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回首湘大岁月:有一种精神,那叫宽容

魏冬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3-11-18 19:19:31

文丨魏冬

摆在我案头的,是自己二十年来付出心血的一些著作。有我早期研究道家道教的两本小书《成玄英庄学思想管窥》和《大家精要•成玄英》;有我与乔根锁师、徐东明兄合著的《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有我在索南才让师指导下学习藏文完成的《〈中观根本慧论的注释:正理海〉论疏理路诠释》;有我数年前为大家讲读书法,而后汇编点校翻译的《朱子读书法》;还有十年前在西藏工作时,在海拔4000多米的藏家农村点校完成的《韩邦奇集》(上中下三册),以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韩邦奇评传》。但更多的是近年所完成的一些关学研究著作:有关学的普及读物《北宋关学随讲录》,文献点校著作《关中道脉四种书》,思想诠释著作《张载及其关学——横渠四为句下的现代阐释》,文献重编著作《新订关学编》。另有我和业师刘学智先生主编的《关学文萃品读》《关学二十二讲》,辑校的《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分为《张载研究》《明清关学研究与关学综论》《关学与陕西文化》三本),还有我和师弟米文科教授合著的《关学谱系重构与思想探研》,以及我参与编著的《关学源流》。这十来本著作,承载着我从事中国关学研究的学术轨迹,也凝聚着我和老师、同门二十年来的深厚感情。然而,要问我是怎样走上中国哲学研究的道路的,却不能不从我的大学时代说起。

与我今天从事的专业不同,我的大学时的母校,是远在南方的湘潭大学,我所在的院系,是湘潭大学的商学院,当时叫国际经贸管理学院。人生总是充满了“吊诡”,谁也无法肯定,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什么样子的。也许一个爱好,会成为人一生的饭碗。我在大学时代,所学的专业是经济学;我中国哲学专业的梦想,却是在这所商学院最早萌发的;我自己当前的研究重点张载关学,也是在这里开始知晓的。正是在那个时代,叩响了我走向中国哲学殿堂的大门,让我开始实现人生的转变。

人活一辈子,总是在不断的选择。而所做出的决定,总是与自己当时的境遇相关。佛家讲:“渴来即饮,饥来即餐”,经济学讲,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矛盾。我之所以在大学时代选择经济学,与我当时的家庭状况相关。

我出生在陕西东部的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这里是《诗经》文化的发祥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美好诗句,就诞生在我的家乡。但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里仍然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小县城。而我的家庭,因为父亲去世很早,家里的负担就主要落在母亲身上。我少年时的梦想,就是能尽早的多挣钱,以改善家里的境况,我想,这也是其他出身农家孩子的初心吧!有人说:“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是这样的。在我当时看来,“经济学是一门能帮助人致富的学问”,要改善自己的家境,就要学习经济学,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经济学的懵懂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于是我在填写高考专业志愿那一栏,填写的几乎都是与此相关的。

但我之所以选择湘潭大学,也完全出于自己境域的认知。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文科生并不多,而每年能考上大学的文科生就更少了。于是学习文科的高中生,多少都有一种因短科而无法选择理科的悲壮情结。记得我高考的那一年,校长在高考动员大会上为我们这些文科生鼓劲说:“大家不要气馁,不要松懈,只要我们今年好好学习一年,就能为明年再次参考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是的,连同校长,对我们的期望也寄托在来年。

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一年,我们这些文科生考的出奇的好,我们班里的同学,大部分也都在那一年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而我呢,也在这一年高考中成绩出奇的好——不知不觉的成了我们县的文科状元。但鉴于几年来文科高考凤毛麟角的历史教训,谁也不敢在志愿报考上冒险冲刺,还是比较稳妥一点好。我在几十张的报考指南中翻来翻去,寻找自己理想的大学。忽然看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湘潭大学。“湘潭”,那是多么熟悉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这首歌的旋律,马上在我耳畔回响起来。在少年时代我的心目中,湘潭,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家,是一个有鱼塘、小屋的美丽水乡。我们用自己想象,去描绘着从没去过的那个地方。毛主席老家的大学,一定是一所好大学;我不知道的大学,估计别人也不知道吧?报考这样的大学,录取保险系数更大。于是我的志愿就形成了——湘潭大学经济学专业。

