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场盛况空前的文学热潮迅猛席卷了华夏大地，当年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也随着这股势不可挡的浪潮与众多有志青年一道揭竿而起，仿佛旧社会闹饥荒似的在故乡轰轰烈烈闹起了文学，在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淡入： 山区 水电站有一对做文学梦的兄弟

淡入是一种电影术语，指画面由暗变亮，由模糊到逐渐清晰，最后完全清晰。是电影中表示时间空间转换的一种技巧。作为电视人，姑且以此还原我们那个青葱年岁。

画面从1983年初春的 湖南省 沅陵县岩屋潭水电站切入，且由模糊到逐渐清晰：少不更事的我和马晶两兄弟生活在位于蓝溪河畔的一座水电站里。电站不大，十来栋楼房、二百来名职工，但处处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宽敞的灯光球场、红墙碧瓦的宾馆、琉璃瓦装扮的凉亭、两旁栽种着低矮女贞树的通道，还有公用食堂、澡堂和安装在水泥电杆上的高音喇叭，以及用来每个月放一场电影的礼堂，构成一幅美丽精致的厂区式画卷。爸是电站职工，妈是小镇上的老师。我们一家五口挤住在电站宿舍楼里用走廊改建而成的一户窄窄小小的套间里。

就是在这间小房子里，我悄悄地做起了文学梦。

梦起源于水电站办公大楼一楼的那间并不宽大的阅览室。两张木质的深蓝色乒乓球桌子拼起来摆放在正中，上面堆着一些书和杂志，为数不多的几种报纸则挂在挨墙的报架上。乒乓球桌的四周，零散地搁置着几把 塑料 椅 子 。一位和善的阿姨每天听着高音喇叭播放的上下班号角准点开门和关门。当时因病休学在家的我，把阅览室当成了打发时间的处所。因平时对写作有很大兴趣，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讲评，且多次在学校用油印机印出来的《优秀作文选》上选登， 并 在老师的鼓励下偷偷给 共青团湖南 省委主办的《年轻人》 月刊 投寄过 两 首小“诗”，自然就对报刊上的文学副刊情有独钟。读到好的段落或句子，便把它抄录在随身携带的一本黄色封面的《工作记录本》上。随着抄录内容的日益增多，自己动笔写作的冲动逐渐强烈。于是，每天晚上躺在电站宿舍的木板床上，一些朦胧的构思开始在脑海里纠缠冲撞，并以“诗”或“小说”的形式被悄悄表达出来。

首先写的是个短篇，题为《姐姐》。“小说”是讲我有一个极漂亮极可爱的大眼睛姐姐，因生不逢时，初中毕业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孑然一身去农村的广阔天地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住在牛头嘴公社牛角垭大队一位刘大娘家里。村里 革委会 刘 主任 ，见姐姐长得文文静静漂漂亮亮，就几次动歪心思用招工的幌子诱惑姐姐，企图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姐姐不从，最后刘 主任 竟用卑劣的手段将姐姐给糟蹋了。姐姐悲痛欲绝，多次向公社革委会告发均无结果，后来就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把刘 主任 给砍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原打算写它个七千字完稿,下笔时一气之下写了一万多字,却只写了构思的一半。

当时二弟马晶在学校寄宿，周末回家看到 我的手稿 后，周一返校时竟偷偷带到他的学校去了。第二周回家我问及“小说”稿，马晶说看得有味又没完，就动笔续了起来，现在写完了。二弟说得很轻松。我拿过来一看，他接着我写姐姐告状无门后就写姐姐含恨自杀了。续了约四千字。我看得十分愤怒。原因是姐姐含恨自杀了！当时想，爸妈生下我们三兄弟，从小没体味过姐姐的温情，小说里塑造出个姐姐来，竟在他笔下活生生给自杀了。质问他为何要让那么可爱的姐姐去死，为什么不让刘 主任 死？马晶站在屋子的一角，在低头承认把姐姐写死的“错误”后，也瓮声瓦气地抱怨我不该让姐姐被刘 主任 糟蹋。我默不作声。后来马晶又拿去改写，把姐姐是写“活”了，却没砍刘 主任 。问其故，却义正词严道：“杀了人，你让他活，法院也得判她死啊！”一想也是，就这么定了。

