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守愚

夏历癸卯九月初一，是 2023年10月15日，王船山诞辰405周年。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是范旭东诞辰141周年。各界人士在船山学社旧址举行公祭王船山典礼之后，在潇湘华天举行了纪念王船山诞辰405周年、补行纪念范旭东诞辰140周年的“湖湘人物讲坛”“船山学会讲”之“王船山、范旭东与企业家精神癸卯会讲”， 赓续中华文脉，弘扬船山系儒商道脉第六代传承人范旭东实业报国、科技兴邦的爱国主义精神，表彰中华儒商传承 ， 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美其名曰：405岁的王船山遇上141岁的范旭东。

自古以来，超越时空局限的自由一直是人们的追求。《论语》上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远方”，不只是空间的远方，还可以是时间上的远方。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 而不敖倪于万物 。 不谴是非 ， 以与世俗处 ”，“地”虽不说远，“天”还是有点远的。独处山林，窝居闹市，翻开书本，有孔子、朱子自远方来，与我一起饮酒或品茗，不是充满欢喜的事情吗？

王船山（1619—1692）是大明末年的一位大儒，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的最高峰，被誉为辛亥精神领袖、南社精神领袖、洪门始祖、近现代湘商文化始祖、“湖南人精神”始祖、近现代中华文脉始祖。范旭东（1883—1945）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儒生、世界一流企业家，创办了“永久黄”团体，成为了船山系中华儒商正道第六代宗师，被誉为中国化工之父、世界企业精神之父、新圣贤、东方圣贤型企业家。

△王船山画像

一、他们是如何遇上的？

光绪二十年（1894），清日甲午海战，清朝战败，并于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震惊，各地士人愤怒不已，转而思考救国救民之道。这个时候，范旭东开始接触到了新学。

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维新人士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开学。范旭东的兄长范源廉正在外地教私塾、当幕僚，在年底的时候听说了时务学堂扩招，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放弃当时视为“正途”的科举，走一般人不敢冒险尝试的“邪路”，在次年春报考了第二班，与蔡锷是同学。

谭嗣同、唐才常是时务学堂的老师，他们每天宣讲王船山思想，并以此批阅学生的文章，还劝勉他们熟读王船山《黄书》。一说又私下印刷了《黄书》，每人分发一册。

范源廉毕竟24岁了，考科举看不见希望，连一个秀才都没考上，未来大势倒是看得见。当时，范旭东17岁，在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所办的私塾读书。这一年中元节，弟弟范旭东回家省亲，兄长范源廉介绍了长沙城内新学的情况和分析了未来大势后，劝说范旭东学自己的样，不要浪费光阴了。

熏修任何一门学问、技艺，需要时间成本，忌讳“半路出家”和“急于求成”，也需要未来可预期的市场均衡性保障。早点熏修，多得一份竞争优势。然而，未来若是发生巨变，无消费市场了，白费力气事小，反而是劣势，沦为废人一个。大量处于“上升之中”的人读新学，一旦时机成熟，新学占据主流，旧学就会“失业”。拼命读旧学，将来怎么谋生？1906年废除科举，旧学已算是白读了。尤其是在1911年之后，新学派逐步掌握了权力，旧学派退出舞台中央。

范源廉的话在理。范旭东返回私塾的时候，范源廉还送了一些介绍新思想的报刊、书籍给他。

范旭东在1943年5月30日在新塘沽学社成立会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人坐在台上摇着扇子，演讲的时候用文言，其中一位还抽着水烟。可知，范旭东跟随兄长范源廉到时务学堂听过课。

应当说，这个时候，王船山遇上了范旭东。

到了中秋节，范旭东考虑成熟，决定报考时务学堂，可惜，北京发生了戊戌政变，时务学堂停办了。一时，维新人士纷纷出走保贞。范源廉先是与蔡锷考入上海的南洋公学，后来应梁启超之召，去日本留学。

1900年，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范源廉回国参与起义。事败后，同学陈其殷晚上通风报信，又让范源廉带着范旭东出走保贞，安排潜入赴武汉的大帆船的船舱下，而同学许直夫妇还变卖首饰、衣物，赠送了两百两银子。范氏兄弟经汉口、上海，转赴日本留学。