那是在1996年9月的一天,我扛着背包,提着箱子。在舅舅的陪同下,坐上绿皮火车,南下来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湘潭。我眼中的一切都是新的:这三道伟岸高耸的拱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红色土地铺就的操场,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在草地上长得像蘑菇一样的亭子,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呼吸着南方潮湿的空气。睁大眼睛,盯着这所有没有见过的一切。这就是我理想的大学,这是我即将生活四年的大学!

因为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憧憬,对自己要学习生活的地方的向往,我比其他的同学要早到了几天。接待我的,是我大学时的笫一届班主任钟希余老师。那时候的他刚从湘大毕业,是一位白白净净、利利落落的湖南小伙,因为学习优异原故,留校工作,成为我的班主任。就像兄长一样的钟老师,领我去了寝室,带我购置了生活用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我生活上、思想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像这一天一样,对我多次伸出援手;我也不知道,我们会成为一辈子的师生朋友。

接下来看我的是我们院里的副书记,刘建平老师。刘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学识渊博的长者。时过27年,我仍然记得他和我初次见面的那个情景:他详细的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学习的情况。他深情望着西北,告诉我,他的父亲,曾经有一次到过陕西。陕西有一种好吃的果子,叫柿子,他从来没有见过。刚好,我家里就有两颗很大的柿子树。那红彤彤的成串柿子,一下子就在我眼前明亮了起来。看着这崭新的木架子床,漆黑的大书桌,明净的窗户,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心里舒畅极了!我心里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在这里好好学习,最好,也能像钟老师一样,留在这里工作!

然而一开学,我就遇到了新的问题。其一是我几乎听不懂老师讲的课。我来自北方的农村,没有学过普通话,湖南话更是我听不懂的。我记得我最害怕的就是英语课。以前我们高中上英语课,老师都是英语和老家话交杂着讲的,大学的英语课却是纯英语,一句汉语也没有——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子到了国外,听不懂,也不会说。其他课也是这样。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惟一能够听懂的,只有一门半的课。那半门课,是计算机基础课,我能听懂的,只有二进制0101001,其余的就听不懂了。而我能听懂、也最喜欢的那一门课,就是刘建平老师所讲的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

刘老师是一位思想开阔的老师。在他的课堂上,我知道了少年毛泽东的不少故事,知道了曾国藩,知道了王船山,知道了胡宏,也知道我们陕西有个大思想家叫张载,那是船山先生极为佩服的,他在自己的墓志上刻着“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张横渠,就是陕西的张载。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二十年后所从事的,竟然主要是对张载关学的研究。刘老师的课,是我上大学四年受益最多的一门课。我的思政老师,竟然是我以后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张载关学研究的启蒙者。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到第二学期收假的时候,我专程从老家带了柿子,用一个纸箱装好,小心翼翼的捧着,准备送给我亲爱的刘老师。谁知一到校,却得知他要到洞口县挂职的消息,这让我心里空落落的,失落了许久。然而更伤心的事还在后面。开学以后,学习成绩公布了。我竟然成为我们班的倒数第一名。一个让我引为自傲的文科状元,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我心里难受极了。在我们班里举行篝火晚会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黯然的在杨梅洲头的江边坐了一个晚上。陪伴我的,只有悬挂在高空那寂寞的月亮,和从身边流过如泣如诉的湘江。

