亲极少朋友，乡邻们私下里对他的评价也不佳，认为他“小气”，把钱看得太重。

然而，在物资短缺、粮食不够吃，大多数人家都要靠红薯等杂粮撑上小半年的乡村，正是父亲的“小气”给了我们较为殷实的生活。我被家人传为笑谈的一件事情是，儿时的我曾端着一碗白米饭跑到伯妈家，要跟她换一碗红薯米吃，我想尝尝红薯米的味道。

山村里水田不够，人们便在山坡上种红薯。人们把收回来的红薯剁碎晒干，做成红薯米，这样便于贮存，能在青黄不接时派上用场。

父亲不仅让我们衣食无忧，也让我的母亲比村里其他女人更早戴上手表，踩上缝纫机，让我们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听上了收音机。

那台收音机的神奇作用，在许多年后显现了出来。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关于一只蠢猪的故事——《会说话的猪》。那时的我，猪只会让我想到猪肉，我没想到猪还会说话，有计谋，对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意见！这个故事令我震惊，让我从此换了一种目光看家里的一切牲畜。也许，我的童话想象就是那时萌生的。

因为和父亲见面少，父亲又寡言，还因为在传统保守的乡下，女儿常被忽视，所以，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我和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

高中时，我是宁乡七中的学生，而高考考场设在六中。高考前一天下午，学校用一辆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往考点。正是七月酷暑，大卡车没有车篷，乡村公路上尘土飞扬。到达考点后，一身尘土的我们立即扑向水龙头，洗脸，洗手，洗去身上的尘垢。

将自己洗得清清爽爽回到学生宿舍休息时，我才发现，手表不见了！

为了让我考试时能掌握好时间，母亲将她心爱的上海手表摘下来戴在我的手腕上。我在洗脸洗手的时候把手表摘下来放在盥洗台上，离开的时候给忘了。

我飞奔回盥洗台，手表当然不在了，谁都说没有见到。

手表丢了！

那个时候，手表是家里的“三大件”之一。不知道父亲攒了多久才攒够买这块手表的钱，母亲自然对手表格外珍惜。我记起了儿时因为丢失五毛钱而被母亲狠揍的经历。那几天，我白天考试，夜里哭泣，吃不下任何东西。最后一门考试时，我浑身发抖。因为考完这门我就得回家了，我害怕回家。

我最后一个走出教室，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看见了父亲。

个子矮小的父亲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一条深色裤子，手里拎着几个雪梨，站在那里等我。

原来，老师担心我出事，把我丢了手表的事情通过电话辗转告诉了我父亲。

父亲从外地赶了回来。

看见父亲，我的眼泪再次溢满眼眶。

父亲递给我一个梨。

我接过梨，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说：“我把手表丢了。”

“丢了不要紧，再买就是，你吃梨。”父亲说。

我咬了一口梨，将清甜的梨汁和眼泪一并吞下。

学校的大卡车已经开走了。我跟着父亲去镇上搭汽车回家。我们沿着河堤走，迎面的是正在西落的太阳，我们的家就在太阳将要落下的大山深处。父亲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旁边是从我家村子里流过来的楚江水。

路上，父亲再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问我考得怎样。把挣钱和时间看得无比重要的父亲，得知我丢了手表，特意从外地赶来接我回家。我牢牢地记着这件事。这是一个确证——在父亲的心中，我也是重要的。

我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一个独来独往、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乡下手艺人。然而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校长拿着花名册来问我是不是某某人的女儿，我说是，校长说：“我跟你父亲是同学，你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你比不比得上他？”

我这才知道，当年父亲成绩很好，小学毕业时他想继续读书，他的老师还特意找过爷爷，劝爷爷卖了田送我父亲读书，但爷爷不肯，父亲只好当了木匠。

我考上了大学，父亲很高兴。他背着一口亲手打制的樟木箱，和母亲一起送我到长沙上学。

直到六十多岁，父亲才结束了在外奔波的生活，安居老家。

我毕业后在出版社当编辑，因为写作，有了一点小名气。有一次，母校请我去做讲座，我提前一天开车回家看望父母，第二天上午去学校，讲座结束便回了长沙。

后来听母亲说，那天父亲蹬着自行车骑行了三十多里，到学校去听我的讲座。可是父亲到学校的时候，讲座已经结束了，他只看到了欢迎我的横幅。

“他怎么不跟我说？我要是知道他感兴趣，我开车一并带上他就是了。”我抱怨。

“他去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是回来后才说的。”母亲说。

父亲从未跟我说过这件事，我也未跟父亲提起。但从此以后，我只要出了新书，便会带一本回去给父亲。我编辑了新书，也会带给父亲，让他了解我的工作。

父亲接过书，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父亲去世后，在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一个从村里考上大学，如今很有成就的年轻人，他对我说：“素姑，我也是读着您的书长大的呢。”

他接着说：“我小的时候，桂阿公经常到我家来，每次来总是会带一本书送给我。我们乡里的小孩，哪里有课外书看，看书全靠桂阿公。”村里的孩子都叫我父亲“桂阿公”。

原来如此。难怪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没有看到我给他的那些书。我想起了我童年时代父亲带回的那台收音机。我希望父亲悄悄送给村里孩子的那些书，也像当年的收音机一样，起了神奇的作用。

（作者：汤素兰，系儿童文学作家，湖南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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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