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下):地下党在行动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1-07-31 09:23:21

文丨刘士明

中共地下党掩护、输送突围人员和失散人员,也是中原突围战史中无人系统提及的另一个方面。

反围困反封锁之二 :地下党在行动

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中原突围前后,上海局、华中分局、华东局、军方和独立的地下党员都建立了掩护机关,承担掩护和输送任务。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三工作委员会

(三工委主任、湘鄂特委委员、湘鄂民主联军政委徐楚光烈士)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三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工委,其前身是新四军江南工作委员会第三分会,主任徐楚光。徐楚光,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团陂镇华桂乡妈妈桥村白鹤塆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步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派遣,长期潜伏在敌营,曾成功策反汪精卫卖国政府最精锐的警卫3师在南京起义,开赴江北新四军根据地六合县钟家集,整编为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徐楚光任军副政治委员、参谋长兼第二师政治委员。延安《解放日报》也报道了起义的消息。张冰是徐楚光的助手。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三工委在南京、上海、徐州和杭州等地建立了情报网,又称徐楚光情报系统。三工委是华中分局(后转属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到湖南和湖北的兵运组织,工作范围包括湘鄂赣豫四省,主要任务是策反国民党军队,筹建湘鄂民主联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发动长沙起义等。三工委建立了覆盖湘、鄂、沪和川东南的地下工作网,指挥部设在长沙市天心阁槐树巷5号。

谢威系统

(上海局湘鄂特委书记谢威)

谢威,湖北钟祥县柴湖老孙集王家河子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江汉区党委指示中共襄北专员公署专员、天京潜中心县委书记谢威,以及中共汉沔中心县委书记李蔺田等人:不随部队突围,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谢威化名张伯华在武汉隐蔽待机期间被人认出,处境危险。正在打算转移到解放区时,王家吉和李炳南夫妇来武汉通知谢威:已与上海局张执一接上关系,并传达了张执一要他隐蔽武汉听候指示,暂时不要去解放区的意见。不久,中原局组织部派张翼来汉,向谢威传达陈少敏部长的指示:不去解放区,继续在武汉隐蔽,接受上海局的领导,负责分散在湖北各地的中原突围失散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谢威、李蔺田、孙光炳等人开始建立秘密联络站,收容转移失散人员。由于没有建立党组织,也没有党组织名称,故称之为谢威系统。

中共中央上海局 湘鄂特别委员会

1947年7月,张执一召集谢威、李蔺田和新四军五师的同志到上海局秘密联络站之上海私立伟光医院开会。三工委的徐楚光、张冰也代表华东局受邀参会。

开设伟光医院的李伟光原名李应章,台湾台中人,1925年10月领导了史称“二林蔗农事件”、轰动全台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遭日本当局通缉后从台湾来到厦门,再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会上,作出情报工委与掩护系统联合组成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简称湘鄂特委)的决定。因徐、谢互相谦让,上海局决定谢威任书记,徐楚光和李蔺田任委员。湘鄂特委的主要任务一是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南下做准备;二是联系散居各地的中原突围失散人员,恢复和发展组织。徐楚光系统开始分三工委和湘鄂特委两条线开展工作。

湘鄂特委依托三工委的关系网在湖北和湖南两省开展工作。特委机关和中心党支部均设在湖北武昌,还在武昌相国寺40号、积玉桥20号建立了秘密联络点。湘鄂特委湖南机关设在长沙天心阁槐树巷5号。

中原突围后,刘建章、许猛、丁锐、段玉美等湖北地方同志,仍以北山工委名义在进行活动。他们不但掌握一支武装,而且还保存着包括钟祥附近上下胡集、八角庙、冷水铺等集镇及其周围农村在内的一些根据地和相应的政权组织。李炳南奉湘鄂特委之命找到北山工委,向刘建章传达了湘鄂特委的指示,并责成他们与邻近各地坚持斗争的同志取得联系。接到指示后,北山工委很快与坚持在荆(州)沙(市)地区和江南地区的陈明、王克强、王宏义、段正富以及天京潜的张英武、柳以仁、高华庭等人取得了联系,在特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中共中央上海局武汉工作委员会