△范旭东

1902年，范旭东在日本参与了黄兴、杨毓麟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负责地理类栏目的编辑。我们知道，黄兴服膺王船山《黄书》之义，是“提倡两百年前船山学说，奔走呼号，卒建殊勋，到今日论功当推第一”。杨毓麟著《新湖南》，推崇船山学说，认为王船山是湖南人独立根性的一大源头。可见，这个时候的范旭东是与革命家们在一起的。1905年，范旭东秘密来到海滨研究炸药制造，应当是受杨毓麟的影响。

可知，在日本，范旭东在革命报刊和革命家们那里又遇上王船山。因缘和合，也使得范旭东走上了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道路。

二 、“黄中”遇上“永久黄”

王船山写《黄书》时虽在38岁，但一生不改旧义，坚贞不渝，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天下仁义秩序的梦想未曾变更。“抱刘越石之孤愤”，是领导天下仁义秩序。“希张横渠之正学”，是复兴中华文化正道。这个梦想，由晚年的王船山亲笔写入了的墓志铭。

在明末，朝廷昏庸，官吏腐败，士人无能，或竞争于王阳明心学的体验、创新之中，或派系林立，在道德的口号下陷入党争、利斗之内，皆虚无缥缈，莺歌燕舞，醉生梦死，最后导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满清入关，亡国亡天下。王船山此“黄中”之爱，氤氲而结，建立三极，存神通化，救中国而救天下。

在清末，与明末虽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局面差不多，士人竞争于考据学和八股文之中，在西方列强入侵面前束手无策。到了民国，各派系在各方外国势力的扶植下内斗，沦为外国控制中国的工具，又谈何救国救民？范旭东奋起救国，不走科举、革命、为官的道路，走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道路，希望领导中国工商业，进而领导西方的工商业，证实天下太和的仁义秩序，由王船山的“黄中”发而为范旭东的“永久黄”。

王船山面对的是满清入关，范旭东面对的西方列强的入侵，都可以用“驱除夷狄、恢复中华”来表述。范旭东办企业之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中国树立基本化工”“为中国奋斗”“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他在1933年说：“我们在今日倡办企业，其目的并不在发财，如欲发财，亦不必费这些力量。我们是在革命——革列强经济压迫的命。……在今日中国倡办实业，其惟一的目的，就是救亡，就是图生存。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业因受列强的经济压迫，已达到绝境，我们想要翻身起来，想要解除这种压迫的苦痛，其方法就是我所说的革命——革列强经济压迫的命。”1941年底，范旭东从香港回到重庆，又号召大家说：“把我们的事业做成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

在《史记》里面，揭示了一个公羊学理论：天下之共主是中国，中国领导天下，为天下服务，对天下负责。王船山秉持这种“中国观”，范旭东不仅如此，并且在努力实践。他从建立自身发展引擎，到向全国扩散技术，再到向全球输出技术，以求对人类负责而证实仁义，开显了其“中国观”和圣贤精神、天下情怀。

1922年，他私人捐资10万银圆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发创新要素，希望以 此为“永久黄”团体 的神经中枢，进而为中国的神经中枢 ，再进而为 世界的神经中枢。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他的构想，譬如1926年突破西方的垄断与封锁而在亚洲第一次成功生产出纯碱， 并向全球输出产品。 1932年前后向全国扩散技术，1937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包农用化肥，1941年发明世界 第一水平 的“侯氏碱法”， 1945年前后向南非、印度、巴西输出技术。

1932年，他说，“我们办企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人类服务” 。1933年，他安排侯德榜在美国出版《制碱》一书，公布苏尔维法制碱秘密， 铲除西方的自私垄断， 使之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并说：“我们决不能今天受人欺压，骂人不仁不义；明天再去欺压别人，又被骂作不仁不义。”在当时，美国威尔逊教授说，这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1935年，范旭东成立中国工业服务社，相互帮助，向全国扩散技术，提升中国工业的科技水平。同时，他还计划成立“全国工商大联盟”，领导中国工商业，与西方竞争，最后领导西方。 可惜，日本在1937年全面入侵，使得范旭东的这一梦想遇阻。