“小说”写成后又修改了几次，然后署上“马珂 马晶”的名字 先后 投给了好几家杂志，都被退了回来。当时我只怪马晶的后半部分没写好。他不服气，又寄了几家杂志，结果还是被退了稿。

那一回，《姐姐》虽然夭折了，但兄弟俩却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位在文学小道上艰难跋涉的苦行僧

有道是：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为实现我们的文学梦想，两兄弟决定从读书入手。首先是学理论： 我们 凑 钱 利用休息日进城买书。什么文学谈、写作论等堆了一抽屉。然后逐本去啃，边读边写读书心得，摘抄美文佳句，记观察日记。兄弟俩只要凑到一起就谈文学、论写作，并各自试着写些习作往报刊社投稿。当时水电站的阅览室订了《诗刊》《收获》《十月》等一些高大上的文学刊物，我们便默不作声地去阅览室把文学类刊物的地址抄 录 下来，然后把自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稿寄出去，接下来就是牵肠挂肚日思夜盼 地 等待。那个时候没有 微信，没有 电子邮件， 也 没有快递，更不准一稿多投。投稿不用贴邮票，报刊社办了邮资总付，只需在信封左上角注明“稿件”再用剪刀剪去一角丢进邮筒即可。编辑也能做到有稿必复。不用的稿件均能在提出意见后退还给作者。两兄弟的稿件，往往是在寄出的一两个月后收到编辑部厚厚的来信——附上一封手写或铅印的退稿信把寄去的稿件悉数奉还。后来只要一看到杂志社寄来的厚邮件，不用拆开就知道是退稿。于是爸爸提了个建议：希望我们不要再往大报名刊投稿，写出的稿件就近投给地方性报刊。某次他去常德出差，回来时带了几本常德地区文联办的文学期刊《桃花源》，里面基本是常德本地作者的文章。我俩如获至宝，争相阅读。然后选了两篇兄弟俩都认可的“作品” 共同署名， 附上一封写给编辑的长信按照地址寄了过去，两个月后收到了《桃花源》杂志社一封薄薄的回信——寄去的稿件被编辑留用了！两兄弟高兴得一遍遍拿着“稿件留用通知单”传看，并不厌其烦地相互猜测着稿件变成铅字印上杂志的样式。包括标题是什么样的字体，有无题图或插图等。因了那页“稿件留用通知单”，兄弟俩足足高兴了个多星期。尽管那篇稿件最终还是被“毙了”，但使我们看清了当时 的 投稿方向。

“买尬”，本 地 竟然有那么多爱好文学的人

悉知 我们所在的县里 还有那么多人爱好文学，是两兄弟在岩屋潭电站悄悄搞了约半年的“文学创作”之时。一天， 二弟 马晶背着个黄色帆布挎包去县城，无意间结识了县文化局的廖泽川老师，回电站时挎包里装了本《沅陵文艺》。那天晚上，他兴奋地向我描述与廖老师和县文化馆其他工作人员的接触，以及文化馆要我们向《沅陵文艺》投稿的意愿，兄弟俩都有一种散兵游勇找到组织找到部队的感觉。

夜色在马晶兴致勃勃地描述中越来越浓。那一夜，两兄弟都在那张窄窄的木床上失眠了。

再后来我们结识到了本县更多的文学老师和朋友 。 大家在那个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不分层次、不分职业的文学圈子里相互鼓励、比学赶帮，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理想的崇高与纯洁，人与人相处的和谐与美好 。

文学之花啊，处处绽放

印象中文学热潮成汹涌之势席卷华夏大地是在1984年的样子。伴随着新春的开始，首先是各种杂志社办起的文学刊授、函授中心，然后是遍布工厂、机关、部队、学校的文学社团，再就是通过各种文学刊授、函授中心的同学通讯录相互联系起来的一批批笔友。大伙儿像约好了似的，把文学当成了人生的理想与目标，甚至一种信仰，疯狂地爱上文学，促使文学迅猛升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热浪逼人。

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生活在 山区水 电站的我和马晶不仅参加了《文学青年》《鸭绿江》《当代诗歌》等文学刊授、函授中心的学习，还通过这些刊授、函授中心印制的同学通讯录在全国各地联系到了一大帮笔友。一时间书信交流此去彼来，热火朝天，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沓信件。那个时候，我们感到最亲切的人就是头戴绿帽的邮递员。每每看见他们身着绿色的制服挎着绿色的邮包骑着绿色的单车在路上不辞辛苦地奔走，就对他们肃然起敬。想象着那个鼓鼓的帆布邮包内是否装着属于我们的邮件。

