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

01 家和城

一座城，和一个人心中的这座城，是不同的。一百个人，会有一百座心中的城。

奇女子林徽因说过，爱上一座城，并非是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或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

很是认同林徽因的说法。

我出生在长沙。和这座城的情感牵连，就是那些平常的景，平常的事，平常的人。司空见惯的草木枯荣，庸碌琐碎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张三李四。身处其中之时，便有喜怒哀乐，便生沉思冥想，还来殷殷渴盼，拼成了一幅内心深处的长沙城印象图。林徽因的那座城，因为爱的缘故，实在唯美——风景、往事和老宅，生动、青涩和熟悉，充盈着诗情画意。我心中的这座城，是五颜六色的混挠，是七情六欲的叠加，是海阔天空的想象。

十三岁时，我离开长沙，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元年。

那是一次隐隐痛楚的别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随同父亲和奶奶，回到湘乡老家农村。妈妈和两个妹妹仍然留在长沙，一家一分为二。长沙的十三年，一半时间在城里度过，一半时间在郊区生活。记忆里的长沙城，是黄兴南路“六一幼儿园”里学过的汉字，是城中坡子街的甜米酒，是小古道巷上学走过的青石板路;还有，金盆岭上赚取五分、一角钱推过的板车，湖南机床厂小学停办转入郊区学校的泪水。刻骨铭心的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在郊区新开铺汽车站，领着大妹妹，等待妈妈从城里回来看望父亲和我们的公交车;因妈妈不是每周都能回来，我们等不到妈妈，就一直等到末班车过去……

年届花甲时，我常规职业生涯结束，回到了长沙。

这是一次温馨和静的重逢。老爸老妈退休后，从湘乡来到长沙居住。这时我心中的长沙，往大里说是座城，往小里说就是家。早起，是老爸老妈和邻里旧友的太极拳;白天，是两老修理、种菜、缝补的时光;傍晚，两老一天中“政治生活的大事”到来：老爸守着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边看边讲解，止不住地赞叹;老妈是湖南都市台“寻情记”的“迷老”，聚精会神，冷不丁冒出的“锐评”，句句都扎心——“情”既然要“寻”，不是丢失，便是迷失，悲多，喜少，言语难得平和。

稍早些时候，两老经常在长沙城里转悠。每每看到他们的照片，知道长沙有地铁了，湘江边上建步行道了，新公园又多一个，我们上个世纪曾经住处旁边的小巷，现在变成了景点。两老照相都爱笑容满面。特别是老妈，就是日子过得清苦的时候，偶尔照个相，也笑意盈盈。何况再回长沙的时光，自在自由，轻快愉悦，那发自心底的笑，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感动和感慨一番。看得出，两老对长沙城的那份热爱，简单直接，真挚纯粹。传递给我的，却是这座城那份家的暖意。

2021年初，老爸在和衰老与病痛的抗争中，走完了他平凡朴实又印迹深刻的一生。离开时的那所医院，就靠近他当年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冥冥之中的安排，是如此地天意无违，过往的荣辱经历，连通到幸福安详的晚年，老爸的人生在长沙城里画了一个满满的圆。历史时常令人费解，长沙城并无补偿老爸当年“所失”的天然责任，却真实地赋予了他一份居者也是贡献者的荣光。超越九秩的年岁，是老爸的福分，更是长沙这座城非凡气宇，博大胸怀和悲悯众生的录写。

陪伴老妈是件幸福的事情。她热心邻里和睦，状态好时每天都要在小区里走走，逢张家谈张事，遇李家说李缘，相处融洽，家人一般，令我惊讶她是如何得到这些丰富信息的。邻里之间，少不了磕碰，楼层漏水，楼栋跳闸，装修噪音等等，争执几句，便是和气协商，问题解决时彼此对视一笑。我想，或许是老妈和左邻右舍这种常态的“外交”，赢得了彼此的长期信任，体谅对方和考虑自身两相结合，什么问题都好办。

我留意到，这里的邻里相互搭把手帮忙，习以为常。老妈就时常告诉我，谁家帮了我们什么，我们还欠谁一份人情之类的事情。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我脑海的印记是许多门对门住户，互不往来，甚至互不认识。这里的场景，修正了我刻板冷漠的城市认知——热乎得很的邻里关系，让人世间那份“近邻若亲”的情感，天天都在柴米油盐的生活剧里升华。放大这里的微观图景，是不是可以判定，整个长沙是一座和谐的城?