(上海局武汉工委书记顾剑萍烈士)

顾剑萍原名邹本瑶,1905年出生于安徽寿县一个旧军官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和上海一带工作。邹本瑶曾任湖北襄河专署专管财经的副专员、江汉军区独立旅后勤部政委等职。随部队突围后,任鄂西北第四地委委员兼第四专员公署副专员等职。1947年2月邹本瑶头部受伤脱离战场,孤身一人流浪到上海。同年秋,被上海局外县工委书记张执一派遣到武汉建立地下交通线。他化名顾剑萍辗转到达武汉,在汉口德明饭店和花园街小江家院12号设点,联络、掩护和转移中原突围失散人员。

1948年1月,上海局成立以顾剑萍为书记的武汉工作委员会(简称武汉工委,又称武汉中心小组),除转移失散人员外,还拓展到建立交通线方面。武汉工委在汉口、武昌和上海等地设立了多个交通站和联络点,均由顾剑萍任组长或站长。他以泰昌山货行作掩护,开辟了上海至汉口、汉口至黄陂蔡梅店和长轩岭、汉口至汉川和沔阳等多交地下交通线,接通了上海局与中原局以及江汉区党委的联系,将新四军五师突围隐蔽在上海的三十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送至解放区。

中原军区交际处

除地下党设立的掩护机构外,部队也有相应的机构。中原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夫妇的经历,是部队向外转移人员的缩影。

王树声夫人、军医杨炬随一纵冲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到达武当山区后,因有孕在身,行动不便。交际处干部李连城之前曾护送过马沂、吴道英等两批干部经徐州进入华东解放区,部队决定由随一纵行动的李连城负责转移。杨炬化装成国民党团长太太、李连城充任团部副官,纵队医务主任杨根化装成随从马弁,脱离火线向外转移。三人穿越封锁线,下武汉、上郑州、转徐州,经微山湖到达临沂新四军军部。

老观窝紧急会议后,经中央批准,王树声离开鄂西北回后方养病。他在北山地下党组织护送下,经汉口转华北太岳解放区山西晋城。

此外,白皮红心的武汉行辕新闻局巡回工作第二队(又名演剧六队),也在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旁的大华饭店,掩护了数批中原突围人员和文艺兵。江汉区党委下辖的二地委和三地委都建立了交通联络站,接收和转送几数百名中原突围人员。

南京雨花台:血染战旗旗更红

1947年中秋节,三工委主任和湘鄂特委委员徐楚光,与妻子儿女在长沙槐树巷的老槐树下吃月饼,述亲情。第二天一早,他启程离长到大别山根据地汇报工作。在武昌大街上,徐楚光偶然遇到大革命时期老家蕲水县自卫大队任中队长时手下一个叫夏伯诚的班长。此人早已脱离了革命队伍,当时是武昌警察局局长陈焕炳的眼线,之前已从陈局长那里得知保密局已立案,正悬赏捉拿徐楚光。此时,徐楚光并不知道夏伯诚的真实身份,一时疏忽将他带到自己住处。当晚,徐楚光在武昌蛇山隧洞附近族姑妈徐敏文家被捕。后被解押到南京。

(设置在长沙市天心阁西门外的槐树巷5号红色遗址纪念碑。沿纪念碑左边小路上去左转就是槐树巷,右边是天心阁西门)

1948年10月,徐楚光愤然拒绝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局长许以少将官职诱其变节的企图,留下“好儿女怎吃两家茶”的绝命诗慷慨就义,年仅39岁。南京雨花台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最高等级的刑场。徐楚光是目前已知的、有文献资料记载的、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长沙人民的解放事业唯一一位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烈士!在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宋俊湘主任的全力推动下,2020年6月,长沙市天心区文旅局在天心阁西门外设置了槐树巷5号红色遗址纪念碑,本文作者撰写了碑文。