与此同时，本县的文学氛围也更加浓烈。县文化局、文化馆组织的文学讲座、文学评奖、文学笔会等活动接踵而至。在一次次与文学相关的活动中，志同道合的文朋诗友越聚越多，文坛信息层出不穷。那个时候文友间没有轻蔑，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祝福和尊重！某某在某家公开发行的报刊发了作品，无论长短，仿佛都是文学圈子里每个人的喜事和荣誉，大家相互称颂、奔走相告。尤其是发表处女作，文朋诗友一定会相约登门道贺。大家围坐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朗诵作品、畅谈文学，真可谓“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文人相轻之说在我们的圈子里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那时我们很注重自己的作品在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称为“处女作”。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湘西自治州《团结报》上的一首题为《水碾房》的短诗，至今记忆犹新 。 说起来真的感动，短诗发表后收到第一份样报居然是一位同在《当代诗歌》函授中心学习的诗友林彦寄给我的。他在信中写道：“今天在单位上班时看到《团结报》的“山泉美酒”专栏刊发了一首《水碾房》，署名是马珂。尽管我们未曾谋面，但我在《当代诗歌函授版》上读过您的诗作，就按学员通讯录上的地址给您寄了过来。”而收到报社寄来的样报，则是在林彦寄报给我的半个月后。

最令人感怀的是湖南邵阳农村的一位文学青年在《当代诗歌》看到我的短诗后，竟根据附在诗后的作者通讯处，背上帆布挎包和水壶，挎包里装着饼干、诗稿及几件换洗衣服乘汽车到邵阳市，再逃票乘火车到辰溪县火马冲下车，又坐顺道的货车到沅陵县城，再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岩屋潭水电站找我。可我却应某文学社的邀请去离水电站一百多里地的高山林场齐眉界采风。爸爸安排他在电站招待所住宿一晚后，他又执意赶往齐眉界林场见我。一路上，他跋山涉水，饿了吃自带饼干、渴乐喝水壶里的凉水，赶到齐眉界已是黄昏时分。那一夜，我和他同睡在一张床上，谈文学谈理想，夜不成眠……那真是个文学炙手可热、空前绝后的难忘年代。仿佛种子炒熟了，丢在土地里都能发芽。

那年那月，兄弟俩的稿件可以“有借有还”

我在《团结报》刊发处女作后，弟弟马晶也在 《精神文明报》刊发了处女作《生日祭》（短篇小说）。这对我们兄弟来说是不小的鼓励。我写诗,马晶写小说的创作思路基本成型。相对而言，写诗比写小说容易，继《水碾房》，我又陆续在《当代诗歌》《第二课堂》等报刊发表了《秋天的野花》《作业本里的诗花》等短诗，马晶的小说却一时难于见报见刊。于是，两兄弟相互借作品发表在当时成为一种默契。有年怀化地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雪峰》为扶持文学爱好者，拟出一期本地区青年作者诗歌专刊，时任地区文联副主席的谭士珍老师通知我们两兄弟投稿。于是，不写诗歌的马晶只好向我借了一首《养花人家》署上他的名字，连同我的小组诗《秋天短歌》一同刊发在那一期诗歌专号上。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个月后马晶写了首歌词《妈妈我要走上疆场》还我，我把它寄给了《野菊花》词刊。歌词发表后，被音乐人刘武华谱曲后，在县机关一些年轻人当中广为传唱，还被县里编排成舞蹈，获得了湖南省地州市文艺调演二等奖。后来又被县广播站录制成女声独唱在广播里播放。那是个各个机关单位和公社村镇都能在每天清晨听到广播的年代，好几个晴朗或阴雨的早晨，我躲在岩屋潭水电站家属区的小套间里欣赏着电站高音喇叭播放的马晶还我的这首歌曲，有欣喜，也有不安。  

