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尹亿民

读书三十年，屋成了书巢。喜欢买书，家里书满为患，现有藏书万余册，书房占地80平方米，总共有21个大书柜，仍然装不下自己的藏书。所以书桌上、沙发上、茶几上、床上、地板上都是各种书籍。客人来无下足处，先不得进，进了又不得出，可比陆游的“书巢”。

人成了书痴。喜欢读文史哲，认为书分真理之书、灵魂之书和生活之书。有的书用于休闲，有的用于求知和修身。每日纵情于文史哲经济政治诸书之中，犹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之上。

读书的生活可谓妙矣，每天坐拥书城，来往于天地玄黄，纵情于人情世故，放浪于雪山深海。雪山者，书山也；深海者，学海也。通过读书，生长个人智慧，焕发文化真情，引导自己将有限的生命，深深地融入至无限、永恒的人类文明之中。

在我万卷藏书中，有一本，是我上下求索的读书见证，也是我不足为外人道的经验教训。这本书，是我自己复印的，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供内部使用的白皮书，书名《宫崎市定论文选集》。自制蓝色简装封面，上下册两本。

1993年，居于郊区的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位肯给我开介绍信的人，办到湖南省图书馆的借书证(那时省图办证，还得看职称)，开启了我的“借读”生涯。偶然的机会，翻到《宫崎市定论文选集》，读了之后，如受雷轰。有些说法，石破天惊。

近代湖南的崛起，要感谢哥伦布，而不是感谢曾国藩。是我从这本书中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因为从前中西交流，其要道是丝路。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丝路便隔绝不通，土耳其、波斯这些大国应声衰落，我国北方也日渐凋零。待哥伦布等航海家们重建海上丝路，西方货物海上南来，经中国仅有的海关广州北上。于是昔日偏远的岭南日渐发达，广州十三行富得流油，处在北京广州之间的湖南，也乘运跃鳞。

这本书给我的震撼在于，应该将历史研究，置于世界交流的大视野之中，并将经济发展作为历史推动的动因。这本书让我从闭塞中惊醒，它打开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要读更多的书，只有登到书山之顶，才能看得更清，看得更准。

出于对宫崎市定的感激，我着手收集他的中文著作。后来市面上可见的宫氏著作，不论定价高低，每种随出随买，无复阙遗。只可惜《宫崎市定论文选集》没有再版。2009年，我在省图重新借到这本书，复印了一套，不但保存留念，仍想旧梦重温。不过，读这本书，再没有当年的那种刺激，而且才看清，隐藏在字缝中的种种谬论。甚悔当年着重于智力，忽略了民族深情。

宫崎市定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名的历史学家，诚然学问超拔，但不幸处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氛围之中，不能免俗。他之推崇东亚，把整个东亚历史的研究，置于世界的交流碰撞中，确乎是先全球史而有了世界视野，但未尝不存捧高日本、贬低中国的私心。他写《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把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定义为朴素主义(代表)，“他们进入中原，未尝不是医治文明主义的弊病”。其实质，他在美化日本民族为“朴素主义”，将老大中国视作衰弱文明，暗含的动机是鼓动日本用朴素来治疗衰落的中国文明。这些夹杂在貌似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历史评论中的言论，真好像是肉汤中落了苍蝇，不但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影响了他自身应有的学者形象，不禁让我深感遗憾。这件事，让我以后读书，深具警惕、长存戒心。它提醒我，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学者是文明的托命人，绝不能曲学媚世，也不能哗众取宠。

是的，步入信息社会，读书人的困难已经不是无书可读，而在于书籍众多，难于选择。信息的洪流奔腾而来，泥沙俱下，各种古旧糟粕与洋垃圾盈城盈野，种种鸡汤毫无营养，如何做到读书受益，建立读书的慧眼和定力？我的经验是，还是要多读，在读书中学习读书，这样才能越读越好，如此才能安享愉悦、智慧与安宁。

（原载于《湖南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11版）

责编：刘瀚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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