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舒斌    图 | 谭纯武

邦卫兄的新书即将付梓，他嘱我写个序。他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和评论家，在“传媒与新世纪文学”这一课题上的研究浸淫既久，造诣也深，已有不少相关的书稿问世，在我书柜里便摆着他的《媒介诗学》《朱湘论稿》《大众媒介与审美嬗变一一传媒语境中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以及他参与主编的《文学批评实践教程》《文学理论导引》等著作，煌煌阵列，风雷激荡，沉甸甸颇有份量。他最近这本《却寻残梦：纸媒时代的文化记忆》，乃是十多年前在媒体工作时的作品选集，体裁有新闻、文学、评论和序跋等。用他的话说，这本书是为了敬岁月敬天地，给当年做一总结，让那些远去的足迹、汗水，以及爱与梦想定格，留些雪泥鸿爪以作怀念。而他让我作序，我想并不是因我有多高的水平和名望，而在于我是他的同学甚至同事，互相知根知底，且在这一路上我大体见证了他这本书中的作品的面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缘际会，我和邦卫在湘潭的一所大学读中文系。两人不但同班还同住一室，论年龄我要大他一两岁，我序老三，他排老八。这所崭新的大学孤立于城市的北郊，一眼望不到边的红壤之上没见到几棵树，但在不同的所在却耸起一幢幢新房，那是学校的宿舍、食堂、教学楼、阶梯教室和阅览室等。路是泥路，一下雨就是黄汤，泞泥一片。进城很不易，一小时一趟的公交车还经常晚点。条件够艰苦的了，但我们不以为苦，再怎么都觉得比自己乡下贫瘠枯燥的老家要好上许多，因此内心当中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去好好地读书和写作。八十年代是伟大时代，万物复苏，风华正茂，一切在毁灭，一切在诞生，一切皆有可能。它常被人拿来与五四时期作比，因为它们一样，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敢于突破禁区，并大胆创新。在此大背景下，我们无一不解放自我，放飞自我。作为中文系学生，我们时而沉醉于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与庄周李太白苏东坡张岱等神会，在天地间作逍遥游;时而又潜心涉猎西方的哲学和文学，读笛卡儿、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佛洛伊德，以及卢梭、茨威格、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当然，我们也热爱写朦胧诗，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地跟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等人学习，一会梦呓，一会颠狂。邦卫兄在除了作诗外还喜欢写文学评论，嘴上常叼着黑格尔说的一句话，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但他有什么痛苦呢，如果有那也无非是在面对大师们时的渺小和无奈，可望而不可及吧。这期间他开始在报刊上频繁发表习作，有次在《港台文学选刊》举办的全国征文大赛上还得了个一等奖。

人在年轻时所形成的阅读和写作的习惯会伴随一生。邦卫兄大学毕业后归去来兮，回到他的老家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教书。大概是一九九二年秋季的一天，他去岳阳参加全省的一个什么教学比武活动，路过长沙便来我这里投宿了一晚。我其时在省教育厅工作，一个人住中山路旁的省少儿图书馆招待所。一见面他就跟我说道，现在已不怎么读书和写作，人真是很痛苦的;每天教学任务很重，而业余时间又都扑到考研上⋯⋯他说已下了决心，他是一定要飞出来的，这辈子是一定要与文字为伍的。我后来喊老七等人过来，陪他打了一通宵麻将，算是招待他了。第二天早上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到又一村，买了好几个硕大的馒头包子，狼吞虎咽，边啃边走将他送去了车站。

两年之后，我离开机关，到长沙晚报的文艺副刊做编辑。又两年后，邦卫兄考上了研，去春城昆明深造。毕业后他分到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执教，这下我们就经常可以见面和聚会了。那时他骑一台半旧不新响声很古怪的摩托车，从黄土岭开到晚报要半个多小时，但如果碰到下雨，他会打湿一身，不小心还要摔跤，他的高度近视眼镜总因此而破裂并变形，这让他也就几乎成了个瞎子。但他不管这些的，为了与朋友见面，为了酒和美食，为了手谈，为了风月等等都是值得的，其他就大可忽略不计了。不久后他去湖南科技报应聘做兼职的采编，这样一来他便既能投自己所好，又可以弥补一些家用，真是两全其美。那时候大学老师的薪资不高，大家多半会另谋一份副业，捞点外快。学校对此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影响教学，也不会去多管。如今想来这真是好啊，人尽其才，各尽所能，打破桎棝藩篱，少些条条框框，这样宽松的就业环境才能养人，但可惜已一去不复返了。大概到了一九九九年，长沙晚报招人，邦卫兄赶过来，轻轻松松地考上了，后来就跟我隔壁办公，从此便在副刊当值。