可见，王船山、范旭东的“中国观”是一脉相承的，范旭东在传承、实践王船山的梦想。

王船山生前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邓显鹤、曾国藩先后刊刻《船山遗书》，这个预言已证实。他还预言：“五百年后吾道大昌。”可知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天下仁义秩序，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奋斗！

三 、从“六经责我开生面”遇上“替祖国开拓未来的新生命”

王船山有一副名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上联的意思很好理解，开辟出新的生生不息的面目，昭续中华文化的慧命与正道。下联的“乞活埋”，我认为语出禅宗经典《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典出黄檗禅师、义玄禅师的机锋。我们晓得，义玄禅师是临济宗的开山祖师。王船山之“乞活埋”是指当传道真儒，当开山祖师，如儒门宗师孔子、孟子、周子、朱子一样担当起领导十方的责任。

此联的意思是王船山要开基作祖，创造“新中华文化”，当孔子、孟子、周子、朱子一样的一代祖师，操持正道，领导天下儒学。从宋明新儒学来说，朱子、王船山是前后的高峰，王船山的历史地位不在朱子之下。就近现代史而看，王船山是近现代中华文脉的开山祖师。他实现了“乞活埋”的梦想。

范旭东的根本目的也是创造“新中华文化”，“替祖国开拓未来的新生命”。他自命为“先导”，肩负创造“新中华文化”的使命，经常批判现实，提出了许多改良社会的真知灼见，到了晚年又提出了科学、哲学、历史的三合一建构以及人、物研究的互摄，以求为“替祖国开拓未来的新生命”奠定地基。

船山学社老社长王兴国在《六经责我开生面：王船山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与时代价值》一文里面，梳理出王船山思想的五种“观”和三种“值”。五“观”，即道器观、体用观、理势观、动静观、知行观。三“值”，废虚返实的务实思想、入垒袭辎的治学态度、对立统一的思维方法。

过去，我没读到老社长王兴国的文章，偏向于讲王船山的“成均”和“黄中”思想及其在清末、民国的影响，遮蔽了一些议题。最近又反思，老社长王兴国归纳的王船山哲学的五“观”、三“值”在范旭东身上有一个很好的继承和体现，并且还可以补充一个“性命观”。

王船山认为，天地之数不均，阴阳永在变化之中，那么，阴阳变则器变，器变则道变，道变则天变。于天、人而言，天外有天，存在无数的天，天、人在变化之中，人在天之中，天在人之中。对于性命而言，天每天降令，人每天受命，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变化是如何产生的？神。神，又是如何产生的？通过存诚修炼，存神、凝神。神，人人皆有。但是，纯厚精熟之神，集中于圣贤身上。

王船山推崇践形和质测之学 ， 其 格物致知 开显了 认识大自然 的向度 。践形是指将人体每个器官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如大脑的认识功能。《易 · 系辞上》云： “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 王船山说，“学圣之功在于见几”，“唯神能见之”，“存神以居德”，以通阴阳之化。《周易》总结了三种圣人，一是先圣，二是中圣，三是后圣。先圣发明器物，中圣发明制度，后圣发明价值。过去，我在《王船山语要》一书中总结为圣人创造发明传统，简称圣人传统。

范旭东继承了王船山的格物致知论，重视“研几”，主张多研究“物”，研究大自然。他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的时候就 设立 了实验室。1920年，实验室独立出来。1922年，他私人捐款 10万银圆 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聘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担任社长，招募国内外一流人才来做研究。1935年，创办中国工业服务社。1943年，范旭东创办新塘沽学社。1944年，创办海洋化工研究社。 范旭东已认识到了这些社团是推动阴阳变化的“神”。

范旭东继承了王船山尚实的精神，多次讲到要改变风气， 应当 黜虚尚实，转向研究大自然， 精义入神而 学以致用 ， 甚至于说要有牺牲精神 。 范旭东说：“中国民族必得有班蠢伙子，行其所信，把风气转过来，才能真正得救。”“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术，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他还曾 提 到一个 故事，说 沦陷区的科研人员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拉洋车补贴家用，绝不投降日本。

当时，除了范旭东与公司创办人捐款外，没人捐款给黄海社。范旭东曾说，宁愿当掉裤子，也要办好黄海社。他 希望黄海社 研几存神， 成为“永久黄”团体的神经中枢，进而成为中国的神经中枢，再进而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后来，黄海社不负众望，也果真实现了范旭东的这个梦想 。 为此，他在1932年以 “永久黄”团体 “研几”的成功事迹对记者说：“中国人并非没有发明的能力。”

