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李元度的“神仙友谊”

喻奇驹     2023-12-01 10:44:50

△郭嵩焘

文/喻奇驹

在郭嵩焘的“朋友圈”中,李元度无疑可以划为“亲密级”。他们既是儿女亲家,又是曾幕幕友,在晚清湘军圈子中,均为响当当的人物,可以称之为政治盟友,文学挚友,灵魂密友。

李珣是李元度与第三任妻子吴姬所生,在六位女儿中排行第五,她遵父命嫁给了郭焯莹为妻。郭焯莹,是郭嵩焘的次子,乳名盐生,人称“郭十”,师从王先谦,其文不输其父。“虽有学养,但赋性洒落,不事家业生产”,“颇有一些破落户飘零子弟的味道”。当初婿选东床之时,李元度并不知道此子放浪,被称为晚清、民国地方上的奇葩。尽管如此,并未影响郭、李两家的关系。

在湘军同好中,这种圈层内联姻并不鲜见。郭嵩焘与左宗棠是亲家,左又是曾国藩的亲家;曾国藩与郭嵩焘、李元度、李续宜、罗泽南是亲家;郭嵩焘与李元度是亲家,李元度又与沈葆桢、江忠源等联姻。如此,“湘军就是以师生、同乡、同学、邻里、姻亲等联系起来的军队,带有很浓郁的私人武装色彩。”

湘军东征,幕僚专办军务,兼理粮台。咸丰末,将帅实授疆吏,幕府扩管政务。郭嵩焘与李元度均是曾国藩幕府中的幕友。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十七岁入县学,后就读于岳麓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教书十年。入两江总督裕谦军幕,筹划抗英战争。二十七年(1847)成进士,授庶吉士。丁忧回籍。咸丰二年(1852),郭嵩焘促曾国藩出山办团练,为湘军创建人之一。是年腊月,自京返乡的李元度来到长沙,上兵事数千言于曾国藩而自隐其名,曾阅后大为激赏,求其人不可得。旋揣度系李元度所为,故见面时笑曰:“是非李君莫辩矣。”遂留参军,李元度自是入曾国藩幕,与郭嵩焘等幕友相随曾帅水陆东征。弟弟郭崑焘在湖南首倡厘捐,并出任湖南厘金总局总管一职,成为湘军出征东南各省的财政支柱。在经年征战中,李元度与郭氏三兄弟结下了深厚友情。

咸丰六年(1856),郭嵩焘得到江西巡抚张芾保奏,被实授翰林。八年(1858)到京供职,入南书房。九年(1859)郭嵩焘奉命随僧王赴天津办理海防。李元度在江西建昌军中思念旧友,赋诗专颂郭嵩焘为“文昌紫微星”,勉励他:“莫向红尘愁小谪,且回残劫拯生灵。”同时,亦寄诗于郭崑焘,赞其“军储苦费持筹力,衡鹿舟鲛未患贫”。颂其援兵助饷,支撑起东南半壁江山。

回京后的郭嵩焘时刻关注李元度的动向,当看到胡林翼保奏李元度的奏折中,称其“堪胜督抚藩臬”时,非常高兴,连忙把这种喜悦记在日记中。不久,刚授温处兵备道的李元度,被曾国藩急调至徽州。“宁国被围,涤帅催季高、次青两军甚急。”郭嵩焘“闻此为惘然竟日”。岂料,两个月后,徽、宁两城并失,“涤公祁门一军颇危殆,如何?李次青实非带勇之才,丛山关一失机,而皖南事不复可为”。徽州一役,被朝廷追责的李元度长叹归乡时,郭嵩焘及时给予抚慰和支持。

郭嵩焘在署理广东巡抚四年后,因处理潮州事件,受两广总督瑞麟嫉劾、左宗棠妒忌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此时的李元度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荐,得特诏起用,奉命帅师援黔平苗乱。他军中夜坐,惓念平生师友,又赋诗抚慰郭嵩焘:“郭泰称有道,韬钤本儒素。禁中出颇牧,岂复老章句?同调恣抨击,邈矣黄鹄举。舆讴遍海南,归续遂初赋。”同样给予困境中的老友以宽慰、支持,其深情厚谊,跃然纸上。

郭、李二人在仕途上几起几落,都经历过惊涛骇浪,人情冷暖,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属于超级不得志者、失败者。“世皆欲杀次公狂,一波未平一波扬。为雨为云手翻覆,倏臧倏否口雌黄。谤牍何伤马新息,党人空学牛奇章。仰天大笑掉头去,黄鹄举矣青霄长。”此诗是李元度人生至暗时刻,因徽州失守等追责罢官,险遭流放之时写的,可见当初众叛亲离、求告无门的惨状。“傲慢疏慵不失真,惟馀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郭嵩焘《戏书小像》)诗中点到他出使英伦回国后遭遇“阮生穷途”被指骂为天地不容、万恶不赦的叛徒、名教罪人、内奸之事。备受冷遇和不公正对待的郭嵩焘不服气地宣示“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以此自况。这种旷世孤独,只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李元度,才能深刻地体味出其中的况味。遭际相同,素性差不多,又惺惺相惜。因此,郭、李的友谊有一种天然的黏合度,能够永续长久。

△李元度

同治九年(1870),郭嵩焘定居长沙,赋闲八载,他政治上不得志,家庭也屡遭变故,连丧六位亲人,其中包括他最疼爱的长子郭刚基、继夫人邹氏和八女。他强打精神,开始修撰《湘阴县图志》。同时,率兵援黔凯旋归乡的李元度,也成为《平江县志》的主笔。