徐楚光被捕只是偶发事件,在增补张冰为湘鄂特委委员后,3支地下党仍在运作,为联络、掩护中原突围失散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三工委、湘鄂特委和武汉工委人员上重叠,工作上交叉,相互保持横的联系,以至先后遭到毁灭性打击。

首先是三工委领导下的湘鄂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张弩的随员、湘鄂特委交通员叶少卿被捕叛变,被保密局湖北工作站委任为上尉组员,又遣回三工委充当潜伏特务。叶牵扯出湘鄂特委,特务在特委机关蹲守,又抓获前来送活动经费的武汉工委成员。

据南京市公安局1957年的结案报告披露:武汉工委设在武昌民教馆的交通站、以及泰昌山贷行、印刷厂和秘密开设的银行全部被敌特破坏,贵重药品和黄金也被特务悉数查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湘鄂特委经费黄金十两也被叛徒交出。

顾剑萍也在由沪抵汉的轮船码头被捕。1948年12月,顾剑萍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年仅43岁。

三工委、湘鄂特委湖北部分遭破坏后,幸存人员转移到湖南,在张冰领导下开展工作,策划由湘鄂民主联军发动长沙起义。

(三工委党支部书记、湘鄂特委委员兼中心党支部书记张冰烈士)

张冰,原名张慎言,字贯一,化名王雨声,江苏南通姜灶港镇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在徐楚光营救下出狱,加入三工委,历任三工委党支部书记、湘鄂特委委员兼中心党支部书记等职。1948年6月27日,张冰在长沙火车站被保密局湖北站站长余克剑率领的、专门侦破三工委和湘鄂特委的湘鄂工作站二十多名特务抓获,随即押赴武汉,先后关押在汉口郊外罗家墩保密局湖北站监狱和汉口沿江大道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武汉解放前一天被特务杀害而英勇牺牲。

张冰被捕后,三工委、湘鄂特委和湘鄂民主联军湖南部分逐渐解体。1948年秋,被称为“武汉三小”党组织的三工委、湘鄂特委、武汉工委遭毁灭性破坏解体,先后有数十名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被捕牺牲,党在城市的掩护组织遭受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三工委和湘鄂特委在湖南、在长沙的战斗历程也随之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突围大战:多路出击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围攻6万中原军区部队。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6月26日夜,中原军区部队分四路突围。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形势要图)

皮定钧率领中原军区一纵一旅向津浦铁路以东突围,佯装主力牵制敌军。王树声率领被称为南路突围部队的一纵二旅、三旅向西南突围。郑位三、李先念率领被称为北路突围部队的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二纵向西北突围。王震率领359旅单独突围。

中原突围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据军史记载,此役共歼敌5090人。

新建根据地:豫鄂陕与卾西北

东路突围部队之皮定钧部突出重围后,没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在皖苏地区与新四军主力会合编成华东野战军独立师。

北路突围部队进入陕西南部后,根据中央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于1946年8月3日与陕南游击队合编组成下辖五个军分区的豫鄂陕军区(又称鄂豫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汪锋。

王树声率领被称为南路突围部队的一纵向西,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和襄河天险后进入武当山区。1946年8月27日,南路突围部队与江汉军区罗厚福部在房县西南上龛地区会师。房县会师标志着南路突围部队中原突围第一阶段的突围战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决定王树声部就地在鄂西北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6年8月下旬,当局调来宋瑞柯率领的整编66师等精锐部队10万之众,对立足未稳的鄂西北游击根据地实施清剿。9月1日,为统一军政领导,建立了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鄂西北军区下辖第一至第五5个军分区,全军1万余人。

豫鄂陕、鄂西北2个军区和下辖的各5个军分区主要承担吸引和牵制敌军的任务。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以少胜多 :359旅重返延安

