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又华

《有些遥远的回忆》写得很匆遽、草率，下笔时也有些顾忌，回头看，有些该说的没说，说了的不痛不痒，心下实在不安。应该再写几句。

李泽厚这样一位在中国哲学界、美学界、思想界曾经江翻浪涌、拱若北辰似的人物，他去世后的反应竟寂寂如斯，令人不胜唏嘘。李先生泉下有知，亦不知作何感想。道家讲“太上忘情”，实际上几人能哉!你，我，人人都在情中。死生之际的情冷情热，尤让人萦怀。

李泽厚先生今日这番境遇，何由致之，孰令致之?这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虽说回首百年，冷暖自知，他鉴不如自鉴，然他鉴亦有他鉴的意义。我以为，李先生的去国，是他人生最大的缺憾!

我的那篇文章说，自上世纪90年代后，李泽厚的名望便日渐式微，实际上，不是“式微”，而是断崖式下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可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语：“社死”。数年后，李泽厚的名字又重回国内学术圈大众视野，但热度不再。自此直到今天，李泽厚只是一个“故人”——曾经的那个叱咤风云的学术大拿。

这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根本还是学术本身的问题。

一时血涌，慨然离土，从此一去不返，直至魂逝异国。如此行迹，叫国人如何置言?时间和事实都已证明，那个时候的所谓“血涌”，不过是幼稚虚幻罢了。好在泽厚先生是个思想上崇尚儒家中庸、性情上温柔敦厚的人，并没有“走”得太远，不像有些学者一朝踏空，终身不返，且由激烈而乖谬，由自恋而自锢，直至变成一块愤怒而怪异的石头。

还是说学术这个事吧。

最近20几年来，李泽厚先生与国内学术界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也偶尔回国内讲学。他自己的研究著述则一如既往的奋发勤勉，著作一部接一部的出，论战一场接一场的打——顺便说一句，李先生的学术论战，极有古君子风，再激烈亦不失敦厚之旨。但不管他如何努力，似乎属于他的时代就是这样过去了，再无热作，也再无热议，再无波澜。对于他后期的著述，圈内人甚至大有“江郎之叹”矣。

为何会这样?

当然其中有自然之理。有些作家，会在写作生涯的相当长时间保持在高水平线上，而有些作家(且是大多数)，一个巅峰过后便归于平淡，乃至泯然众人。李泽厚先生禀天选之才，得湖湘涵养，加刻苦踔厉，终于在中国文化学术的舞台上演了一出长达十年的盛大的华彩剧，这已是难得的人生幸事。只是有大批曾经深喜他的读者寄望他沉潜一段后再有喷发，然而并没有，他就那样平淡寂寞地走了。

许是他的八斗之才，在那十年便已撒尽罢。但我还是认为，他后期的平淡，与他的去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李泽厚先生研究的并不是纯哲学——事实上世上也是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所谓“纯哲学”的，哲学总要关怀当下，反应当下，解释当下，李先生研究的是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哲学，他念兹在兹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所谓孔子、汉儒、宋明理学之后，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熔铸而成的“第四期儒学”。

“新儒学”能否成为“大学”、“显学”?“新儒学”能否承担起复兴中华文化的使命?作为学术门外汉，鄙人自然不敢妄评，但有一点是浅明的，儒学要连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必须要观照当下中国，在“新儒学”里，要能够读懂今日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要能够从最高哲学的层面解释百年变局的缘起由来和走向;要能够从哲学、文化的视角，对这样一个事实做出深刻的阐释——一个14亿人口的族群何以能在百年时间发生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

从李泽厚先生的著述看，他似是有志于此的，然而，远隔重洋，观照中国的现实，终不免雾里看花。有人说，哲学研究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当然是应然之理，但同时，火热的市井、沸腾的生活也当是哲学研究的血脉和养料吧。

还有一点，自上世纪80年代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便落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思想架构与语言范式里，难以自拔，有些人甚至终身难以对此袪魅和去敏。李泽厚先生身处异域，其能免乎?

最后，我想说的是，热也罢，冷也罢，斯人已矣，世上再无李泽厚。他的行事这一阵过后不会有人再议，他的“四期儒学”或许也将与身俱寂，但是，为那个“曾经”，为他《美的历程》等数部足堪流传的经典，我们还是应有一番感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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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遥远的回忆——关于李泽厚先生的一些断想 》

责编：龙文泱

来源：湖南日报·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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