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志平

那时的老师，刚从“臭老九”的称呼中走出来，没有太高社会地位，日子好一点的，骑着个自行车，车铃子按得“叮叮铛铛”，摇晃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

和朴实的江风一样，黑白交织的画面，看似简单，放到现在，却又是轻奢至简的向往。那时的老师，同样如此，一副素颜，大方得体，手上拽着一把圣人交付的钥匙，无论走到哪，都流露着点孔夫子身上的气息。

女老师扎着麻花辫，不管走到哪，手中都捧着两本书，一本教材、一套备课的资料。男老师则穿着中山装，风纪扣严严实实，胸前口袋插着一两支钢笔，肚子里墨水不一定多，但很有先生的派头。

对不听话的孩子，那时的老师不迁就，批评之余、也会拿起教鞭，敲打几下小手板。被“打”的娃子都顽皮，有的上课翻图书，有的贪玩，忘了做作业。教鞭在眼前晃动几下，不仅不压抑，反倒越吓越精神。以至于多年以后，真正有出息，又显亲热的孩子中，总少不了那几个原生态、有野性的“调皮娃”。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有两位。启蒙老师余杏村，像慈母，双眼皮会说话，白净得像仙女，那份美，无有做作，不带瑕疵。好听的声音像山泉，从心灵深处溢出来，经常变成云霞落在脸颊上。因其父亲和先生皆为国民党军官，在那个特殊年代，生活十分不易，但凭其善良敬业，人缘好，度过了劫难。现在回想起来，她内心的苦楚一定多，带着一个女儿，终生未再嫁，孤寂的夜晚，如何走过来？估计，只有陪着她，数过天上星星的月亮才知道。

年轻时的余杏村老师

她知晓我父亲早逝，家里日子苦，对我格外关心。刚一入学，就带着我找校长，免了我的学杂费。可惜只教了我两年就换了班。但给我播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和一个纯净了一辈子、美丽圣洁的身影。今天，利用教师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敞开内心的感激，并刻上世上“最美先生”四个字，以示记惦。

上初一时，我在班上成绩不好，期末数学考试未及格，初二时，新的班主任调整为余正海老师，其为余杏村老师亲弟弟，也因身份问题，40多岁的年龄，才成家立业。

他是我记忆中，第二位可尊为“先生”的老师，记得第一堂班会课，先生问“班上哪个同学最调皮，自己站起来”。台下没人敢吱声，想想自己平日的表现，我摸摸脑袋，慢腾腾站起来，正当心里忐忐忑忑，还在敲着鼓的时候，没想到先生哈哈一笑，说“那你当班长”。同学们哄堂大笑，然而，我真的当上了班长。

那天放学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像父亲一样帮我整理生命的缺失，从他的经历讲到我的家庭，真实的情感让人泪目。原来，先生早从其姐姐口中，获知我家庭窘迫的情况，有意想着帮帮我，这就是先生的风骨，大爱巧拙，用心良苦。

笔者和余正海老师在一起

先生教数学，特意让我当了课代表，并且，让我每天放学后，去他宿舍补习完功课再回家。等到期中考试，我数学考了86分，期末时94分，到了初三时，就进入了年级前几名，并且在先生的推荐下，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先生又到处托人，让我留在了县城的学校，可以说，人生之路上，先生予我之关爱，远甚于父母，离开了先生的牵引，我可能早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迷失在人海。

这样的恩情报答不了，印在我脑海中，就像人生培上了最好的土壤，无论生命的种芽丢在哪，都能坚毅地钻出来，结出的果子说不上丰硕，但至少不会因为日晒雨淋，长成转基因。

师范毕业后，我执教10年整。那时，街上的爆炸头、牛仔裤已经开始流行，男男女女老师都烫起了头发，我亦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老师变得不像先生，不是老师变了，而是时代越来越时尚。

从内心里讲，我更喜欢老教师身上那份朴实和真爱，站在课堂上，不一定个个都精彩，有的普通话生硬，舌头绕不过方言那道坎；有的专业底子太差，上不出一堂生动的课。但朴实的情怀，带不出坏孩子。学校里，从校长到一般老师，大家工作起来一个样，没有一个老师走起路来乱晃悠。当时，学校校长杨勇龙，已近60岁，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一看就是个标准的校长，小朋友都亲热地喊他“杨伯伯”。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拿着扫帚清点路上的小垃圾，小朋友看到后，马上跑过来抢着干，乐得老校长两眼笑眯眯，言传身教的效果就是好，不知不觉中，孩子们学到了真功夫，连路过的春风也没能察觉到。