天气好时，我喜欢晚上独自登上楼顶。头上星空万里，四面楼宇错落，正是万家灯火闪烁时。视线所及，和在别的城市高楼观赏夜景，并无多大差别。我清楚，差别的，是心中那份“城”和“家”一体的感受。

02 史与今

长沙城由一条湘江划界，分为河东和河西两大区域。河西的岳麓山下，有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虽说书院的管理已归于湖南大学，但地位的独特、面目的古老和历史的厚重，大众的认知里，岳麓书院和湖南大学比肩相邻，却不可同日而语。一座曾经的黉宫，一所现代大学，可以有种种古往今来的牵扯，脉及也好，传承也罢，毕竟同山共峰，但真说不得荣辱共有，起伏同受。毕竟，历史是历史，当下是当下。

我对长沙城最熟悉的，莫过于岳麓书院。这并不是说，我和这座书院有何直接关系或是交往经历，只是去过的次数，相比于其他地方，要多得多。尤其是对书院那副声名远播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去一次就琢磨一次，思考得费神。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在讲历史。但就是有那么些长沙同乡，硬生生地说是现实，似乎此地依旧英才集聚，人世间无处匹敌。当然，更多的理解是笼统的，或言历史，或说现实，还有寄望于未来的——重现当年贤达毕至，书生论剑，立足湖湘而纵议天下时人才济济的景象。

岳麓山下现在是长沙城的大学集中地，讲这里多有鸿儒栋梁，也无不妥。不过，人和人才不是一回事，学子云集并非经纬荟萃。学生到学士、硕士和博士，短短几年，要完成人到人才的蜕变，这是教育培养的艰辛历程，更是学府实力能量的彰显。我不在意这类那类的大学排名，包括所谓权威机构的综合比对，但和长沙城里从事教育的同乡交流，很容易听到“落伍”的声音，再看那些排名，就由不得你不相信几分。

回往千年历史，山间书声孕育雄才大士;再来千年之越，我们的后辈溯源岳麓山域，是否会有“岳麓人才，声名天下”类的感慨、感叹和感动，或是仍然只会念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古语，忽略我们今天的存在?

1995年，长沙推举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可谓大气磅礴，锐不可挡——倚岳麓之霸势，携湘江之逆威，胸怀开天辟地伟志，欲成改天换地大业。这是信仰和行动结合的极致表达，更是信仰和行动结合的极致要求。长沙人若是认真较劲这种精神的力量，我敢肯定，绝对热血沸腾，所向披靡。他乡人呢?或许，会肃然起敬。

细想开来，这个精神概括，也让人时光有些倒错。如果是凝聚历史价值，此说贴切妥当，长沙乃至整个湖南始终就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理想里，略带几分书生意气，却大行格物实践之为，现代中国与长沙城是一部分割不开的史书;如果是展示现实精髓，“忧天下”何以为据，“为人先”又哪里是由，大概率讲不清楚——和平年代或许凸显不出翻天覆地的作为，改革开放也还是需要壮士断腕的气度，现实的舞台上，长沙人演出的剧目里，“心忧”了什么，“敢为”了什么，实在下不了断论的。倒是就未来看，这斩钉截铁的八个汉字，诉诸历史，拷问眼前，富于担当，是种大大的激励，长沙人和长沙城需要这样的内驱力。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直升高度又朗朗上口，“长沙精神”重于宏大，重于崇高，重于气势，还重于形式，却未能浓缩出星城的全部“魂”来。长沙这座城，有大山，有大河，有叱咤风云的往事;同样，长沙这座城，有小丘，有溪流，有柴米油盐的光阴。看历史，恰恰是平常的日子，沉积起“心忧天下”的理想，砥砺出“敢为人先”的意志——浓墨重彩的大江大格局，终究要由寂寂无闻的小水珠构成。如果从“心忧天下”开掘下去，是不是可以发现长沙城“心忧”的基因?如果由“敢为人先”拓展开来，是不是能够找出长沙城“敢为”的底质?

