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

最初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上学，觉得它只是简简单单的游记，并没有往多处想。这些年来，自己在大千世界中也经历过了风风雨雨，再读起它来，细细品味，额外发现在淡然清新的笔下，饱含着深沉而悠远的文明、民族乃至人生。

首先是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文化苦旅》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启程，国门初开，西方世界的物质、思想、文化便不分黑白的一股脑涌了进来，许多国人面对巨大的经济、科技差距感到无所适从，最终沉醉于欧美的灯红酒绿，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同一时期，一部系列片《河殇》问世，该片打着“反思”的旗号，认定以黄河长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全面落后于以密西西比河、多瑙河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认为我们要抛弃中华文明,拥抱西方文明。这部系列片代表当时一部分所谓精英的思想，也影响了当时的许多人。在全盘西化的危机之下，余秋雨先生毅然辞去官职，走出书斋，开启了一场中国之旅、一场世界之旅和一场人生之旅，去探求中华文明之根，去追寻中华民族之魂。我觉得，书名《文化苦旅》中的“苦”，绝不是痛苦，而是“艰苦”和“刻苦”，在踏破铁鞋翻遍千山万水的艰苦旅程中，刻苦铭心的领悟独属于中国人的大爱无疆、大道无垠。

其次是 这本书的思想内涵。 那么，余秋雨先生这趟“苦”旅，有什么收获吗？在《文化苦旅》里面，并没有否定和掩埋我们民族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很大一部分像是《道士塔》中王圆箓那样愚昧、狭隘又自私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但无论如何，历朝历代总会有那么个特别的、“格格不入”的人。就像是《都江堰》中不爱做官爱修渠的李冰，为了百姓能生活在万里沃土的天府之国，不惜把自己和自己儿子一辈子都搭进湍急的岷江之中，哪怕是死后，也要化为镇江的石人，无时无刻帮着世人看管变化无常的江水。又或者是《三峡》（注：1992年初版收入的文章）中挥骚成赋赴国殇的屈原、怀抱琵琶义无反顾出塞的王昭君，“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他们都不以家乡为终点，就像三峡的水拼着全力流注四方。”虽然这样的人看上去只是少数或者说是极其少数的，但如今，李冰父子的庙前依旧香火旺盛，端午节的龙舟依旧在汨罗江上百舸争流，人们在长江上眺望时依旧会发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的感叹。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无论朝代更替，依旧传承不息，已彻底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余秋雨先生在这趟“苦”旅中，切身体会到了中国人以坚韧不屈为底色的家国情怀，特别是在走访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后，更加感受到了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气质，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而至今不倒的秘诀，是足以傲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品德！

最后是 这本书所带来的思考。 余秋雨先生在创作《文化苦旅》时，是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位，婉拒了升任省部级干部的，只为能更深入祖国大好河山，为读者带来使人信服的“干货”。余秋雨先生怀着对文化的一片赤诚之心，拥有不畏惧世俗和艰难困苦的胆量，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人这一生的价值，并不是要追求多大的官职、多少的财富，而是要去做成一件事，一件自己该做的事。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三苏”父子中，苏轼终其一生所做的官都没有弟弟苏辙的大，然而无论是在北宋末年，还是千秋万代之后，只要提起苏东坡的名号，比起那些似飞萤明灭的帝王将相，人们会愈加肃然起敬。只因即使不断贬官，他也要在杭州留下苏堤，在惠州留下西湖，在儋州留下诗书礼仪，无论自身遭遇如何窘迫，只要在其位，就要负起造福一方百姓的责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因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年轻干部而言，首当其冲就是要明确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公务员的工作？是为名为利？还是抱着服务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只有明确了人生价值，有了前进的方向，才能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这种能力素质，必然是开阔的视野，眼光不仅限于一城一市、一区一县、一间办公室一间茶水间，而是站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角度去看待、思考和处理问题；必然是广阔的胸襟，做事有全盘的规划，有长远的考虑，功成不必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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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教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