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天才

鄢福初先生所著《解密中兴颂》，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出版，不仅为当代书法更好地利用此方面资料提供了方便，这对《大唐中兴颂》专题研究领域来说，是一件嘉惠书坛的大喜事。

近年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思路逐渐成为主流，书法史研究越来越走向多元。鄢福初先生采取从社会史、书法文化、书法审美等角度切入研究，对《大唐中兴颂》审美内涵作立体化的考察，以多样化的人文视角，来呈现一个更为全面而真实的《大唐中兴颂》。

《解密中兴颂》围绕着《大唐中兴颂》展开。《大唐中兴颂》作为书法界的经典久负盛名，对于史学界也至关重要。“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次年，长安沦陷，唐玄宗匆忙南逃至四川。同时，太子李亨逃往灵武（宁夏境内），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登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就在肃宗即位的这一年，元结举家逃乱于‘邑南猗玗洞’，居二年。乾元元年（758年）元结‘招集邻里二百余家，自猗玗洞奔襄阳’。同年，又移家江西瀼阳。乾元二年（759年）由国子司业苏源明荐，肃宗召元结诣京师，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出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上元二年（761年），历时数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元结在江西九江任上乘兴写下了这篇《大唐中兴颂》。十年后，元结居母丧，隐居浯溪。徜徉于浯溪山水之间，面对这天造地设的石壁，不免勾起了当年‘刻之金石’的夙愿，所以临时又加上“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等六句，并请颜真卿书写，这才有了今天所见到的《大唐中兴颂》摩崖。”（参见张同标《大唐中兴颂新访》《中国书画》2007年第2期）

《大唐中兴颂》是湖湘书法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对于《大唐中兴颂》的历史渊源和书法影响，鄢福初先生认为，“《大唐中兴颂》，有元结雄文助其笔力，又与山川江水相映发，不愧为颜氏生平最得意的唯一巨幅作品。颜真卿是王羲之以后最伟大的书家，在他生活的盛唐时代，南北融合，中外贯通，以其天赋、胆魄、功力创出一种外拓的、朴厚雄伟的书体。创造了与那个时代精神相称的崭新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唐中兴颂》已超越颜真卿个人书风的转变与成熟，代表的是盛唐时代文化艺术精神，是凝结于浯溪石壁的盛唐之音！”

文字是书法不可或缺的载体，文字对于书法有如皮之于毛，文字的重新出场使得我们有可能在线条所构成的审美时空之外发现另外一个时空，亦即“文化时空”。这一时空主要由文化因素(文字、情感、思想、个人遭际、历史等)构成。《解密中兴颂》借助大量生动丰富的书法史料，希冀于其中发现暗藏的时代书法审美，抉发细微之处的时代印痕。将一件件相关的人与事串联起来，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根基、为灵魂， 将《大唐中兴颂》作为一种书法史现象，研究它的发生、发展过程，着眼点在这个现象产生的外部和内在的诸多历史条件。

《解密中兴颂》作为一本被归类于书法文化范畴的著作，具有明显的书法文化特征。永州与文化结缘，文化也因永州而生色。对于永州，鄢福初先生写道：“这里舜帝皇陵雄踞于九嶷山下，道教圣地掩映于阳明山中，五岭逶迤由此而南，湘水潇水于此合流，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多少文人骚客，带着文化的光辉，铭刻历史，传播文明。追溯永州历史，正像翻开一部经久的文化大典。”

永州与中国书法艺术有缘。鄢福初先生在《永州行吟》写道：“诗人元结主政道州时，以其宏阔气概撰写《大唐兴中颂》，邀鲁郡开国公大书法家颜真卿亲赴祁阳书丹于浯溪悬壁之上，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尔后，历代书家刘长卿、黄庭坚、米芾、杨万里、张孝祥、董其昌、秦观、李清照、范成大、张栻、王夫之、杨维祯、阮元、何绍基、吴大澂，一连串闪烁着中华文化光辉的历史名人，或游历于此，或题赠于斯，五百余块石碑，琳琅满目，书风各异，各领风骚，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浯溪这片江南最大的露天碑林，记录着永州人民的文化精神已成历史。”

从研究范畴来说，《解密中兴颂》作为一种书法专题研究范畴，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文化视野开阔，观念开放包容，注意吸收文化资源的优长。鄢福初先生关注书法美学特质及精神内涵。他认为，“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唯一能和大书家王羲之相抗衡、相辉映的书坛巨擘。颜氏在楷书风格上完成了从优美到壮美的转变，造性地赋予了中国书法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何绍基学颜而又卓有成就，也最特立独行、最有创新精神。何绍基真正抓住了颜真卿书法两个最核心的美学内涵，而且何绍基是凭着深厚无比的儒学修养、情怀、信念以及湖南人固有的坚韧、执着、热情，才将颜真卿书法的这两个特征加以深化乃至推向极致的。”

中国书法在历经千年的传承中，确立了独特而完整的审美体系，直接影响并哺育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精神世界。《大唐中兴颂》彰显了颜真卿高尚的人格魅力，体现了大唐精神的恢宏博大，在审美感受上是全新意义的，充分地体现出盛唐时代的艺术审美品格，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在书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鄢福初先生对《大唐中兴颂》的阐发，使得对此碑相关人物的研究变得更为丰满。在笔者看来，人文情怀与书法史的双重思维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到著者对此碑问题的探寻，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展开，体现了全书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该书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宏阔的文化视野与独特的切入视角的有机结合。该书着眼于对“人”的关怀，作者将中国书法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比如，颜真卿在书写《大唐中兴颂》时，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世事沧桑，丰富的人生经历化育，成就其独特审美风格，并与其高尚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大唐中兴颂》经典的形成取决于精湛的表现技法，还有书法背后的有关历史、文化意蕴的支撑。这就决定了其既是审美的，又是文化的。因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书家际遇，促成了《大唐中兴颂》的诞生。

第二，重视用人文视野，强调《大唐中兴颂》 “语境”的还原。此书采取了书法史和文化艺术史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即以书法史的视角处理书法史，以文化史的视角把握书法审美观念和理想。鄢福初先生用自己对永州文化遗产的深度了解和渊博知识，将永州过往的历代文化名人的轶事与杰出贡献一一列举出来，供读者去思考与赏阅。我个人认为，《解密中兴颂》是鄢福初先生对唐代书法及《大唐兴中颂》的深度思考，是其在某个特定主题下对其以往研究梳理整合的展示；从笔者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连续而不断深化的过程，一个展现鄢福初先生学术思考脉络的上好文本。

第三，鲜明的书法史与书法专题研究的有机结合。该书将鲜明的书法史意识贯穿于论述中，形成《大唐中兴颂》专题研究与书法史流变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比如，颜真卿书法的审美创造来源于所处时代文化精神，同时颜真卿书法又是唐代书法精神和审美意趣的体现。此碑所蕴含的美学思想、精神风貌、审美境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创了经典书法审美范式。此碑书法审美范式的形成，主要包含两方面要素：一是其本身蕴含的书法魅力、艺术风格、审美内涵；二是历代书家的审美期待，以及对《大唐中兴颂》的评价、宣扬等。

作为一本基于书法文化视野的书法著作，鄢福初先生在审视《大唐中兴颂》时表现出自觉的文化诉求。该书运用文化视野和理论观点来解释此碑的书法演进的历史现象，在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书法理论之间找到恰当的接榫点，将清晰的理论思维贯穿于书法叙述之中。总之，《解密中兴颂》通过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深刻地揭示出《大唐中兴颂》在历代审美嬗变过程中的问题，富有开拓性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