由古而今，人世间悲天悯人的情怀，至高无上，演化出惊天动地的大戏本，而那背后惊世骇俗的素材节段，常常隐匿无形，并不引人注目。是的，不是每个长沙人都会“悲天下”或“悲”得了天下，但无人不可怀“悯人”之心。从自我的庸常起步，点点滴滴，择小善而行，去小恶而为，发端于家庭，成长在邻里，延展到社会，趋行向国家，直到无边无际的天下。达者，聚合为“心忧天下”之志，敏行于“敢为人先”之事，如王夫之，如曾国藩，如毛泽东;穷者，重复平常生活，小善酬小善，为善以抑恶，守住这份道德，固化这种人性，如今天的百姓，如你，如我，还有他。

是的，“悲天”和“悯人”是两件事，但唯有“悯人”之始，方来“悲天”之功。长沙人“心忧天下”的基因和“敢为人先”的意志，或者说长沙城的“魂”，是不是正在这日复一日、平平常常“悯人”的烟火里?

前不久，我来到板仓，参观杨开慧故居。革命者、女性和血缘亲情赋予的女儿、妻子、母亲等等的多重身份，杨开慧无疑是一位关联“家国天下”诸多定位的英雄。其实，在这位普通又不普通的长沙女子身上，丰富多元的，并不只是自然和社会标定的种种名号，更有她那份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悲天”和“悯人”情怀。我们通常感受和张扬得多的，是杨开慧作为革命者“悲天”的那一面：全身心支持毛泽东的革命事业，领导地方的斗争，直到为天下的崇高目标，义无反顾地献身。她那“悯人”的另一面呢?

在故居发现她的遗信和文稿之处，我伫立了很久。那些文字已经公开，读来紧张、急迫、无助，恨古呼今，感天动地。悲嚎痛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嘶声呐喊夫妻的儿女情长;忧心忡忡自己的离去会让孩子们生计无靠，“托孤”的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位平凡又伟大母亲的血脉之爱和炽热温情。在感觉到环境恶劣将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刻，杨开慧留下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对挚爱之人的遗言，是对亲朋好友的最后交待，不如说，是彻底的革命者之所以“悲天”原因的自然、真切和鲜活展露——自我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内心深处最为惦记的，是爱人，是孩子，是亲人，是由爱人、孩子和亲人而及的所有受苦人。所谓天下，所有受苦人是也。革命者所“悲”或“心忧”的，就是这个天下。

人世间的苦难，有个人的和天下的两大类。在个人的苦难面前，每个人都会有本能的“悯人”性情。如果这种性情，仅仅是怜惜自我，痛爱自我，便不可能由我而始，扩展至身边的血脉亲人，再远及他人，后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境域。这样的“悯人”，只是极端自利或自私的别名，没有丝毫的共情和同情，内心深处或许还存有给他人制造苦难的“作恶”胚芽。唯有那种将自我融入家庭、集体、社会、国家等更大整体之中的人，“悯人”中有自我，有亲人，还有他人，怜惜和痛爱的是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即使他或她面临个人的苦难，也绝不会抱怨、恐惧和畏缩不前——相比于亲人、他人和天下的苦难，个人的苦难也就只是小小的一份，算不得什么了。

有人或许会问，杨开慧是长沙这个地域上偶然的历史个案，还是具备充分的地域代表性，可超越时间之限?我的回答是后者。因为此，杨开慧的“悯人”的情怀，完全可以作为“长沙精神”中一份基底的元素，从过去走到今天，从今天走向未来。

事实上，从人性的角度透视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涵，不同城市差别的，就是“悯人”的倾向，究竟是更加“自我”些，还是会更多“利他”些。特别是“悯人”中的自我程度，究竟是高度偏向于群体之外的“小我”，还是更重于融入群体之中的“大我”。也就是说，在一座城市里，人们内心“自利”或“利他”源头的某些细微不同，一定会演化出整个城市人际关系或近或远的距离，演化出整个城市中人们行为的差异，最后呈现出一座城市较为鲜明的性格来。

03 我到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出了一位和平年代的平凡英雄，这就是普通的部队战士雷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跨越时空，成为了人类社会一份宝贵的遗产。“雷锋精神”有较为全面又丰富的表述。就它的内核而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利他的动机，雷锋内心时刻想着的，不只是自己，还有他人和社会;二是将利他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之中去，助人为乐，坚持不懈地做好事。