范旭东在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1924年第一次开车失败，1926年第二次开车，成功生产出洁白的纯碱，是亚洲第一次打破西方制碱科技封锁、垄断，并在当年的获得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被认为代表中国工业的进步。范旭东的成功，前后花了9年，其中遭遇了许多陷阱，购买的美国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工厂图纸存在缺陷，在安装、单项试车上耽误时间，而购买了已淘汰的美国设备，使得生产无法进行。其成功，主要是依靠黄海社的科研人员自主创新和个人的坚强意志。因为其中一度迫于资金压力， 又有无数人反对他，使得永利碱厂 差点变卖给英国竞争对手 了 。

办永利碱厂取得巨大成功，激发了范旭东更大的信心和雄心。 尝到甜头的范旭东对黄海社进行了调整，在1932年前后规划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进行了长远的制度设计，让学者按照个人兴趣做科学研究。

1938年， 范旭东本来计划购买德国最新的制碱专利技术——察安法的，因侮辱国家尊严，他不买了，领导“永久黄”团体发明出“侯氏碱法”，成为世界第一水平的制碱法。这是王船山说的“入垒袭辎的治学态度”。现代科技创新，几年一变，不仅有不让他人学习的封锁和垄断，即是暗中学习，刚学会的时候，这项科技就被淘汰了，与其不断追赶学习，不如自己研发。

“四大信条”是推动阴阳变化的“神”，是圣贤精神，也是范旭东“替祖国开拓未来的新生命”而“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天下仁义秩序”的努力。1928年，范旭东创办中国第一家企业报刊——《海王》旬刊。1934年，他又通过《海王》征集企业精神的内容，最后提炼出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四大信条”。在抗日战争时期，“永久黄”团体内迁四川，企业不垮，人心没有散，还能发明“侯氏碱法”和创造其他一系列新事物，范旭东认为是《海王》和“四大信条”的功劳。

在当时，“永久黄”团体 内有不少圣贤，譬如说 孙学悟 被誉为“ 西圣 ” ，傅冰芝 被誉为“东圣” 。应当说， 除了 范旭东、侯德榜两大圣人 ， 还有许多的圣人，其“神”推动了阴阳变化， 领导“永久黄”团体创造了几十项中国、亚洲、世界的第一 ， 成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大企业 。 所以，范旭东在1936年说：“ 本公司事业不仅为吾国一大企业，即在世界水平线，也有相当地位。在企业发达的国家，此类基本化学工业，自然是由大资本家出来肩任，中国目前既没有大资本家，就是少有资财者其目光也未必就能见到这里，因此不得不由我辈书生挺身去干。”范旭东在1943年说：“ 去年三月厂务会议，全体同人一致赞同命名为“侯氏碱法”，纪念他的创作。在战时中国化工界，有这样成就，识者叹为奇迹。从此世界制碱工业，又辟了一新途径，殊足重视。现在我们在四川的硫酸铔、炼焦两厂工程，一部分因为国际运输路线阻塞停顿了，一旦停战，必然很快的建造成功，毫无疑义。古人有言：‘得人者昌’，永利所以在化工界能够有些许成就，中国化工能够跻上世界舞台，侯先生之贡献，实当首屈一指。”

也可见，范旭东在“替祖国开拓未来的新生命”而“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天下仁义秩序”有实功实效。

四 、当“伊尹”遇上“伊尹”

王船山强调“志伊尹之所志”，范旭东也是如此，他说：“个个都要有伊尹之志，为公众负起责任。”伊尹，一个厨师出身的人，善于调鼎，懂得燮理阴阳，所以有大才能，辅佐商汤建立了商朝。他见商王太甲忽然 “不明”， 腐朽无能，乃强行要求太甲忏悔三年。伊尹是一个燮理阴阳、相引变化、领导仁义秩序的责任担当者，他身为宰相，为操持正道而能敢于纠正商王的错误。应当说，圣贤有多种，而伊尹是一种特殊的圣贤。

