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非

湘西是一本大书，一茬又一茬的历代文人墨客在湘西的驻留和书写，使得湘西这本大书益发沉博和厚重。

湘西，历来都是荆楚通往大西南的咽喉之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武汉失守，长沙告急，湘西一下成为全民抗战战略转移的内迁之地，又一次被推上历史大潮的浪尖。

此时素有“南天锁钥”之称的湘西边陲小城沅陵，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负隅依险波谲云诡之地。长沙“文夕大火”之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正式从长沙迁往沅陵，随之，沦陷区机关、学校、企业、医院、社会团体纷纷迁来，沅陵一夜之间成了战时湖南临时省会，变成抗战的大本营。沅陵城内一时商铺盈街，学校拥聚，医院扎堆，工厂林立，山城人口骤然间增加十多万人。沅陵犹如一口沸水翻滚的鼎锅，呈现一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时繁荣。

翦伯赞、廖沫沙、张天翼、金庸、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刘开渠、李可染……等一拨文化名人或避难，或救亡，历经艰辛到临湘西。书写红色经典《山乡巨变》的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就是在这民族危难之际肩负历史重任来到了湘西。

长沙大火前夕，周立波受周恩来特派，与廖沫沙、欧阳山、草明等同志一起主办《抗战日报》，在沅陵复刊。

周恩来对《抗战日报》复刊具体安排和周立波一路奔赴沅陵的情形，在周立波的《长沙大火前后》一文中有很翔实的叙述。11月的一天，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周恩来接见了周立波，开门见山就说：“派你到沅陵去办报纸，要办一个统一战线的报纸。对国民党政府办的事情，凡是有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赞扬；凡是不利于抗战的 ，我们就要批评。交给你一部机器，一套铅字，八百块钱。”这套机器和铅字实在是来之不易，全靠周恩来和武汉办事处的同志们节约了机关用费和他们的生活费用，设法购买得来的。周立波一行接受任务后，即刻马不停蹄地赶往湘西，当他们到达益阳之时，长沙全城烈焰熏天，百里之外的宁乡都能望见直冲云霄的一股股黑烟。

当时在沅陵办报既艰苦又风险极大，办报地点选择至为关键，周立波团队颇费一番周折，才选定在沅陵郊外的马坊界1号民房周举仁家办报。周家只是一个两百多平方米的两层小楼，这里既是《抗战日报》编辑室、印刷地、发行地，又是报社十余名员工的居住地。这里面临沅江，毗邻湘西最早古刹龙兴寺，看似僻静的环境里无时不腾涌着抗日救亡的热血，一张张滚烫的充满着激情和斗志的报纸就从这里机敏而又从容地传递到湖南全境乃至江南各地。《抗战日报》犹如一束火把点燃了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火焰，就像一颗启明星照亮了全民抗战的前进道路。

沅陵作为湘西的核心举足轻重，周家小楼实际上正处于旋涡的中心。湘西作为新起的抗战大后方，局势分外复杂，险象环生，不仅有封建割据势力陈渠珍盘踞于此，国民党省政府在湘西设立“沅陵行署”，而且国民党嫡系部队也紧跟入驻湘西，国民党对湘西共产党活动限制日益加剧。才组建不久的共产党湘西工作委员会面对的压力之大和危险之多可想而知，《抗战日报》显然是国民党当局监视的重点，潜伏的危机随时都会降临，河风搅动的空气中隐隐地飘荡着一丝丝刺鼻的血腥味。果不其然，1939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湘西大镇压，不少革命志士惨遭陷害。当月，《抗战日报》被迫停刊，复刊发行仅历时半年。

在《抗战日报》即将停刊之前，周立波仍然临危不惧深入湘西腹地泸溪、所里、乾城、凤凰等地进行社会调查。从4月21日到5月5日，周立波的湘西行持续了整整15天，此番调查中，周立波基本上是步行，访谈特别专注细致，对湘西苗族历史、苗民生活环境、苗民特性、苗民风俗、苗地土产等有了从未有过的亲密接触和深刻的思考。

