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回乡过大年

蒋集政

掐指算来，已经五年没有回农村老家过年了。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老家在湘南的一个山村，贫穷是少儿时期最根深蒂固的记忆。我们家人多劳力少，缺衣少食是生活常态，一年难见几餐荤腥，只有大年除夕才能美美地吃上一顿猪肉加大米饭。于是，过年便成为孩提时代从年头到年尾的期盼。

小时候过年，杀年猪无疑是最有仪式感的。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喂猪，最高兴的是杀年猪时吃“血汤肉”。或许因为贫穷，乡里人家一年难得请人吃饭喝酒，杀年猪时便请乡亲近邻吃顿“血汤肉”。将年猪宰杀、剃毛、洗净、开膛破肚后，第一件事就是煮“血汤肉”。做“血汤肉”，有两个部位是不可缺少的，分别是猪被宰杀时脖子上“杀口”周边的一圈肉、猪尾巴被剜掉后“尾节”周边的一圈肉，当然，还会加入一些猪头肉、猪肝、猪血之类，一锅煮了，味道特别鲜美。待“血汤肉”吃得差不多了，在“血汤”中再放入一些清煮萝卜丝，吃起来又甜又脆又爽口。

做年糕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老家称作“打糍粑”。将糯米蒸熟，取适量的熟糯米放入石头凿成的“耙炕”里，然后两个壮劳力各持一个棒椎，你一锤我一锤，将熟糯米碾压黏结成一个糯米团，再手工分成一个个小糯米团，再压成圆圆的糯米饼，这便是糯米糍粑——年糕了。老家有一种专门做年糕的木质盒子，盒底雕有各种不同的图案，我们称作为“印盒”，将压成圆圆的扁扁的糯米粑粑放在印盒里，压实后再反面翻放在簸箕里或者门板上晾干变硬，特别地圆实美观。正月里到亲戚家拜年，可以不提糖果肉菜，但年糕是必须要提上几个的。

对小孩子来说，过年更意味着能够穿新衣。我家兄弟姊妹多，小时候家里特别贫穷，不要说到供销社买布需要布票，就算有布票也没有钱买，只有等到过年，爸妈才想方设法给我们小孩子做一套新衣服。这套新衣服，搭配着以前的缝缝补补的并不合身的旧衣服，要从年头穿到年尾。正月初一吃完早饭，我们便兴高采烈地穿上新衣服，与全村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家串户去拜年，其实就是讨要拜年礼物，收到最多的礼物无非是干红薯片、爆玉米花之类，条件好的人家，会给每个孩子一颗“纸包糖”，我们便宝贝得什么似的，藏在衣袋里舍不得吃，有时候拆开包糖纸拿出来看一看，放在嘴里舔一舔，又重新包好放回衣袋里，直到糖粒子软了，粘在包糖纸上扯都不容易扯下来，才万般不舍地吃掉……

南方地区一般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腊月最后一天过大年。而我老家过年的风俗很特别，大年小年是连着过的，大年的前一天是小年。我问父亲何故，父亲告诉我，本来我们家乡每年只有一个大年的，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离我们家乡不远的一个大村庄——吕家庄，一位吕姓读书人因为家贫没钱买肉过年，便到附近的肉铺想赊点肉，此时肉铺老板有事外出，肉铺伙计便自作主张将剩下了半片猪头赊给了他。读书人提着半片猪头高高兴兴回到家，洗净剁碎就下了锅。不料肉铺老板归来后，将肉铺伙计一顿臭骂，硬逼着伙计到吕姓读书人家里将已下锅的半片猪头提了回去。吕姓读书人慨叹：“赊半猪头过大年，只因无钱又收还。待到来年时运转，一年过他两个年。”后来吕姓读书人高中举人，便在每年的大年之前增加一个小年，周边近亲乡邻仿照而行。无怪乎这种过年风俗只在我家乡方圆不远的范围内流行。

大年小年隔开过也好，接着过也罢，反正过年是喜事、是值得高兴的事。因为平常难得有肉吃，过年时父母会尽量让我们饱吃一顿。我们兄弟几个都喜欢吃肉，特别喜欢肥肉，在那缺少“油水”的年代，肥肉油分重，更有肉味。爸妈也愿意让我们吃肥肉，因为肥肉更能让人吃腻。但不知是谁的“发明”——当吃肉感觉有些腻时，舀一勺清水喝了，又能继续接着吃。有一年过年，大弟为多吃肉，大冬天里冷水喝多了（小时候家里是不烧开水喝的），肉还没有消化便呕吐起来——等于白吃了！此事成为许多年后我们家里的趣闻笑谈。

或许是少儿时家里太穷、生活太苦，猪肉一直没有吃够的缘故，所有荤菜中，我始终对猪肉情有独钟，不管是鲜肉、冻肉、腊肉，我都喜欢。记得在县城上高中时，过年前三天学校才放假，回到家里，正值各家各户杀年猪，因为一年没几天在家里，族亲乡邻杀年猪便都邀请我去吃“血汤肉”。正是能吃能睡消化快的年龄，难得这样的机会，哪有拒绝之理？有一天我接连吃了五顿“血汤肉”，居然没有吃撑，更没有感到吃腻。

小时候过年，很少蒸肉、扣肉、炖肉，因为猪肉经过蒸、扣、炖，肥肉的油分就会透到汤里，同样分量的肉，不仅看起来变得少了，而且“不经吃”。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经济条件稍有改善，我们家过年才开始炖肉。肥肉炖得糜烂后，融融的、软软的，放进嘴里，不用嚼，一口就能吞下去，肉过喉咙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的享受。若干年后，我调入省城工作，某一天几位老乡到建湘南路天心阁公园对面的一个小饭店吃饭，或许是早过了正餐时间，确实很饿了，那顿饭我一个人吃了两份小钵子扣肉。