促使我下决心再还马晶一篇小小说，是缘于团县委在岩屋潭水电站举办的一次活动。活动结束那天晚上，团县委和电站搞了次联欢，团县委的一名干部上台后饱含激情地介绍自己演唱的歌曲是由在座的马珂作词。刹那间无数熟识的青年男女把惊讶的目光一齐投向我，我也瞥见坐在我身边的马晶所流露出来的尴尬表情。一种不安迅速电击般传遍我的周身。为减轻内心的不安，我创作了一篇小小说《艳红的纱巾》给马晶作为补偿，他把稿子发表在了湖南省环保厅主办的《环境保护报》上。这才让我再听到《妈妈我要走上疆场》这首歌曲后感到心安理得，而且马晶的表情也不再尴尬。

《湖南文化报》：沅陵一职工设立家庭文艺奖

1985年，爸妈为鼓励我们兄弟俩能在文学方面取得更大进步，想出个“奇招”，设立了一项“家庭文艺奖”。条件是凡在地市级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一篇（首）文艺作品者，奖金10元；在省级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一篇（首）者，奖金20元；在中央级报刊公开发表一篇（首）文艺作品者，奖金40元。半年时间，马晶在省地级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作品五篇，我在省地级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作品六件，爸妈一一予以兑现。那年夏天怀化地区文联到岩屋潭水电站开笔会，谭士珍老师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值得宣传，写了篇题为《沅陵一职工设立家庭文艺奖》的稿子发表在《湖南文化报》上。那是个可以把爱好文学作为征婚资质的纯真年代，泛滥在各种报刊上的征婚广告除介绍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外，基本上有“本人爱好文学”的标注。有人说，在当年，“爱好文学”在“征婚”中相当于拥有瓦房三间，耕牛一头。于是乎，几十名省内外文学爱好者根据《沅陵一职工设立家庭文艺奖》稿件开篇所写的“沅陵县岩屋潭水电站职工马绍发有三个儿子，长子马珂，次子马晶均热爱文艺创作”透露的地址，先后给我们写信，要求建立联系，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当然也不乏表示爱慕的信件。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兄弟俩，在无比开心高兴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多出作品，用作品说话”的信心。那以后，我们更加发奋，用“痴迷”甚至“走火入魔”形容都不为过。两兄弟经常为构思某件作品废寝忘食彻夜难眠。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每顿饭的餐桌上基本是“光盘行动”。兄弟俩看书写作到夜深人静时饿得难受，打开碗柜又没有食物，好几回我从米袋子里抓几把生米嚼食，马晶用调羹从猪油罐子里挖几坨凝固的猪油充饥。

有回马晶半夜三更踏着月光独自到电站办公大楼前来回走动苦思冥想创作题材，被电站保卫股的值班人员盯上后怀疑他对公家的财物图谋不轨；我则经常面对着一棵树或一塘水为构思作品发呆，被水电站一位副站长悄悄观察很长一段时间后找到我爸无不担忧地说：“马师傅你还是带你那个大儿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像头脑有什么毛病。我经常看见他大白天的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对着一兜树一站就是个把钟头。”

那年冬天特别冷，家里只有两间房。爸妈住一间，我和马晶马凯住一间。三兄弟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为了能有个写作的地方，兄弟俩达成一个协议：逢星期一、三、五晚上，我用书桌，马晶靠在床上写；星期二、四、六晚上马晶用书桌，我就靠在床上写。用书桌的可以在书桌下放个小火炉取暖，靠在床上的无法解决。于是，爸爸穿了多年的一件旧军大衣，成了我们御寒的工具。两兄弟在那些寒冷的冬夜轮番穿着它，斜靠在床头，把双脚伸进被窝里写呀写。两兄弟的手稿多得没地方堆放，马晶默默把自己一本本小说原稿整整齐齐地装进一只红白相间的蛇皮口袋，塞在了三兄弟合睡的那张床下，那么厚实而又鼓胀的一包！让人一看见它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但兄弟俩始终紧咬着牙，为了心中的理想不言放弃，不说辛苦。