同治七年(1868)三月,湖南巡抚刘崐请郭嵩焘主持修撰《湖南通志》,他首先邀请了李元度、罗汝怀、吴敏树等湘中文史界大佬参加。在章程拟定上,郭与曾国荃产生了分歧、嫌隙,但摊子还是按计划顺利铺开了,郭、李遂开始了省志的写官之役。

其间,郭嵩焘还著述了许多其他作品,李元度同样如此。李往返南岳五载,除与同志修复南岳若干被火毁的庙殿,还修撰了一部《南岳志》。郭嵩焘欣然为之赋序,称其“体大而物博,例严而辞雅,衡山扶与磅礴,蓄积以有待者,至是尽泄其奇”“为南岳诸志之上品”。在两位文史大家和众写官的竭力操刀下,前后历时十八年,三百一十五卷本的《湖南通志》终成刊刻。为了这桩“名山大业”,他们老屋灯寒,翻钻故纸,艰辛备尝,可以用“拼命三郎”来形容之。在方志局,郭嵩焘“与吴南屏舍人论罗水出巴陵”“与李次青论吴有汉昌郡无吴昌郡”,李元度也就通志体例,与郭焘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就诸多学术问题各抒己见,在史海中探求真相,治学严谨,惟真惟慎,堪为后辈榜样。

在乡当寓公的岁月里,郭、李以及在湘的文朋诗友,时常雅集,长沙城的絜园、定王台、曾太傅祠、碧浪湖,都留下他们的翰墨馀香,回荡着大醉豪吟的美妙诗章,这是何其美好的时光。“笑语讵相温,寸步千函轘。且复欢此饮,万虑丛刊删。”(郭嵩焘《絜园展褉分韵得“山”字》)。郭嵩焘也受邀做客李元度的超园,游历《黄金洞》等,都赋有诗章。“为报南邻诗老在,愿邀诗句到柴门”。郭嵩焘时常大开柴门,翘首以盼老友们的到来。他漫游屈子祠,吟哦着李元度留在祠内的楹联,以一首《谒屈公祠有怀李次青》,聊表思念之情。李元度满花甲时,因母在不称老,“却乡人祝祷之词”,而欣然接受了郭嵩焘写的《李次青六十寿序》。光绪八年(1882)春,终生不仕不隐的郭崑焘花甲寿庆,李元度亦献上《郭意诚京卿六十寿序》致贺。不料,同年金秋十月郭崑焘辞别人寰无疾而终。

郭嵩焘是清朝精通洋务的“知洋派”,外交家,也是清醒看世界的先行者和启蒙思想家。光绪六年(1880)七月,朝廷以兵部侍郎候补,充出使英国首任公使。四年(1878)兼法国公使。五年(1879)他受副使倾轧,病辞回国。仍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开思贤讲舍。

光绪九年(1883),越南与法国签法越新约,法国保护越南,中越边境冲突。老将彭玉麟(雪帅)奉诏往广东会办海防,应彭玉麟之邀,李元度赴粤、闽协办防务,力主堵塞虎门海口,并处理民众焚毁沙面洋行的棘手难题。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可与法国人打交道,毕竟不是他们的强项,怎么拿捏更合适?颇为烧脑。彭、李分别函咨郭嵩焘,怎么办才好?

郭嵩焘对雪帅说,洋患已成,圣人生于今日,亦无能攘而去之。其机要全在应付得当。诚得其要,可保数百年无事,否则其祸立见。雪帅与法国既求决一战,就必须知己知彼,不能愤然倾天下以图一逞。他说,一要敛兵保胜以固滇南门户;二要固守滇粤边界,包括虎口要塞,严守琼州、台湾以防意外;三要拣练精兵以济实用。但他话锋一转,西洋用兵,其终皆索赔兵费、通商而止。因此在交涉过程中,满足其要求便是。“郭嵩焘这种反对闭关绝市,主张对外开放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合理的,也是进步的,可在当时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封建士大夫看来,开放对外口岸,让洋人自由出入,则是决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匡亚明语)郭嵩焘此论,不为时人理解,冒着很大的风险。

在《复李次青》书函中,郭嵩焘又强调了以上观点。对雪帅摒绝洋人,不与一见,他国从中调处斡旋也一律拒之一事颇有微词。认为对外应持圣人之理,宽之以情,隆之以礼,在关乎国家荣辱的大是大非上,不可“气太盛,语太轻,要熟虑而深计之”。李元度是主战派,郭嵩焘在致李鸿章信中对他有过批评:“海军之设,恪靖(指左宗棠)发其端,李次青(元度)实助成之。观其立言之旨,徒欲见威于敌,魏相所谓骄兵也。”骄兵,实指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犯了兵家大忌。

第二年,曾国荃取代左宗棠调署两江总督后,中法战争爆发,北宁被陷,淮军溃败,后冯子才大破法军于谅山,扭转了颓势;台防在刘铭传顽强抵抗下获胜,驻防福建的中国海军却迎来了一个最黑暗、最屈辱的日子,马尾炮台、福州船厂被毁,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中方镇南关是胜利了,但中法却签订了颇受争议的天津越法条约,越、柬、老三宗主国权属地位移交给了法国,法国反而得到诸多好处。这个自伤行为,激起了左、彭、李、郭等人的强烈不满,“法人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也成了世界笑柄。

这一年,左宗棠卒于福州军次。两年后,李元度卒于贵州布政使任上。六年后,郭嵩焘卒于湘阴。

摘自《岳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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