周立波对湘西苗民的考察并非猎奇，也并不浪漫，恰恰相反一路充满了艰险，湘西州档案馆珍藏的资料真实地记述了周立波历险的全过程。周立波化名周德，以《抗战日报》记者身份来湘西苗区考察苗民风俗，意想不到的是，从沅陵到凤凰，竟然一直有个特务跟踪尾随，直到离开凤凰城后才完全摆脱凶险，后来在凤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辗转回到了所里。

周立波考察归来，很快就写出了《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雾里的湘西》《湘西行》三篇散文和通讯，分别发表在《救亡日报》、延安《中国青年》和《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湘西苗民和湘西在周立波笔下以一种更真实更真切的印象展示在时代大众面前。

周立波的苗族考察与同时期其他学者的苗族调查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周立波的考察是代表我们党对湘西苗族的首次考察。周立波的三篇文章对苗族的书写各有侧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苗族的深切同情、热爱和敬意。他在《救亡日报》撰文直呼“我爱苗民族”，他在凤凰还特意让同志们借来苗族服装和银质首饰，穿上戴上拍了照，骨子里装满了对苗民同胞的深情挚爱。

他一样对苗族的风俗习惯感到新鲜惊奇，但又并不局限于苗族文化的审美，而是客观陈述了苗民生活的愁苦，深刻分析了苗族疾苦的根源，自然环境的硗薄固然影响很大，但最根本的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欺压剥削深重所致。“湘西的杂税，不下几十种。除了那些秘密的、半秘密的、临时的与非法的各种名目之外，我所知道的一小部分普通的税，有下列几种：自卫捐、月捐、落地捐、枪捐、屠宰税、红号、白号牛捐、学捐、迷信捐、锅灶捐、准备捐和预备捐。你的田里种了鸦片烟，就要缴烟苗捐，你今年种了烟苗，明年不种，就要缴懒捐。”（《雾里的湘西》）  

他以一种凝重的心情叙述了苗族反抗斗争历史，揭露了清朝统治者们的心狠手辣残暴恐怖，赞美了苗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苗民经历了几千年的灾厄，却始终保持了民族独立性，保存了它的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言语。”（《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

在当时那样黑暗恶劣的环境里，周立波能够挺身坦言鞭挞丑恶，热情讴歌一个受尽歧视、受尽压迫的民族，并且从维护苗族生存和发展的高度，鲜明提出要帮助苗民，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文字，鼓励苗族参加反日、反封建的斗争，取得自身独立和解放。周立波这种无所畏惧捍卫正义的精神和追求民族平等团结的远见卓识，着实让人感慨和敬慕。

周立波到湘西苗区采访，还有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受当时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委托，打前站了解湘西苗区各县尤其是凤凰党组织情况。凤凰党支部由白云华创建，是湘西早期为数不多的党组织之一。湘西工委成立前整个湘西20多个县只有7个党支部，其中就有凤凰、所里两个党支部。凤凰党支部成立时间早，但人事变化也快，曾一度失去联络。周立波深知核准实情的紧迫性，他到达凤凰的当晚，就召集了全体地下党员会议，听了情况汇报，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还解答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之后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根据周立波报告的情况随即赶赴凤凰，成立了中共凤凰工作委员会，由唐知白任书记，大搞抗日宣传活动。

风云突变，沅陵已是阽危之域。周立波回到沅陵后不久就受命撤离转移，并又一次取道湘西，上重庆去延安。

“湘西，你到甚么时候，才能看得见太阳？”这就是周立波湘西行的切切心声，湘西的神秘令他刻骨铭心，湘西苗民的世界让他忧心焦思。

尽管周立波在湘西驻留的时光不长，但他的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已深深刻在湘西的革命史上，他对湘西的书写和对湘西苗族的颂赞永远都是一泓奔腾不息的清流，激励着后人不断思索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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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