从投身湖南科技报到二OO三年离开长沙晚报，邦卫兄在媒体工作有六七年时间。他为之用心用情用力地前行，尽管是兼职，但他的良知、博学、敬业、勤奋、素养等使他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媒体人。他在长沙晚报先后做副刊编辑和文体记者，写过许多有影响的新闻和副刊作品。他还应邀为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深圳法制报等媒体撰文和开专栏，为期达数年之久。《却寻残梦：纸媒时代的文化记忆》一书中的绝大部分篇什即由此而来，一字一句中透出时代铬印、情思寄托和青春遗梦。在通篇看过这本书后，它会让人强烈感觉到有一种新闻从业者难得的人文情怀，一种对文字的敬畏与膜拜，一种对新闻职业的执着与坚守。当一切远去，过往皆成幻影，不禁让人追忆、伤逝和凭吊。博尔赫斯曾说，一朵玫瑰正马不停蹄地成为另一朵玫瑰，你是云，是海，是忘却，你也是你曾失去的每一个自己。如此看来，张邦卫不就是那朵玫瑰么?而当他开始回忆，他多半就已陷入衰老，但他的回忆一定是自己最珍视的年华和情感，一定是他从前的自己。这是注定的，不可更移也无需改变的。我想当下的邦卫兄，他的心境大抵应是如此的吧。

邦卫离开报社后即去浙大读博士，毕业后便离开长沙理工去了浙江传媒，在那里担纲文学院院长，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一直以来，我对邦卫兄的传媒观和文学主张多有赞同，并引以为知音。我们经常讨论文学和文章，无论对错都能坚持原则和个性，做到和而不同。我们也认同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作，但认为文章归根结底又主要是属于作者，应为自己而写，应深镌自己的脾性和命运，这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时运。本世纪肇始，以网络和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奔袭而来。当微博和微信出现后，大家对它们更多地只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加以审视和解读，但在我们看来，它们除此之外难道就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或者说不就是一种新的文学吗?对，难道就不能称之为微信文学吗?回顾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到明清，文学的主流始终呈现短而美的样式，而长篇大论只是偶尔可见。直到白话文产生以后，语言和文字日趋统一，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把口语翻成文字，无需修饰则成为好文章。于是随意、粗糙、臃肿的口语白话将文字化成简单、直白、生硬的符号，而之前典雅、精致的美感自此消弭于无形。如今无数的网络写手正纷纷上阵，磨刀霍霍，一夜之间便找到了放肆宣泄的端口和平台，文字垃圾遂倾巢而出，遮天蔽日，排山倒海，无处不在。但这班高产的写手们，却从未会得文字的真味，他们一如高产的妇人，生育众多但终其一生却没尝到做女人的滋味，着实是既可惜又可怜。

从如何有效管控文章字数和篇幅大小而言，微博和微信能立不世之功。它们姓微，天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字垃圾的排量。用有限的文字去精当而充分表达真情实感，这需要作者有长期的思维砺炼和过硬的文字功底，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舍此而不可抵达。我们不妨看看有两三千年历史的古文，它一直以精短简约为美，千字文大行其道，美不可言。《古文观止》中十有八九是千字文，这些永恒的经典，让人高山仰止，追踵不已。即使到了现代，白话文兴起之时，鲁迅周作人等大家都深怀旧学，终生喜爱精短之作，陶然其中而不可自拔。但反顾当代文学，几十年来作家多如牛毛，作品堆积如山，但良莠不齐，竟几乎无大师也无经典出现，不由不让人感到悲从中来。邦卫教授以为当代文学的振兴道阻且长，倘以古人前贤为圭臬，以外域大家为追随，彻底摒除冗长无趣之文风，改以求精、尚美、务实，从小做起，删繁就简，久久为功则定然会创造文学的新气象。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论，具有大众性、普遍性、实操性的微信文学，是应该可以大有作为的。

邦卫兄对当下浮夸空洞的文风感到忧虑。他以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言简意赅，精益求精，不造生词，不发妄语，这些都是作文应有之常识，但目前流行无病呻吟，好高骛远，竟以文字之多少作为优劣之标杆，岂不荒谬!一篇散文本可在几百字内作结，却偏要花数千字甚至上万字去铺陈堆砌，费尽笔墨又不知所云，想想这还能让读者来叨陪卒读吗?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人们从手机上很容易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简短信息因费时费力不多而为广大用户所接受，虽然有不少所谓的大咖将这些短信视为碎片化而痛加挞伐，但他们并不曾真正了解用户，他们不知道用户的所需和所喜。网络文学作品也一样，它如果不能直面用户的这一特点，只顾长篇累牍地刷页面，搞高大上，玩深沉，絮絮叨叨不着边际，那结果就会被无情抛弃，直至尸骨不存。作者在自娱自乐，而读者弃之敝履，互为反动，文学因此变得更茕茕孑立，陷入绝境。此一行径不可不防，不可不戒。

时移世易，当代传媒早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学在这一传媒语境之下如何创造，如何赢得读者，是需要一代代媒体人、文字工作者和教育学家们一起为之努力的。眼下，像张邦卫先生这样穷一己之力，费时二十余载，孜孜不倦而取得可观成果的人还为数不多，不得不说，他的研究和实践十分不易，但具有难能可贵的镜鉴意义。“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半山老人的诗句高竣寥远，让人同感共情，悲欣交集。人人都会走一条向死而生之路，也时时会大梦不觉，梦里不知身是客，但最后还是会归于大荒。因此我们无论是羁旅旧梦还是残山剩水，都当乐观以对，自然而然的，无声无息的，成为岁月中自由飞扬的尘埃。

2022年12月18日记于长沙雍景园

责编：张德会

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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