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泽巨

新至善村十一号是一栋两层小红楼，坐落在岳麓山的向阳坡上，隐身在一片红枫和苍樟交织的顶盖下。门前有个小小的花园，摆满了茉莉、米兰、石榴、海棠、菊花、一串红、花辣椒、鸡冠花、凤仙花、万年青、紫罗兰、天竺葵、夜来香等盆景，灿烂缤纷，清香怡人。这是罗师母为罗皑岚教授的辛勤劳作的奉献，但现在来赏花的，只有罗教授的在天之灵了。

我穿过花园，走进我所熟悉的罗老师的卧室兼书房。房内的格局一如罗老生前。进门就看见墙上的一幅条屏，那是鲁迅先生给罗教授一封短札的复制放大体。当窗两张书桌，罗老生前就坐在书桌旁看书、阅报、写作;欣赏山上红彤彤的枫叶、翠滴滴的樟树和罗师母用汗水浇出来的鲜花;给前来求教的大学教师、青年学生解答难题，指点迷津。我就是其中一个。今天，我面对这物是人非的情景，感情如湘江之涛汹涌呼啸，贮存在大脑深层的一幅幅图景，又浮现在记忆的屏幕上。

我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为他的弟子的。1981年5月的一天，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周涤尘老师对我说：“外语系有个著名的教授罗皑岚，年轻时是个作家，鲁迅写信赞扬过他的作品，你去访问访问。”真是喜出望外，下午我就怯生生地来到了罗家——新至善村十一号。敲了敲门，无人应声，我就推门进去，只见一位老人坐在书桌旁，正在埋头翻阅《长沙晚报》，平阔而光秃的脑门顶突兀在空中。我走近他，问道：“您就是罗老吧?”他这才发现我的到来，慢慢放下报纸，两手战战兢兢地摘下老花眼镜，抬起头来，眯缝着眼睛望着我，方方正正的脸膛下部挂着一幕“小瀑布”。我赶快自报了家门，说明了来意，他轻声地说：“坐吧!”不一会儿，我们就谈上了正题。我没听清的时候，便打断他的话，叫他重复，仍听不清楚，他就用笔写在纸上，写时屏声静气，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压到手指上来了，但仍握不住笔管，手频频抖动，写出一组组横七竖八的波浪线。有时谈到某幅照片某本书，需要在他身后的书架上找，他先用两手扶着藤椅的扶手，然后支撑着身体慢慢地站起来，两腿抖动不止，我见他这样吃力，请他别找，他仍坚持，找了几下找不到才算。两手空闲时候，他就下意识地在书桌上移来移去，好像无处安放似的。通过这次访问，我得知他是湘潭人，青少年时代到清华学校读书，后到美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一些名牌大学教书，建国后创办了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他年轻时出版过长篇小说《苦果》和短篇小说集《六月里的杜鹃》、《招姐》、《红灯笼》，是我国著名的英美语言文学教授和有一定成就的作家。1928年10月鲁迅先生曾写信称赞他的短篇小说《中山装》。这次访问归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刊登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版第3期上。

此后，我常常去向罗教授请教，他都热情作答，还把蛋糕、桃酥、莲花糕放在我的面前，叫我与他分享。他像一部活字典，谈到在书上看不到的许多著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故事。他的两手在书桌上面下意识地移来移去，好像无处安放似的。

翌年初，我被一张派遣通知书送到沅江下游的古城常德教授大专中国语言文学课程。大概是相距远了吧，他对我的关怀更为强烈。他在信中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嘱咐我克服悲观情绪;他嘱咐我写文章要谨慎，不要招来祸患。在十一个月之内，他就给我写了十五封信。今天，我重阅这些用不规则的波浪线排成的信，依稀看到他写信时吃力的样子，依稀听到他那谆谆的声音。大概是相见难了吧，他在信中一再叮嘱我到长沙去。当我在1982年暑假和寒假两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高兴啊!他谈他的近况，谈他的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说选集，他把他的朋友和学生(都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作家)、儿子的书信拿给我看。他说话的时候，双手不停地在书桌上面下意识地移来移去，好像无处安放似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寒假的那次拜见。岳麓山仍然一派郁郁葱葱的春天景像，只有气候的变冷标志着冬天的到来。罗教授身穿一套臃肿的棉衣棉裤，但精神十分昂扬。我几次去看他，去向他请教。离开长沙前夕，我去向他道别。道别过后，我就像往常那样，大踏步地走了出去。当我越过了窄窄的天井，迈向通往山麓的坡道的时候，忽听罗师母喊道：“罗老送你勒!”我扭头一看，惊住了：罗老两腿弯曲着立在门口，身体靠着红漆门框，右手吃力地抬起，微笑着向我招手;寒风吹动着他胸前的银须，缓缓飘起;一抹晚霞的余晖透过树缝射到他的右手上，像一只光芒四射的火炬。这是一副多么自然、美好的图画。

