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板桥家书》，书中有一篇写炒米的。先生写道：“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读之倍觉亲切，引起我的共鸣，勾起我对儿时美味的记忆。

20世纪60至70年代，农村经济落后，物资十分紧俏，我们农村小孩子吃得最多的零食就是葵花籽和法饼，可这些都是要花钱买的。

而对于我，小时候买得到的东西不多，家里也不富裕，爸妈很少给我零花钱。多亏了香香脆脆的炒米（湘潭话叫“阴米子”），填满了我胃里的空白。

炒米好吃，制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记得在夏天或秋天，太阳高照的日子里，母亲在做晚饭时，特意多煮些米饭，吃不完而剩下来的则留着。第二天，拿出竹篾织的大筛盘，铺上报纸，再将剩饭抖散到报纸上，拿到太阳下去晒。中间隔一阵还会去翻动几次，直到剩饭晒干成单独的一粒粒亮晶晶的米籽。这就是炒米的原材料。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炒了。母亲把干柴扔进灶膛，燃起火，烘干锅子，然后将晒干的米籽拌着那种炒食品专用的黑沙子，倒入烧热的铁锅里，用锅铲不停地翻炒着。这时，灶膛里的火势要控制好，火太大，炒米就会烧糊。待白色的米籽开始泛黄，立马出锅，倒入旁边的脸盘中冷却。

待降温后，用小铁筛将细沙子筛出来，剩下来的就是又香又脆的炒米啦。这时候的炒米是不能多吃的，它带着余温，火气太重，容易让人口舌生泡。

各人的口感爱好不一样，有的爱吃甜的，就会在炒米中加点糖；有的喜欢吃咸的，就会放点盐；只要条件许可，母亲在加工炒米时，还会加上些许黄豆、南瓜子放在一起混炒，吃起来又是另一番滋味。

在老家，炒米那时是家家户户常备的待客之物。腊月时节，每当有邻居或亲友来访，母亲就会端上一盘炒米，就着自晒的苦瓜干、茄子干之类的点心，再泡一杯热茶。大人们围坐在吐着蓝色火苗的火炉旁，拉扯着家常，聊着今年的收成，谈论着来年的打算。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可没有大人们那么客套，时不时地伸手抓上一把炒米，自顾自地吃着。

炒米，是我儿时最喜欢吃的零食。冬天，只要母亲做了炒米，一放学回家的我，就会跑到房间里，从瓷坛里翻找用防潮塑料袋装着的炒米吃。

后来，炒米的地位让渡给爆米花了。每至秋收过后，村里就来了爆米花的。膨化机就架在村口，大人或孩子在家里的米缸撮上一升或半升大米，往膨化机肚子里一灌，摇它个一支烟的工夫，机关一开，“轰隆”一声，爆米花就冲将出来了。爆米花和炒米虽同属大米的膨化物，但两者给人的味觉享受和视觉审美却大相径庭。爆米花少了炒米制作的繁琐，而看起来臃肿、虚胖的身躯像蚕蛹缺乏生气，全然没有炒米的干练、简洁和单纯，吃起来软绵绵缺乏劲道，还粘牙，就连那白中暗含的焦褐色，也给人缺乏厚重的感觉，更别说味道了，吃一口，便没有再续一口的欲望。

后工业时代，让喜食炒米的家乡人有了更便捷的制作方式，看似简单方便了，但手工里蕴藏的精细入微的匠心也被这简约给屏蔽了，而真正舌尖上的享受往往来自匠心的可贵之处，这匠心恰恰是工业食品所不具备的。这其中是不是蕴含了食品制作之外的更广泛更深邃的认知规律呢？

据说，病后虚弱的老人妇女儿童，吃红糖水泡炒米是病时首选食物。因为它开胃口，增食欲，易消化。

还有，小儿积食治疗期间也首选糖水泡炒米。它是儿童爱吃的零食，开胃健脾、去积化瘀。

难怪我从小到大胃口不错，这与炒米开胃健脾的功效分不开吧。

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不久，又在城里安了家。如今，慈爱的母亲也已经去世多年，我再也没有吃过她做的炒米了。如今，再次品尝起这儿时的美味，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在柴灶旁忙碌制作炒米的身影，尽管我已感受不到儿时那种原汁原味的炒米香，但深埋在骨子里的那种记忆是永远磨灭不了的。有人说，乡愁就是对故乡美食的一种记忆，那于我而言，非炒米莫属。

文|楚国良

作者系湘潭市委党校退休干部，四级调研员。曾连续6年被评为《湘潭日报》优秀通讯员，其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国特产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县域经济报》《领导科学》等权威报刊上发表。先后主编或参编《晓霞之子》《今日梅林》《青山文史》《响塘文史》和《云湖文史》等多个乡镇文史资料。

（一审：蒋振 二审：何婷 三审：陈胜年）

责编：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