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华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各方纷纷推举黄兴为陆军总长，不少人请托内阁总理唐绍仪说项。袁世凯一再否决唐绍仪提议，任命其嫡系段祺瑞为陆军总长，而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统辖两江一带军队。自然遭到黄兴断然拒绝，他早有功成身退的想法，没有拒绝陆军总长职务，有为同盟会保存实力的权变之意，参谋总长则意义不大，又激愤于袁世凯之奸猾，解甲归田意愿更加强烈。之后，袁世凯又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唐绍仪心怀歉疚，但一再劝说黄兴就任，黄兴无奈之下表示：“公须入同盟会，且以王芝祥督直，我方担任。”没想到唐绍仪完全接受，黄兴只好如约担任南京留守，以个人委屈换取两件有利本党的大事。两个月以后，即1912年6月初，南方军队遣散安置基本完成，黄兴又辞去了南京留守职务。

此后，在袁世凯多次邀请之下，黄兴在九月初北上一行，一个月后返回上海。10月23日，黄兴乘坐楚同号军舰由沪返湘，中间在武汉稍作停留，参加武昌首义周年纪念大会，随后由黎元洪特使曹亚伯陪同，在10月31日抵达长沙。8年前武装反清计划泄露后，黄兴仓促逃离长沙，而今以胜利者、建设者的身份载誉归来，尽管心底还有政治壮志未酬的遗憾，但故园山水、父老乡亲、旧雨新知，都倍感亲切。

廿九场欢迎大会

当天上午8点，湖南都督谭延闿率领大小官员、各团体代表齐集小西门外湘江码头恭候，市民围观者如堵，不下七八万人。下午一时30分，楚同号军舰抵达，在欢迎的炮声中，谭延闿登舰迎请黄兴上岸，然后两人骑马并行入城至都督府。黄兴休息片刻，得知数万欢迎者还在省教育会坪等候，即赶赴现场。仇鳌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市民三呼万岁，气氛异常热烈。黄兴发表了简略的讲话：“余去湘已八年，今日承父老兄弟之欢迎，予心滋愧。但予尚有许多话与父老兄弟一谈，今日为时过迟，又地大不能听之明晰，予居湘尚久，俟异日徐徐谈论，今日道谢而已。”不过这确实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有29场欢迎大会。

各团体竞相申请开特别欢迎会，日期安排不过来，只好由欢迎事务所统筹排定场次和日期，并登报公开。从11月3日至13日，国民党湘支部、湖南军警界、湖南圣公会、湖南政界、共和党湘支部、明德学校、周南女校、旅湘湖北同乡会、湖南学界、湖南农工商界、湖南商务总会、湖南光复会等先后组织欢迎大会；11月14日至21日，黄兴偕陈嘉会等赴湘潭、醴陵、萍乡、安源等地考察矿务，湘潭各界、湘潭国民党支部、湘潭共和党支部、醴陵各界、醴陵国民党支部、醴陵瓷业学校、安源煤矿公司及团体、萍乡各界、株洲学界先后组织欢迎会；12月初在长沙县龙喜乡凉塘村老家，乡亲们组织欢迎会。每次欢迎大会，黄兴演讲必不可少。

黄兴辞去了所有职务，以普通人的身份返乡，开口即称“兄弟”“父老乡亲”，湘省上下都称“黄先生”“黄克强先生”，根本不提原来的职务，报纸新闻也不例外。但是，在湘人心中，“英雄”“伟人”的形象已经固定了。

欢迎会开得成功，听众反响好，除了黄兴的人格魅力，还因为演讲简洁有力，言之有物、言之动情。发表的演讲稿都是短文，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二千字。在湘潭共和党支部欢迎会上的讲话仅二十余字，在旅萍乡湖南学生会等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仅六十余字，在醴陵瓷业学校欢迎会上的讲话仅一百二十余字，但层次分明，寥寥数语，意义明了，干净利索。一般还有听众发问和来宾讲话，针对现场提出的问题，黄兴的演讲里都有比较自然的回复，由此看来，可能事先并未准备讲稿，只是他本人即兴发挥。在湖南烈士遗族欢迎会上，仇鳌逐一点及谭嗣同、唐才常、刘揆一、禹之谟、林圭等湘籍烈士及到场遗属，然后请黄兴演讲，“先生甫致训词，泪如雨注，沾濡所着之西衣。自以白巾频拭其面，呜咽不能成声”。与会之人也大受感染，“合堂均衔感洒泣，几不能仰”。言谈举止之间，亲和朴实无处不在，让人敬佩。祭祀殉义烈士，自谦“兴也无能，尚保残生”。共和党多次邀请黄兴出席活动，因为政见各异，黄兴虽然不大乐意，但依然谦谦有礼。