那次送别中寓含的罗老对一个学生的深情厚意，我是这次重访才充分理解的。我过去一直以为罗教授的身体是健康的、四肢是是健全的。这次罗师母告诉我，罗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十年动乱中经受了更大的打击，导致两次中风瘫痪，最后病虽治愈，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两腿已不能支持他的身躯，两脚已提不起来，只能在地板上拖着走，因而十多年来未出家门。听罢罗师母含泪的诉说，我像触电似地想象着罗老冬季送我的艰难情景。他从书桌旁起身，走到门口送我，该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他只能像学走路的幼儿一样，两手扶着沿路的桌子、椅子、墙壁，慢慢地先向前挪动前脚，再拖动后脚，走完四米多对他来说是相当漫长的路程。况且我道别后就大踏步地走出去，他要送上我，还得急急前行，那真是“仓皇失措的愁一路”了。想像这幅情景，我的心充满了懊悔的情绪。我为什么不早早了解他的腿脚情况，预先请求他不要送我呢?我为什么没有估计到他会起身送我，而慢慢离去呢?我为什么离去前不跟忙着家务的罗师母打招呼，让他搀扶着他走过那段艰难的路程呢?

更使我懊悔的是，这一次的告别，竟成了我们的永诀。我因为一直误认为罗教授的身体是健康的，加上他的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以为他还能活几年，我还有许多见他和向他请教的机会。哪知不久他就悄然离开了人世呢?

我于1983年4月上旬赶到母校参加了罗教授的追悼会后，又来到了新至善村十一号。曾在医院陪护罗教授的、在长沙市蔬菜研究所供职的曹壮先生，匆匆忙忙地找到我，描述罗教授病中对我的关切。

曹壮先生的声音激动而又悲哀。

“罗教授多次谈到你，有时说‘泽巨好久没看见了，病好后再说吧!’沉默片刻，他又说‘他工作忙，这么远，来趟不容易。’他希望你来看他，我们都没有估计他会去世，所以没通知你。哎，犯了个错误!”

我似乎看到罗教授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与曹先生不慌不忙地叙说着。他的手在被褥上面下意识地移来移去，好像无处安放似的。

“有一天，罗老从酣睡中醒来，好像做了噩梦一般，郑重地对我说：‘也许我会不行，我有些话，如果我死了，你告诉泽巨。’他时断时续地说：‘他打算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你要告诉他，作家要深入生活，评论家也要熟悉生活。要到作家生活过的地方去走走，到作家描写过的地方去走走。希望他到北方去生活几年，了解北方的风土人情，再与南方作比较。’说了一会儿，他就喘起气来了，你要知道，他这次是因感冒引起肺炎。休息了一会儿，他又打起精神来：‘你还要告诉他，评论家要有多方面的知识，要学会欣赏音乐和美术。’罗老本人是很喜欢湘潭的山歌和美国黑人音乐的，当时还给我哼了几句家乡的山歌。没有哼完，他就喘起气来，稍待平静，他又慢慢地说起来：‘你告诉他多多练习创作，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即使不能发表，也不要紧。中国有些评论家不搞创作，文章写的枯燥，是一大忌。’说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一般，眼睛闪出夺目的光辉，脸上荡开难以察觉到的微笑。”

“第三天，我又去守护他。他的病情加重了，饮食大减，眼睛疲乏而没有光泽。我真担心他熬不过去，七十七的人了，说去就去。但他强打精神，又与我断断续续地谈起来，说柳无忌、罗念生、王慧敏，谈他在国外进修的儿子，谈你。他希望你找个懂外语、会说普通话的姑娘作朋友。又过了几天，他的病情又好转了，医院说可以出院了。他说出院后要见见你。谁知出院前一天，他的喉咙卡了一口痰，没有吐得出来，就去世了，医生抢救也没有来得及。”

听完曹壮先生的叙说，我感到难以名状的激动和惊奇。罗教授给我这么多的宝贵遗言，是我没有意料到的。这些谆谆教诲，我竟未能亲聆，我只能抱恨终生了。

今天，我又来到新至善村十一号，罗师母仍住在这里。小花园的鲜花，仍在热烈的开放着;红彤彤的枫叶和碧绿绿的樟树仍在掩映着这栋红色小楼;罗教授卧室兼书屋的陈设，仍然像他生前那样布置着;罗教授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浮现;罗教授的谆谆教言，仍在耳边回响。

新至善村十一号，在我心中永存。

责编：刘瀚潞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