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渠珍生于1882年9月，病逝于1952年2月，虽然已去世整整70周年了，但往事并不如烟，特别是在先父诞辰140周年的日子里，更加激发我追忆和父亲在一起的一些往事……

陈元吉

父亲的书房没有刀枪，有四书五经

先父身高近1.8米，身材魁梧，在我的印象中，他虽是一位军人，可是在家时，我从未见他穿军装带枪佩刀，也未见他身边跟过警卫或保镖，坐在书房内好像跟刀枪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只是长年累月坐在书房内不知疲倦地坚持攻读四书五经。

我家有一间书房是先父专门用来藏书读书的。凡《四库全书》《国有文库》等诸子百家的著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先父早晨三点多钟起床，漱洗后就坐进书房内读书，早餐后便开始办公事，晚上大约6点到8点又进书房。他常对我们兄弟姐妹说：“人在社会上生活，不读书就像光眼瞎子走路，只能盲动瞎撞。要想眼明心亮，就要多读书，读好书。”

现在，我们在他读过的书本中可以发现几乎对每篇文章他都有眉批和脚评。特别是他的《日记》（见《陈渠珍遗著》）里写下了不少的读书心得和评论。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蒋介石谪贬四川南川时，在读《中庸》“哀公问政”的日记中，对“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这句话，他就写道:“为政不得其人，犹树之不得培育，蒲芦之繁茂不得地宜也。非尽人皆可为政，必取其能修身而有仁德者。”谴责蒋介石的用人唯亲，抗日不力。

1943年下半年，我家从南川迁往贵州印江。由于路程较远，山径崎岖，我母亲在清理行李时，为了轻装只选择部分常看书籍，大部分留待以后派人来取。先父知道后很不满意，亲自清点，将一些暂时不穿的衣服丢掉，腾出工人挑着书籍随行。每到夜晚投宿时，我们都已精疲力竭，急着漱洗睡觉，而先父却点燃灯盏，在灯下坐着看书。有时还念出声来，把我从梦中惊醒。

避乱路上，让年迈的老帮工坐轿子

先父经常对家里人说:“我是崇尚孔孟关于‘人者仁也’的主张，我们家里人对待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与同在一个厂内工作的职工，一定要分别男女老少按年龄伦序称呼，以礼相待。”从我有记忆时开始，就记得我的奶妈，她丈夫早年去世后，带着他的一个儿子来我家。她的儿子陈啟林则同我哥哥们一道上学，所有吃穿费用都由我家负责。我家被迫迁往四川南川时，她母子也随同前往。奶妈在四川生病了，还由我母亲亲自为她请医生看病，侍候汤药。后来她病逝时儿子不在身边，父母就叫我当孝子捧灵牌送丧。

另有一个我们叫“何伯娘”的老太太，是我家的老帮工。当她年满60岁后，就不要她劳动了。抗日期间为避战乱，还随同我们去了四川、贵州，一路上都是坐轿子，没让她走路。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父在四川南川创办三一棉麻纺织厂期间，对职工的关心和体贴。那时，我家大大小小都在纺织厂参加劳动，同时在本地还招了部分工人。每逢购进新的机械或进行安装或改革时，先父就带着母亲和年长的哥哥先行试验，夜以继日，却从不叫工人加班加点。他说:“工友们每天劳动八小时已经很好了，若再要他们加班加点反加重他们的负担，而且还会损伤他们的身体，得不偿失。”

工人生病或家庭有特殊困难，他也是尽力帮助。有一天，女工郑小妹下班回家，因雨大路滑，不小心摔伤了腿，第二天没上班。先父知道后，亲自带领医生上门医治，还照发病休工资。

建房子故意用土筑不给子女留财产

先父对子女学习督导较严，特别是我家迁居南川后，先父将办厂与课子列为日常两大要务。还为子女们订出课表，按课表安排学习。白天，大家都去纺织厂参加劳动。晚上，先父就要抽查学习情况，有时还要哥哥们交谈学习体会和心得，然后进行点评。若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的，就要受到责罚。

先父经常教导我们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之一字，有益于人生。”凡家里的人，能上机的上机，不能上机的就帮助清理棉花或打扫卫生。他对人说:“我办厂的目的，一是为社会增加一些产品，二是为安排家里人参加生产劳动。”

1945年秋天回凤凰县后不久，先父又办起了纺织厂，还种植了几亩棉花。记得有一次重阳节时，我五哥（才十二三岁）从家里拿了一只鸭子与他的同学上山“打拼伙”（几人在一起吃饭）去了,没参加劳动。先父知道后，把五哥叫到堂屋里，当着家人用竹条子抽得团团转。此后，家里人更不敢偷懒了。

先父经常对我们说:“父母只能养你小，不能养你老。你们不要指望父母给你多少财产，全靠自己去打拼。”据说，早在1931年，先父在乾州修建“寥天一庐”房子时，围墙用土筑，不用砖石。他对亲友们说:“我不想给子女留什么财产。成才的不用留，不成才的留了也白搭。所以，我建房子，只管20年。子女有能力就维修，否则就让它倒塌。”我四哥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随同父亲生活，家里完全靠省人民政府发给他的工资过日子。病危时，他还要我扶着他揭开米缸看有多少米，打开橱柜看有多少油……”然后溘然长逝。

责编：官铭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