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修史中的徇私作伪

苏露锋 2023-11-01 10:01:09

文/苏露锋

古代统治者很重视修史，把它当作建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文化工程，因而对编撰者的品、识、才要求甚高。不过，皇帝的用人标准不一样，所选之人亦是良莠不齐。一些编撰者因个人恩怨或掩盖或歪曲历史，所以说修史这项看起来高大上的公权力行为，也可能被品行不端者用来徇私。

因个人恩怨而歪曲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许敬宗。唐高宗时，许敬宗一跃而成为两朝实录的改修负责人。在改修时，他肆意歪曲事实：为了扳倒政敌长孙无忌，对其进行诋毁，诬其谋反，欲将其置之于死地。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联手，对许敬宗之流进行了斗争；因此许敬宗在其所改的《唐太宗实录》中，对褚遂良也进行了诬陷。封德彝曾嘲笑许敬宗贪生怕死，许掌握改修实录大权后，对封大肆诋毁。除了攻击仇敌外，许敬宗还为自己和亲戚粉饰，他采用“移花接木”之术，将唐太宗赏赐给长孙无忌的《威风赋》，说成是给尉迟敬德的，这是因为他与尉迟敬德乃联姻关系；同时，他还为女婿虚抬门面。

极尽粉饰之能事的还有沈既济。唐德宗时，沈既济为杨炎所荐担任史官，出于个人感恩心理，在所修《建中实录》中，对杨炎进行了粉饰，为杨炎收复河陇的主张唱颂歌。安史之乱后，河陇之地为吐蕃所占。杨炎任相后，提出收复河陇之地。为了证明杨炎主张的正确性，沈既济便在所修《建中实录》中，对大唐派往吐蕃的使者韦伦所见河陇之地的情况，进行了带有倾向性的描述，称滞留在河陇之地的唐朝士兵约五十万人，被吐蕃当作婢仆，受尽了折磨。他们希望王师收复河陇，使他们重见天日。杨炎的主张，因为引起兵变而流产，朝廷采取了与吐蕃谈判的政策，但沈既济仍在《建中实录》中为其大唱赞歌。

《明实录》的修纂者也常因个人恩怨而任情褒贬。《明英宗实录》记“土木之变”后，太监李永昌慷慨陈词，力主抗战。其实，这是李永昌的儿子李泰在为之饰美。太监中力主抗战的是金英，而非李永昌。《明宪宗实录》的总裁、吏部尚书刘吉与内阁大学士刘珝、尹旻因争权不和，便在主持修实录时对此二人进行诽谤，把尹旻描写成一个遇事畏缩、变节自首的人，而刘珝则成了挑拨离间的小人。同是这个刘珝，在《明孝宗实录》中却成了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历史学家吴晗指出：“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为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可谓一针见血。

二十五史之一的《魏书》，因大量歪曲事实而被称为“秽史”。其撰修者魏收说得最露骨：谁要是敢与我过不去，我手中的笔就不饶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之上天，嘘之入地。魏收曾得过阳休之的帮助，又受了尔朱荣之子的贿金，因而在为阳休之的父亲阳固以及尔朱荣作传时，极力掩饰他们的罪恶，甚至颠倒黑白，极尽溢美之词。

《南齐书》编撰者萧子显出身前朝帝王之家，为齐高帝萧道成一系的子孙后辈，又是当朝梁武帝萧衍的臣僚。豫章王萧嶷为齐高帝第二子，是萧子显的父亲。萧子显为了突出父亲的地位，自然要处心积虑地粉饰夸张：第一，特立专卷，以示与《高祖十二王传》不同；第二，肆意渲染，全传行文长达八九千字，大大超过了应有的比例；第三，无端拔高，把他父亲吹捧为“宰相之器”，功勋盖世，可比周公。

不难理解，古代统治者为了建构统治合法性而修史，最终目的是维护一姓王朝的整体利益；而编撰者徇私造假，只不过是搭了王朝体制的“便车”而已。

摘自《士人风骨》，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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