王船山说：“有 豪杰 而不 圣贤 者矣 ， 未有 圣贤 而不 豪杰 者也。 ”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范旭东既继承了这种圣贤传统，也继承了王船山、曾国藩的坚苦精神，努力当好伊尹，匡时救世，相导阴阳。

最近，我总结出圣贤有三种功用，一是创造发明，二是分德，三是分财。前面已说到创造发明，不再赘述。庄子云：“以德分人谓之 圣 ， 以 财分人谓之贤。 ”圣贤分德、分财的责任，向来为今人所疏忽。“天地之大德曰生 ，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 何以聚人曰财 ，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分财是基础，之后的分德更有效用。范旭东有心立圣贤之德业，其心与行感召到了许多精英，组建了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才团队。譬如说，孙学悟、余啸秋、阎鸿飞、李烛尘、侯德榜、李倜夫、萧豹文等骨干。李烛尘没久大公司股份，不能参加董事会，范旭东马上表示赠送五千元股份给他。

确实，范旭东养出了圣贤气象， 也成为特殊的圣贤——伊尹， 无数人乐意追随他，有德有才的追随者成为了他的大将。譬如说，侯德榜曾对陈调甫说：“像范旭东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拥护帮助的。”李烛尘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愿意跟随范先生。”

范旭东继承了传统的孝悌观念，为母亲、哥哥捐款设立纪念奖金，还捐款为哥哥设立“静生生物调查所”。1939年，小伙子寿充一在甘肃兰州办刊物《新西北月刊》。一次，莫名其妙地收到一笔三万元的捐款。一个星期后，他收到胡政之的来信，才知道一万元是《大公报》捐献的，两万元是不认识的范旭东捐献的。据胡政之的介绍，范旭东听到有人在兰州办刊物后，兴奋地说：“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研究西北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责任，这个人，我们要支援。”

范旭东 慈悲为怀， 心系天下苍生，一辈子实践王船山说的“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 为老百姓的健康着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企业——久大精盐公司，生产出来中国第一包雪白卫生的精盐。他为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着想，创办亚洲第一家苏尔维法碱厂——永利碱厂，生产出了亚洲第一包苏尔维法纯碱。他为老百姓的增产增收、发财致富着想，创办了亚洲最大的化肥厂——永利硫酸铔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包化肥。

范旭东无所求，不住别墅，不开车，穿旧衣服，“首先我做个样子”，当好伊尹，当好中国工业的“先导”。 因此，胡适认为范旭东是“新圣贤”，熊十力认为范旭东是“贤人”而非“豪杰”，我认为范旭东是“圣贤型企业家”，“伊尹再世”。

五 、第一代遇上了第六代

王船山是经济学家，提出一套思想体系完备的仁本经济思想。1906年，《东方杂志》发表《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一文，认为王船山是中国最大经济学家，还说王船山的经济学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相同。殊不知，王船山（1619—1692）比亚当·斯密（1723—1790）早生100多年。

对商人的价值，东西方的古代大都是持贬低态度，少数人能超越局限认识到这一点。38岁的王船山在《黄书》里面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者也。”意思是说，大企业家、富人是掌握着国家命运的人。

在实践的过程之中，陶澍、魏源、邓显鹤是第二代衣钵传承人。陶澍改革盐政、漕运制度，提出铸造银币。魏源是盐商、出版商，邓显鹤是出版商。三人皆推崇王船山，理当是第二代传承人。第三代是曾国藩、郭嵩焘，他们都有过办企业的经历，都有工商业的实践与认知，尤其是郭嵩焘主张商办，反对官办和官商合办。第四代是朱昌琳，清末湖南首富、慈善家，他是郭嵩焘崇祀王船山一事的重要经办人，多次参加公祭王船山。第五代是张謇、龙璋、禹之谟，尤其是张謇作为著名的状元企业家，按照《周礼》来实践其理想。第六代是范旭东。《海王》评价他说：“范旭东先生，起儒服，建鸿猷，奋赤忱，排百难，创立永久黄事业，为中国化工树先声。”

信任的成本颇大，尤其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一种新产品没经过许多人数年的检验性试用，哪个敢买？不积累前人的经验，不经过数代人的不断完善、开拓，一种商道思想无法真正成立。