大学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断恶化。本来我上大学的学费,就是东一家、西一家借的。刚上学的一段时间,每个月一两百的生活费,家里还能支撑。但时间长了,母亲也撑不住了。母亲断断续续寄来生活费,那是家里千辛万苦挣来的一点微薄收入。并写信来,转告我家里的困境,希望我能自立,能节约,并告诉我她内心的难受和愧疚。而我呢,也不愿意向母亲开口要钱了。家里这样的困难,我的学习成绩却如此的差,还有什么理由向家里开口呢?这时,一个很好的机遇出现了。

当时在我们学校大门的西边,有一家废品店,是当地的一位大哥开的。我一有空,就到他那里去淘旧书,往往一呆一个下午。收旧书的大车来,我帮着大哥装车;而大哥呢,也偶尔留我在他的废品店吃饭。时间长了,我们俩也就慢慢的熟悉了。有一天,大哥拉着板车到我们北山收旧书,我说我和他一起去。大哥不同意:“你不能去。我是收废品的,你是大学生,让其他人看见了,会看不起你的。”我都已经穷的没饭吃了,学习成绩也差到底了,还怕什么呢?我不在乎。能在异乡碰到对我关照的人,我又在乎什么呢?我和大哥拉着他收废品的板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北山走过南山。大哥很感动,对我说:“这些旧书,你可以试着拿去卖。”当时英语四六级英语考试,有很多辅导书,分听力呀,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呀好几册。基本上是四本重一斤,大哥给我算一斤一块钱。我拿去卖,一本按四五块钱算,也比书店便宜的多。卖掉了,成本一块钱,能赚十几块;卖不了的,大哥回收。这样,我的生活费基本也有着落了。

我的学习成绩不见起色,“生意”却越做越好。但这生意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按照学校当时的规定,学生是不允许经商的。管理校园秩序的派出所,来人把我的书全部没收了。这书就是我生活的资本,就是我的活路,“你不让我活,你也别想活。”年轻气盛的我,提了一把刀,要冲去派出所闹事。学院党委书记晏才群老师、副书记刘望老师拦下了我,这边声情并茂的批评教育我,那边又和风细雨的去派出所做工作,向派出所说明了我的家庭情况,帮我把我的书要回来,还给我办了一个特别的许可证:特许我每个周六在文科楼前摆摊卖旧书。此后,学院还给我安排了打扫教室、接听电话等勤工俭学的岗位,以保证我不用为生活发愁。临近毕业,我的学费还拖欠了不少,刘望老师替我做了担保,让我拿了毕业证学位证去安心工作,学费的事,他替我担着。

后来,我到西藏民族大学工作,又到西藏藏医学院工作,工作期间又读硕士,博士,博士后,母亲又连续卧病在床十年,家里的境况一直得不到改善,直到毕业了十八年之后,才把这笔拖久了很久的学费,还给了刘望老师。我真心的感恩刘望老师,他不仅为我上学期间解决了不少困难,不仅在毕业时为我担保,还在长达十八年的岁月里没有找我问过此事。老师是我生命的守望者,我一生感激他,铭记不忘。

做“生意”是要分心的。我的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后来又要卖书,心思也渐渐不在专业上了,我的成绩,也就更一落千丈了。到了大二、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在班上的排名,永远是固定的: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其实,我开始真的努力过,挣扎过,我觉得这成绩、名次,对我是一种耻辱。但无论我怎样努力、挣扎,我的家境,我的成绩一直没有得到改观。我真的沮丧极了:为什么我的家境比别人差?为什么我的成绩比别人差?我像苏东坡突围一样,总想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但这条出路,似乎一直没有找到。于是我渐渐有了一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感觉,就这样吧,我服了你了,我的专业!在专业学习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是渐行渐远,彻底沦落了。