黄兴此行自然关心政党政治，有推介宣传国民党的目的，但他的政党观是民主的、开放的，并不狭隘。针对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黄兴指出，实行政党内阁，一党在朝、一党在野，人才分散，势必无法满足建设需要，“何如萃全国之人才，合为一党，以共同救济今日之危局也”。也确实是制约袁世凯日益膨胀的总统大权、维护民国成果的必要措施。黄兴虽然鼓励湘省国民党做大，让他党全部归于旗下，但“非吞并也，魄力使然也”。希望大家“持政见不持党见”，无论何政党都应该号召成员以道德学问相结合、不以势力利益相结合，对于他党尤其“当以道德学问相切磨、相辅助，不当以势力权利相夸耀、相凌铄”。黄兴秉承平等、民主、谦逊、亲和的风格，辅之以社会政治观点宣讲，一时为国民党加分较多，自然引发了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脱党”“退党”潮流，相应壮大了国民党队伍。

归隐只是一个梦

1912年10月23日，黄兴从上海启程，两天之后恰逢他39九岁生日。其时军舰在长江江心夜航，万籁俱寂，江天苍茫，抚今追昔，遂赋诗《三十九岁初度感怀》：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俱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这是第一次将退隐之意形象于文字，有政治抱负未酬的淡淡失意，但平淡看待以往的功业，谦虚而真诚，毫无怨尤之气，足见人格和境界之高尚。此后数日，黄兴还有《岳阳旅次赋诗》《游赤壁联》，“中流自有擎天柱，明月多情照客船”，“待我三年五载，必艳称湖南客小住黄州”，其情怀和主题都是前诗的延伸。

《三十九岁初度感怀》不胫而走，和诗不少，在《长沙日报》也有多首。例如，陈凤冈的《和黄克强先生三十九初度原韵》：而今世局未全非，却报将军挂剑归。铜印金戈征往事，清风浊酒对斜晖。东山自系苍生望，南国曾无旧业依。且看一舟湖上去，儿童争欲解征衣。天下大局未定，百姓寄予厚望，而伟人解甲归田，联想当年变卖家产革命，如今并无多少家业，深表遗憾、担忧和敬慕。其余作品也多是对黄兴功业、辛劳和才情、高格的赞扬和怜惜：“英略不输华盛顿，诗情何减谢元晖”，“怜君还者战时衣”。

但是，黄兴能够真正实现归隐田园吗？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梦。还在回湘途中，接连收到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谭延闿、蒋翊武等的多次来电。袁世凯是不放心，一直在跟踪、试探、笼络，甚至算计。在武昌接到谭电：“我公安抵鄂垣，回湘有期，造福宗邦可立而待，谨代表我湘父老昆弟以志欢迎。何日南上，仍候电示。”谭延闿出于敬佩、欢迎和地主之谊，但更有借力维持湘局、推动地方发展的愿望。长沙县知事姜济寰在欢迎会上提出实业、教育、警察三项，均“须黄先生指导”。革命胜利、民国告成，黄兴也辞去了所有职务，但地方发展、青年出路、烈士遗族抚恤、故旧求助等，问题连绵不断，并且都无法置之度外、无法拒绝。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不在其位的黄兴也深感为难，只能动之以情，甚至放下身段求人。

辛亥革命胜利之初，黄兴就提请民国临时政府安排一批公费留学名额，让投笔从戎的青年继续学业，并敦请各省选送优秀青年公费留学。对于湘省尤其关注，多次致函谭延闿，说的极为诚恳，建议像粤省一样大量派遣留学生。黄兴从青年学生的革命贡献和人才培养的必要来分析，认为对那些不求权利、不求荣誉的革命志士，“犹令其废时失学，甚非奖掖后进、论功赏酬之道”。还多次私函谭延闿补助生活困难的自费留学生如汤松、连彝、刘世滋等。在黄兴的推动下，从辛亥革命胜利到1913年底，湘省共派出公费留学生581名，分布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一些曾经确定的事项，因故发生变化，还要继续想办法解决。关忠汉等11名陆军学生，受黄兴派遣留学日本并在陆军部备案，到达日本后却被告知“从缓”派遣，要求改学文科，公费待遇等无法确定。黄兴又只好致电陆军部总长段祺瑞、次长蒋作宾，说明前后情况，分析其必要性，请求按照原计划支持。