千里盼团圆，欢喜过大年，是中国人历久弥新的传统。结婚成家之前，每年都回老家过年。老家的风俗，大年除夕夜有“照岁”“辞年”的习惯。所谓“照岁”，就是除夕夜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再穷再困难的家庭，除夕夜灯火也要亮到午夜以后。所谓“辞年”，就是吃过年夜饭，年轻男人们便开始串门，到家族中年龄最大、辈分最长的老人家去“辞年”。此时，许多人家里的锅还是热的，酒菜是现成的，于是又张罗着上菜斟酒，开怀畅饮；喝了一家喝二家，往往喝到凌晨三四点后才回家，有时候甚至喝到天亮。

大年初一更热闹，早饭过后便开始串门拜年。拜年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小孩们，每家每户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散发零食；另一个群体是成年男人们，已年轻人为主，依然是从家族中年龄最大、辈分最长的老人家开始，拜年只是形式，核心的内容是喝酒。一个村就那么大，往往是串着串着，这波人与那波人就会合到一起了，队伍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特别是像我这样在外面工作的人，一年难得见面，父老乡亲们都希望上自己家喝一杯。一天下来，深夜回家时几乎喝了全村大半人家，都记不清喝了多少酒、吃了多少菜……

参加工作后，仅靠工资收入，既要供自己生活开销，又要供弟弟上学，偶尔还要接济家里，一直入不敷出，直到调入省城工作的第三年，过年时终于有了近千元的“巨款”，第一次感觉到也是“有钱人”。回到家，我问父亲全村有多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父亲掐指一算，说有八人。我提出想给每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拜个年，每个人两斤糖、五十元拜年红包。父亲欣然赞成，带着我一家一家去慰问请安，每个老人那布满岁月风霜的脸上都露出慈祥的笑容，一边让座泡茶一边说着夸赞的话语和良好的祝愿，我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欣慰与满足。

三十六岁那年，我被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单位给我配备了一台工作用车，虽然只是一辆桑塔纳小车，但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专车”，自然喜不自禁，那时候大都可以公车私用，春节时便开着“专车”回家过年。父亲听说我配了“专车”，每年分管上千万元资金，吓了一跳，对我说：“你管这么多钱，千万不要犯错误啦！”我顿时沉默。然后向家人表态：“请大家放心，我辛辛苦苦奋斗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当了领导，如果犯了错误，一切都没了，不仅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我自己！”

第一次没有回老家过年是我结婚那年。长沙风俗，乔迁新居要在新房过年，我便将爸妈接来长沙，兄弟姊妹拖家带口全部来到省城，全家人在我的新房里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不由想起姐姐出嫁后“三朝回门”，我与族亲的叔侄兄弟六人送姐姐回姐夫家。娘家人上门，姐夫一家自然热情款待，请来族亲村邻陪我们喝酒，喝着喝着不知怎么双方斗起酒来。所谓“酒壮英雄胆”，我们叔侄兄弟六人趁着酒兴“豪言壮语”：让姐夫全村人排着队来“杀半边”——双方轮流上阵，直到一方全部醉倒为止。姐夫村里仅十来户人家，自然不可能与我们“杀半边”，结果酒量本来不大的姐夫当场喝醉到床上休息，离别时，姐夫坚持送我们，醉得都不知道穿鞋了，只穿着袜子踩在泥泞地上……

随着小弟在长沙成家立业、外甥在长沙就业成家后姐姐姐夫也多在长沙生活居住，姐弟四人只有大弟一家在老家工作生活，全家人便越来越多地在长沙过年度节。后来父母年事越来越高，身体越来越弱，为了便于照顾老人，父母在长沙居住生活的时间便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家的房子透气性好、封闭性差，不利于冬天取暖保温，最近这些年父母都是在长沙度冬，春节过年也基本在长沙。城里过年虽然也热闹，但少有串门走动、拜年请安，显得人情淡薄、年味不足。姐姐是正月初一生日，姐姐一家在长沙过年还好，这一天自然会在姐姐家度过。有一年姐姐姐夫回老家过春节，我陪父母在长沙过年，整个春节假期除了陪父母到公园走走，再没有出过小区大门。爱人都感到惊讶，说我平常那么多狐朋狗友，春节期间也不见相互间走动走动？

今年春节期间，天气预报预警全省范围内低温雨雪冰冻，因为工作和春节值班等原因，只得又在长沙过年。春节的气氛似乎越来越淡了，连烟花燃放也明显少了许多，除夕夜，过了凌晨一点几乎听不见烟花的鸣响了；正月初一，早晨六点之后又听见烟花燃放的鸣响，九点以后又几乎销声匿迹了。正月初四，一位老家在望城区乔口镇的朋友打来电话，邀请到他老家乡下走走。正值立春，天气转晴，久违的太阳高悬天空，温暖的阳光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从家门口的咸家湖路出发，沿潇湘北路一直向北，再转雷锋北大道，道路两旁的电杆上悬挂着鲜艳的国旗，更给春节的长沙增添了热烈喜庆的气氛……

每逢春节，都会回想过去的岁月，在农村老家过年的点点滴滴，其实是怀念从前过年的味道，想念那些难忘的过往。我想，春节也好，其他节日也罢，过年过节的气氛可以浓可以淡，但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只能浓不能淡，必须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作者系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责编：胡什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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