现在不一样了，大小校长都很少进课堂，有的还拽着烟，走路的样子，比个别打着官腔的干部还威武，双手往后一背，就拉远了校长与老师的距离。有人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现在，好校长不少，但够得上先生或夫子称号的并不多。学校环卫工作基本实行劳务外包，每天轮值的教室清扫，交给了接送孩子的几个老人或家长，就连小孩子上学，也是大人背着书包一路护着进校门。

读书读到这份上，迟早都会成为转基因，不仅知识无法消化，长此以往，当一个合格的劳动者都很难，更何况还有很多行业，除了对专业技能有要求，更需要有非凡的心理素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教育是最基础的社会工程，来不得半点功利和偏颇，高校可以有名校概念，基础教育只能突出均衡和公平，这是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所决定。早些年，搞教育产业化，留下的后遗症，至今还在治疗中。

有时候，我也在想，能否别把高考搞得过于神乎其神，人为加大学生和家长压力。毕竟，大学已近乎普及，加之毕业不包分配，和从前过独木桥、捧金饭碗，已是两回事。让高考回归正常的教育属性，可能对于释放青少年成长压力，还真是多有裨益。现在，不少大学的学生，从进校园起，就开始花钱搞考公培训，将时间和精力放置于专业之外，等到一毕业，就考进了衙门，但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务员队伍，很少有真枪真刀的历练，放到老百姓之中，根本搭不上腔，也干不出像样的活。

还有，能考上顶尖学府的学生并不多，国家对这部分学生应高看一眼，确保精英、栋梁之才有舞台。而不是迫于生计，名校毕业后，就去送快递、跑滴滴。当然，劳动一视同仁，不分贵贱，但人才放错了地方，孔夫子看了都心疼。

每一个孩子，都是可塑之材，教育作为第一道关口，千万不可任性，揉进一些带泡沫的东西，老师在自身修为上，更要堪为人师。否则，一代一代传承的基因，就有可能变异成难以辨识的面孔。打两下小手板，如果能打直腰板，何尝不是美事一桩，来几句狠话，如果能激发向上的斗志，善莫大焉！当老师时，我对学生很严格，也用教鞭吓过顽皮的孩子，但出手知轻重，教鞭只会落在课案上，同事大多也这样，但从未听说过什么家长找麻纱。相反，学校、社会、家庭认知都一样，严一点，给不听话的孩子一点小颜色，小孩子一旦学会了吸收阳光和雨露，长出的谷穗就饱满，并且骨子里不缺钙。

80 年代末，正逢教育改革，学校十分重视传帮带，也充分发掘年轻老师观念新的优势，每周都会组织教学奖评会，有时加班到傍晚，大家畅所欲言，互帮互学，都把上好一堂课作为了毕生的追求。魏景兰老师、王尉平老师、朱也姣老师、朱乐元老师、龙富云老师，这些当年的老同事，有的已八十好几，他们是纯粹的人民教师，一辈子耕耘在三尺讲台，用一生的爱，诠释出了什么才是辛勤的园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对老师的崇高评价，也是时代前行路上的灯盏。教书10年后，我走入了公务员队伍，一转眼又26年，近10个岗位的轮番转换，丰富了人生的轨迹。也曾热热闹闹干过几件事，不论在哪里，两位余老师金子般的心灵，一直闪烁在我的生命中，我也联系过不少贫困中的孩子，每一次付出，都觉得就是一次爱的接力。

前些日子，和一位老先生煲电话时，聊到了当前的教育，自然聊到了过去的老师，又勾起了我温馨入怀的回忆。如今，两位余老师皆已离开了岁月的怀抱，而我的牵念却永恒在不老岁月中。

缺乏人文精神的植入，社会很容易荒漠化，时不时出现的极端冲击，已经敲响了警钟，社会需要有轻奢向前的力量，更需要不急不躁的情怀。苦难折不断孩子的翅膀，溺爱撑不开头顶的蓝天，在奔跑的时空中，许多的交际，来不及有半点思索，便擦肩而逝。这是流量时代的绚丽，美妙中不乏冷漠。

如果有一个未来，可供我选择，我愿意揖手时空，回去当一个孩子心中的好教师。在三尺讲台，延续我心中的牵挂，直到有人告诉我，您是我们的好老师，值得尊敬的“先生”。

责编：廖慧文

一审：廖慧文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