烈士遗族的问题，黄兴无一推脱。一月之中就多次致函临时稽勋局，转送烈士资料，商定抚恤事宜。10月27日，黄兴致电山西都督阎锡山，催办烈士吴贞禄、张华飞、周干臣、王家驹营葬事宜。四位烈士牺牲一年多，尚未入土为安，遗族伤心求助，黄兴甚为歉疚，介绍遗族代表前往接洽，“务恳我公主持从速营葬，以慰英灵”。在湘期间，优先拜谒大汉烈士祠、秋瑾烈士纪念祠，对于遗族代表提出的问题现场答复。在萍乡考察矿业期间，当地烈士黄钟杰的遗属携老幼登门拜谒，黄兴“抚慰备至，视幼弱几欲泣下”，为之题词，数月后又寄去不菲的慰问金。

抵达长沙的第二天，黄兴给福建宣慰使岑春煊去电，营救两名身陷囹圄的国民党员。福建光复之后，国民党员、省政务院长彭寿松专权独断，派人暗杀了省政务院主办选举事务的民政司科长蒋筠、《民心报》负责人黄家诚，国民党阵营发生严重内讧。袁世凯趁机任命岑春煊为福建宣慰使，带兵入闽，并授意诬陷省政务院副院长林斯琛和陈景松等参与暗杀案，逮捕入狱。黄兴致函岑春煊，声明本人“对于党员素无袒护”，但对于林斯琛、陈景松两人究竟有罪无罪，“祈即饬承审诸人慎据法律秉公审判”。在黄兴的严肃关注下，两人最终被无罪释放。

1912年11月2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黄兴极力推辞：“吾国路政极关重要，办理手续尤属繁难，须有专门人才方能妥善筹画”，但袁世凯坚决不同意。12月26日，黄兴离开长沙，归隐田园还乡之旅就此结束。

坡子街改名风波

一个半月的乡情之旅，无论怀念悲悼，还是欣慰展望，都让黄兴找到了还乡的感觉。但有一件事肯定影响了黄兴的心情，那就是坡子街改名风波。

早在黄兴返湘之前，湘省民政司司长仇鳌向谭延闿提议，将黄兴登岸进城经过的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以示尊崇。仇鳌的提议得到了谭延闿等的认同，并提前设置了新的匾额和标识。当然，也有不少异议，尤其是看不惯仇鳌的人士，攻击仇鳌心术不正，借机巴结伟人。黄兴抵达长沙的前一天，上海《新闻报》发表题为《黄兴门》的文章，直指改名“荒诞无识”“趋谀逢迎”；数日之后，又发表题为《仇鳌趋附黄兴之讨骂》的文章，湘省都督府会计检查院次长曹耀材指名质问仇鳌；再过数日，再发表题为《辟黄兴街与黄兴门》的文章，批评的言辞更加激烈辛辣。

当时，追悼禹之谟、为其营葬岳麓山的活动也正在长沙进行，禹之谟和黄兴共同的朋友陈荆，也是功勋卓著的革命元老，但个性孤介、自视甚高、不甘人下。钟叔河先生回忆，其父亲钟昌言曾告诉他，陈荆认为国民政府对禹之谟表彰抚恤不够，与黄兴的无限风光比起来，太不公平，因而对黄兴有怨气。他邀集几个同乡，在黄兴经过之时，故意在坡子街上公祭禹之谟，拉起白布挽联：生死见交情，故人剩有陈荆在；英雄论成败，举国争推上将功。准备让黄兴难堪。钟昌言当时担任省财政司的科长，作为公务人员参加欢迎工作，现场亲眼目击，应该有一定可信度。不过，陈荆的女婿宁纯宦在回忆文章中称：民国元年禹之谟烈士进葬麓山日，适黄克强由汉抵湘，迎者万人空巷，诣禹柩前执绋者，惟陈荆、杨德麟二人，故湘乡人彭谦谷做以上挽联。其中是否有为尊者讳的意图，姑且存疑。

当天下午，坡子街上人山人海，黄兴与谭延闿并辔而行，不时交谈，不时向市民致意，并未注意到改名带来的细小变化，也没有觉察到陈荆等人的怪诞之举。不过数日之后，风声传到了黄兴耳边，他当即致书谭延闿阻止：“神州光复，众志所成，缔构艰难，先烈弥痛。虽力谋改革，屡与战争，实国民分所应为，亦绝无功可纪”，“务恳我公收回前命，俾仍复旧名，无任感荷”。黄兴说得很谦虚，也很诚恳，但谭延闿等并未照办，于是在次月20日，黄兴又将此私函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公开表明心迹。