兄弟俩的文学社：铅印报纸出了一期又一期

在那个文学白热化的年代，各种文学期刊充斥市场。仅两兄弟订阅的文艺类报刊就有《诗刊》《当代诗歌》《天涯》《丑小鸭》《处女地》《文学青年》等三十余种，抄录投稿备用的各文学期刊地址达两百余家。尤其令文学青年振奋的是各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的文学社团。在这种逼人奋进的大好形势下，两兄弟也把先后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联系的文朋诗友纠集起来，在岩屋潭水电站拉起了“星湖文学社”的旗帜。我自任社长，通过文朋诗友集资的方式筹集资金印刷社刊。经有关部门批准，星湖文学社铅印出版的第一期四开报纸，是由我和马晶担任责任编辑，请湖南省文联副主席谷曼题写刊名的八方诗友短诗辑《诗苑》，刊登了辽宁、黑龙江、北京、内蒙古、新疆、陕西、贵州、河南、广东、湖南、江西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近五十位文学爱好者的诗作，一共印了五百份。报纸出厂后，我和马晶除给每位作者寄送五份样报外，还请附近一些文学爱好者帮忙，给几十家报刊社寄送报纸，希望编辑能从中选发某些作品。并与几十家有联系的诗社、文学社进行交换。一时间，包括黑龙江占河的北国风文学社、辽宁宽甸的女子文学社、贵州凯里的苗岭文学社、新疆阿克苏的红柳诗社、湖北钟祥的楚风文学社、河南的黄河文学社以及湖南怀化的青年文学社、涓涓文学社，沅陵的传声文学社、天宁文学社等纷纷给我们寄来信函和铅印或油印的社刊，我和马晶的房子里到处堆放着邮件，仿佛一个邮政支局。

星湖文学社的第一期诗报《诗苑》让我们拓宽了视野，结识了更多的文学朋友，了解到更多的文坛信息。同时也更加增强了兄弟俩的创作信心。于是第二期社刊改为既发诗歌又发散文、言论、小小说的四开铅印文学报纸《芨芨草》，在岩屋潭水电站一期接一期地出版。像文学大花园里一朵小小的报春花，清癯的根，驴蹄似颤巍巍地举起坚毅。

随着一期期《芨芨草》的出刊，各种文学笔会邀请函纷至沓来。由于资金和时间关系，大多被我们婉拒，只参加在本县举办的某些文学活动。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应杜家坪乡文化站林花文学社之约赴沅陵最大的林区采风，一伙文学爱好者在群山交错、林木苍翠的大山深处自由地呼吸清爽的空气、享受明媚的阳光，扎堆挤坐在大草坪里畅谈学文心得、理想与爱情，其乐融融。还有一次是怀化地区文联在本县官庄镇组织的文学笔会，怀化地区的文学作者济济一堂，一边听省里的老师讲课，一边交流创作心得。在官庄的那些日子，平时难得一聚的文学爱好者们非常珍惜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晚饭过后，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谈文学，亢奋得坐在马路边的一块河滩上彻夜交谈，生怕时间过得太快。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也有在笔会上一见钟情的文友，他们寻一处静谧的地方，一如苏联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描述的情景：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

淡出：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我们的青春无怨无悔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回味，来不及沉醉。曾经的梦满载理想，向着未来放飞。今天的我们和过去再一次约会，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我们的青春无怨无悔！

宛如文学逐渐降温一样，我脑海中的画面也到了运用电影手法“淡出”的时候。即镜头由亮变暗，由清晰逐渐变得模糊，切换到现实的画面：一脸沧桑的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电脑前。

因了那段奋发图强搞文学的经历，使我和马晶的意志得以最大程度的锤炼和磨砺。后来，两兄弟先后考入了高等学府。我在安徽读新闻，马晶在武汉大学读中文。在校期间，兄弟俩公开发表了大量作品。毕业后，我们分别进入两座不同的省会城市，做起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编辑。

如今，我们兄弟三人都不约而同地成了电视人，并且工作和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我在海南、北京等省部级报刊做了多年记者编辑后进入湖南电视台做起了电视；马晶在湖南电视台做了多年记者编辑后调至国家广电总局负责监管工作。受我们的影响，三弟马凯后来也爱上了文学，大学毕业后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口记者站任职。

一晃荡，我们已经离开故土沅陵二十余年，当年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谈爱情的青葱少年也都人到中年，并透过岁月的尘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定位。但当年像旧社会闹饥荒似的揭竿而起闹文学的日子，相信每一位亲历者都刻骨铭心。

尽管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文学在当下已失却了往日的高温，就连中国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都发出令人扼腕的感叹：“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毕竟史无前例地红火过，繁荣过；也被无数年轻人崇尚过，挚爱过！    

感谢文学，感谢在故乡闹文学的那些年岁！

（原载《散文选刊 下半月》2023年第8期）

责编：廖慧文

一审：廖慧文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