雷锋是长沙人。他早年父母双失，是个孤儿。在二十二年短暂的人生中，他关联最多的整体，并不是家庭，而是学习和工作机构。正因为此，雷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社会大家庭”里度过，他的利他动机有强烈厚实的社会基础——“家庭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组织中的他人，“家”和“国”一体的信念便自然存在;服务“家”和“天下”是一回事，“助人”就是“助家”。这样说来，“雷锋精神”是在社会组织中，一种不记“小我”甚至“忘我”而奉献的精神，透显出大公无私高贵的人性。

回溯雷锋出生成长的经历，长沙这个地域，给予了他“家”的基本认知，特别是“家”和“国”关系的亲身体验。仅此一点，“雷锋精神”就一定含有特别的长沙地域成分，尽管我们不容易将这种成分说清楚。因为一种精神的源起，总是深邃、叠加和复杂的，时常还有几分神秘，但可以肯定，这种成分终归会落到人的利他动机之上。长沙，这是一座富有“利他”社会精神矿藏的城池。

在近些年的长沙道德模范人物中，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的学生何平，你哪怕是看一条关于她事迹的短小新闻，都会泪流满面。这位1991年出生的女孩，面对父亲中风瘫痪，母亲智力残疾，弟弟又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家庭苦难，小小年纪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5岁开始做零工挣钱，为照顾弟弟带着他上大学，读研时还将父母接到身边照料，长期做多份兼职以维持生计。父母本是家中的“天”，何平不仅无法享有“天”之荫庇，还需以年少弱小的身躯，支撑起这个家。这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少年，这个家因她的存在，虽艰难苦楚却平和地存延，说得上是人世间的一份奇迹。

这不是何平故事的全部。令人震撼不已的是，何平还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力所能及”对于许多人，经常带有某种说不清的微妙心理，特别是在并非“能力”受限却只提供他人较少帮助之时，人们要借这种说法，以求外界理解，更求自我心安。当何平将存折上仅有的三千元一分为二，一半捐给急需者时，这里“力所能及”的含义，回位到了它真正的本源，显现出行为背后那份极致的善良，人性的光辉是那样地璀璨夺目。

这也还不是何平故事的全部。何平生活在长沙。由她的家庭出发，走向学校，走向社区，走向更为广阔的时空，亲朋好友、同学老师、政府部门，还有社会各界，有形和无形地给予了何平帮助，是她能够撑得起这个家全然少不得的外部力量。是的，何平可以说是当今社会的一种奇迹，但沿着故事的脉络展开，我们看到许多来自外部种种“悯人”之举，助她克难，助她坚毅，助她乐观，平常细微却动人心弦。长沙城为何平所提供的，显然不只是简单的地域背景，更有奇迹生成中的一份能量，由不得我们不透过何平故事的点点滴滴，对这座城市怀有深深的敬意。

和“雷锋精神”有所不同，何平故事全然来自于家庭，围绕“小家”的日常琐碎演进。我们通常倾向于撇开家庭小事来谈论高大的精神境界，其实，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平稳静和地生息存续，是一个社会和谐进步最底层的原由。万家灯火簇映出来的城市辉煌，终究源起于每家每户灯火的明亮。如果说，“雷锋精神”体现了人性中较为纯粹的“利他”动机和行为特质，那么，何平故事呈现给我们的，便是人性中本原的情感高度、深度和广度——由“家”这个社会最小的整体单元而起，自然而然地向外部社会延展，其内含的人性之大善，能够和顺地转化为社会中“利他”的真实力量。

在一个千家万户组合而来的社会里，何平这种“由家及国”的情感和“利他”精神，显然具有更为普遍的价值，“小家之和”要么集合为社会的大和谐，要么托举出社会的大和谐。或者说，我们需要“雷锋精神”那种较为纯粹的“利他”情怀，更需要何平那种爱家的情感，以及由此迸发持续的家国情怀和天下情怀。

我想到了杨开慧。我之所以敢于大胆判断，杨开慧不是长沙城中历史的特例，因为在今天和平安定的环境里，从何平故事中，我看得到杨开慧那种“悯人”的性情，从家庭走向社会，仍旧在长沙城里鲜活地存在。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责编：廖慧文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