事情并未就此完结。第二年4月，著名湘绅、坡子街街董叶德辉葬父事毕，从乡下回城，命路工将“黄兴路”路牌撤换，又做讽刺文章《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刻印散发。叶德辉的文章看起来机巧诙谐，但讽刺入骨、刻薄尖酸：“当道遂以白布为地，以棉花染绿，撮成黄兴街三字。世俗讳绿忌白，不知其义何居？”“或曰：古有明妃村、莫愁湖、薛涛井，类皆以人名为地名，似可以相比况。不知此乃绝代佳人，后人致慕致爱，故以当时之产地，慰万古之相思。黄兴须眉丈夫，何乃齿之于巾帼？黄兴而司马懿也，则妇人之饰可以受之，无如自命为豪杰也，是岂可以妇人女子待之乎？”“苏州有胥门。考之载籍，为伍子胥伏属镂以死，后人哀之而名其城门，然则不祥甚矣！”世俗讳绿忌白，绿即俗语中的绿帽子，白是办丧事用的颜色。又影射黄兴为妇人女子，讽刺不得终寿。实在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诅咒了，让人无法卒读。叶德辉是大知识分子、著名湘绅，系谭延闿故旧，无论是政见矛盾，还是要讽刺谭延闿、仇鳌等媚上，因而有所行动都可以理解，但如此不循常理恶毒攻击黄兴，颇为让人疑惑。

有人是这样解释的。1912年10月下旬，叶德辉的父亲叶浚兰逝世，停灵在家，因祭奠法事需要，坡子街、火宫殿、苏家巷等处都要保持安静，而当局为迎接黄兴要营造喜庆氛围，二者凑巧冲突。黄兴同父异母的弟弟陈绍武，是湘剧同春班武丑，约请了一批湘剧艺人筹备盛大欢迎会，要到湘江码头迎接黄兴，掌管戏班的叶德辉知道后，坚决不准前往。加以祭奠法事繁琐，叶德辉心情恶劣，遂迁怒于黄兴。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经不起推敲。黄兴返湘和叶浚兰逝世，是碰巧在一起的，有所打扰也是无意的，其他市民也不能因此不声不响生活，此道理叶德辉自然明白。那几个小时的热闹，也是谭延闿、仇鳌一班人造成的，犯不着无限追责。坚决阻挠陈绍武迎接多年不见的胞兄，已属理亏且有违人伦，这也是叶德辉明白的。所以，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郭兆平在《黄兴的时代——十年革命之旅》披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黄兴将同盟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慈禧太后眼见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她权衡得失，采用以柔克刚、化敌为友的手段，拟延揽黄兴辅助朝政，希望化戾气为祥和，不惜以两湖总督为安抚条件，授意载沣要张之洞出面”。黄兴曾在两湖书院就读，张之洞算是名义上的老师，但张之洞以年老体弱疾病缠身为由婉拒，建议由湘省巡抚出面，邀请著名湘绅王先谦实施。1893年到1898年，黄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复得院长王葵园（先谦）、刘采九（刘凤苞）教授，同学切磋，为文敏捷。每月所得课奖，足资膏火，不烦取之家中”，还是深得师长赏识的优等生。十年以后，白云苍狗，王先谦心中没底而犹豫不决。但在叶德辉一再鼓动恳劝之下，终于在1908年10月19日携一小妾、一文案买舟东下，那名文案还是黄兴在城南书院的同学。在上海法租界，早有人安排了一所豪宅，王先谦以老师身份留黄兴住了两天，然后才劝说黄兴接受招抚：“此来目的，是朝廷之托，拟借重你出任两湖总督，以停止革命活动为交换条件，共同维护国泰民安福祉，如谋考虑，不费一兵一卒，等于收复了半壁江山。”至此，黄兴才明白王先谦此行的真实意图，于是婉转回答：“不佞何德何能，哪有受命两湖总督福分，天生我愚昧，没有治理国家的本能，但推翻专制独裁，与建立共和民主的新中国，乃命中注定，乃是应尽之责，乃是置生死于度外，期于有成也。成功之日，也就是归隐之时，无复问国事与闻天下大事。此心耿耿，无怨无悔，可誓天日。有劳关怀，不能从命，乞恕，愧甚罪深！ 只因万事猬集，告辞了！”

黄兴的回答让王先谦无功而返，但最失望的还是叶德辉。他事前一再鼓动王先谦，自然认为胜算很大，值得一试。师生之谊、反满复汉之义、朝廷条件之优厚、个人抱负之实现等，都极富有诱惑力，按常理没有被拒绝的可能。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黄兴是迥异于常人之人物，其民主观念、高尚人格、无私境界已不是传统知识者所能理解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叶德辉的失望、愤怒自然无法形容，怨恨的种子自此埋下，经过数年反复发酵、膨胀，最终在坡子街、小西门改名事件上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强度爆发。

当时，还有长沙县将龙喜乡改名黄兴乡，湘潭县将黄兴上岸进城的街道改名黄兴街，但没有被叶德辉之类的人士如此关注，因而并未引起社会风波。

责编：唐煜斯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