但人总是想有“尊严”的活着,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吧,我把自己的信心,逐渐转入到自己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上来了。为了生活,我去买书,卖书,但我也看书,我卖的那些书里,有许多是我看了以后才卖的。只有自己看过的,喜欢的书,不得已卖了,那才叫心疼。这是爱书的人才会有的痛心彻肺的体验。于是我卖了书,稍微有了点钱,又去买书。《四书五经》《老子》《庄子》《荀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孙子兵法》《十八家诗钞》,这些书籍都是当时买来读了舍不得卖的,一直陪我到现在。这每一本书,甚至每一页,都留有我在湘大读书的故事,甚至我在湘大生活的气息。我至今依然记得,每每太阳西下的时候,我坐在学生活动中心的台阶上,看书累了,抬眼远望,夕阳的余晖洒落在西山一望无际的荒草上,那是我人生中感受到最美湘大景象。

我的精神世界渐渐充实起来。而我身边的老师,同学,不仅帮助我克服了生活困难,也逐渐的理解了我,支持我:他既然志不在此,就让他放飞自己的理想吧!如果说我的第一届班主任钟希余老师对我来说是兄长一样的存在;我的第二届班主任余新民老师,对我来说就像是妈妈一样的存在。虽然我在余老师面前,总是有些胆怯和愧疚,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我,而是鼓励我,支持我,帮助我。到后来我也当了老师,我才明白:无论我怎样,在她那里,我都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平等的存在。我们都是她的孩子。钟老师虽然不带我的班主任了,但还是和往常一样,到了周末,就招呼我到北青楼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至今我仍然记得贺艳春、禹伟良、张立老师,他们年轻时候的身影。后来我当了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这些老师的身影也就浮现出来。我在班里、院里的朋友,也渐渐多了起来:王路、颜A、王敏、满延照、杨佳、陈亮……其中对我鼓励帮助最大的,是比我高一年级的兄长柳鹏举,我大学一级的高中同班同学马引宏。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鲜亮起来,就像早上起来,一道光从窗外洒满我内心封闭的房间。

商学院之外,有几位老师和几个朋友我不能不提。我上大学最早认识的商学院以外的老师,是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的姚锦川老师和在财务处工作的瞿萍老师夫妇。他们是我在刚入校的时候,我们的军训教官李作武给我介绍的。在大学生活的四年,姚老师和瞿老师一直都帮助我,鼓励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已经化入我的生命之中,成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还有人文学院的王建章老师,他是研究南楚民俗的专家,我们是在我的书摊认识的。为了帮助我又不伤我的面子。王老师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我这里买书,说是送给自己的学生。还有傅其三老师,他给我们讲美学,带着我去跑步,我在他那里获益良多……

后来我又认识了建工系的周金旺、哲学系的尹文汉、化工系的黄星照。我们四个好像都是不务正业的人,经常在一起听讲座,探讨写作,后来还一起办学生讲座,一起到湘潭釆访名人,寻访古迹。其中对我影响最大且让我钦服的,是文汉。他给我讲周敦颐,讲刘蕺山 ,这大概是他当时最佩服的。他毕业的时候,专门送给我一套《中国哲学通史》的教材,以期我将来考中国哲学的研究生;还专程为我写了一副字,其中有“莫吟长短句,出手是男儿”的句子,以勉励我自立自信。

回想起来,我在大学真的不算是好学生。我记得自己留着脏兮兮的,乱蓬蓬的长发;穿着自己设计制作做的衣服和草鞋,把自己打扮成古代有个性的忍者,狂者。也记得自己有一段时间痴迷神仙,疯狂的练功、打坐,现在想想真是可笑。但那就是我生命中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胡思乱想的时代。那就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真实的经历。

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学生,与其他学生有什么不同?我想,也许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在湘大学习的主要阵地在课堂上;而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朋友们却给我开辟了另一个课堂:在生活中。是大家在湘大这一片沃土营建的宽松、和谐、自由、关爱、融洽、欢乐的精神家园,成就了我。如果要说湘潭大学给予了我什么,商学院给予了我什么?我想说,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不仅帮我渡过了生活和学业上的难关,给我内心播下了自强自信和将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种子,而且给我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向上向善的环境。如果说,湘大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我想说,在湘大,有一种精神,那叫宽容。

(作者系湘潭大学商学院1996级经济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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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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