从王船山到范旭东，儒商、湘商的商道之道统一脉相承， 其思想超越时空，其成功经验举世瞩目 。 他们的眼光、希抱是面向全世界的，也就是说，崇祀王船山、范旭东，有利于保障利益、捍卫尊严，更好地走向未来。有心遥嗣儒商、湘商商道之道统的，可以遥继为第七代传承人，再开枝散叶，将来也会被尊为第七代宗师，载入史册，藏之名山，纳于大麓，传之万世。

六、对当今、未来什么启示？

过去、现在、未来，是念念相续的，不间断的。过去、现在，决定了未来的方向。传统不只是传统，更是未来利益、尊严的一种保障力量。近现代史已昭示，中国人毁弃传统，会丧失竞争优势，沦为邯郸学步，长期被西方控制。其实，对于西方而言，他们也是返本开新，秉持西方的传统。 又 譬如说，日本、韩国从发展中到发达，是从崇洋媚外到复兴传统的过程。

从王船山到范旭东，面对阴阳变化，要创造“新中华文化”是一贯的。驱除夷狄，领导野蛮，这是中国人的责任担当。

王船山的思想具有超前性，至少超前200年，对今日、未来仍然有启发价值，譬如说他的“人类一体”和“人、物一体”的思想，将来几百年也未必能实现。我们建构或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还是要从王船山出发。

范旭东的思想，有一些是继承王船山、曾国藩等人的，有一些也具有超前性。譬如说他提出中国的科学、哲学、历史的相互涵摄，科学要有哲学做基础，以历史为科学提升信心，至今振聋发聩。他主张不断向“无主之地”发展，开拓生存空间，对今人仍有启发意义的。他主张人生的快乐是365天的干活，人生如破船在黑夜的大海上航行，要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其不是哲学家胜过哲学家，也仍然是上升为圣贤的指南。

当然，范旭东创业的经验，更是宝贵的财富，作为一个奇迹和典范，值得今人和未来人敬仰和借鉴。

从伦理责任来讲，每个人都有作为“作人”的责任。王船山说：“人者，阴阳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阴阳以协天地万物之所居者也。”如作君、作师、作父、作母、作物、作典、作则、作祖、作圣，是应当然的责任。只是说人的时位不同，责任有大小，各安其分。逃避责任，后果是个人堕落，社会混乱，人人遭殃，自毁自灭。

今日作为一位中华儿女，其责任是什么？根本地说，还是先“作人”。“作人”成功，才好谈作君、作师、作父、作母、作物、作典、作则、作祖、作圣。不“作人”，不是“人”，又谈何其他呢？王船山、曾国藩、张謇、范旭东都是先“作人”，再“作圣”。

从人的“作人”责任、历史性以及未来预期、国际竞争来说，继承“作人”传统而“作人”是最有利的。非西方国家，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最不利的。1840年以来，一些中国知识精英无文化自信，被西方分化收买，沦为附庸，不利于中国发展。范旭东在1940年10月31日发表的《远征》一文中说：“我常想这世纪中国民族的进展，不能说派留学生无功，一方面闹得国是像今日这样五颜六色，这个政策也绝对不能辞其责；留美的是美，留欧的是欧，留日俄的是日俄，只可怜中国，无形中变了欧美日俄的势力苗圃，这所为那条！”

只要中国还存在，那么复兴中华文化正道，是应当然的要求。那么说，继承王船山到张謇、范旭东的“作人”而“作圣”传统，有合理性、合法性，也是应当然的。

从实然性来说，每个时代都面临新的阴阳变化，必须要创造“新中华文化”，以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天下仁义秩序。从历史性来说，从王船山到范旭东，创造“新中华文化”的梦想世代相传，我们也应当继承从王船山到范旭东以来一直坚守的梦想，才能捍卫自身利益与尊严。

从王船山到范旭东，六代流传，其“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天下仁义秩序”源自于先秦，有几千年的历史，这种梦想也一直在努力奋斗。在复兴的道路上，当务之先是立道务本，“作人”而“作圣”，长发圣贤气象，让人更有财富，让人更有道德。我也相信，现在、未来还会有第七代传承人、第八代传承人、第九代传承人等不断涌现，以验证“五百年后吾道大昌”，成就至善至美！

作者：黄守愚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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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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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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