1946年6月26日夜,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359旅从柳林至辛店东侧的九里关东山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抢渡唐河,进秦岭,强渡丹江,转战陕南。之后,在10万敌军围攻下,旅领导灵活执行在陕西省商县、洛南区域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果断突出重围,利用仅有的一只小船巧渡子午河,绕过上官镇,挺进根据地。

(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

从1944年11月1日编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算起,359旅历时600多天,经过8省(在湖南经过了平江等18个县),行程两万多里,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于1946年9月27日重返延安,其历程被誉为“第二次长征。”

反“清剿”战: 超越追击战法

北路突围部队进入地瘠、民贫的豫西和陕南,筹粮十分困难,生存环境险恶。

鄂西北的反“清剿”战似较豫鄂陕区更加残酷。敌军倚仗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军事上采取分区清剿、分进合击等战术,辅之以移民并村、五家连坐等政治、经济手段,妄图摧毁我军。令我军特别不适应的是郑州绥靖公署推行的新战法——超越追击。所谓超越追击,又称超前追击,即派遣得力部队利用各种条件,超越到我军前进方向扼险拦头阻击,与尾追部队形成前后夹击。我军因而遭受很大损失。

据党史文献记载:1947年元月,鄂西北部队被敌压迫至湖北南漳、保康、远安之间的南千家老林一带。不久,幸存的主力三旅七团在乌牛观全军覆灭,团长被俘。日益恶化的形势迫使我军尽快转移。

瓦屋街会议: 豫鄂陕 军区的结束

突围途中,人称“位老”的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长陈少敏、中原局委员兼中原军区副政委戴季英,先后因饮用不洁河水而腹泻不止,无法行军。李先念只得将他们暂留在陕南山阳县龙山地区桐梓沟朱达德老人家中。朱老是陕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谭道鹏的岳父。三位领导人后来都顺利返回延安。郑位三离队后,由中原局委员任质斌协助李先念工作。

不久,李先念的老胃病复发,行军时要用绳子拴在腰间,由人或马拉着走,身体日渐虚弱。任质斌也肺病咯血。中共中央电示两人撤离。李先念、任质斌分别化装成国民党将、校军官经过国统区,于10月底返回延安。郑、李返回延安后,中央决定中原局设在延安蓝家坪。

1946年11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10个师、17个保安团在地方乡保政权的配合下,采取移民并村、修筑碉堡、制造无人区等手段,对豫鄂陕军区实施全面“清剿。”战至秦岭极寒季节的1947年1月,根本筹集不到粮草、冰饿难耐的部队无法生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7年2月5日,豫鄂陕区党委、军区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作出部队撤至黄河以北休整的决议。经中央批准后,第一批部队北渡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3月20日,第二批部队北渡黄河,至此,豫鄂陕军区即告结束。

老观窝紧急会议: 鄂西北军区的结束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湖北省远安县茅坪场镇老观窝汪氏宗祠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认为:鄂西北山恶人稀,地瘠民穷,缺乏大部队生存的基本条件,在牵制敌军任务业已完成的情况下,应立即将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根据会议决议,张才千、李人林率部分主力组成江南纵队南下,转战湘鄂边。经中央批准,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树声、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政委刘子久、第二副书记兼第二副政委文敏生、鄂西北行政公署副主席刘子厚等负责人也因病离开部队。老观窝紧急会议标志着鄂西北区党委、军区和各军分区基本解体,幸存部队或被击溃或转入外线作战。敌整编66师等精锐部队也先后撤出。鄂西北的枪声逐渐沉寂。

1947年3月,中原突围大战基本平息。

二0二0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五日写于湖南长沙

二0二—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第一次修改

二0二—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第二次修改

二0二—年七月九日至十七日第三次修改

(作者系中原突围亲历者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女兵陆方之子)

(本文主体部分曾以《中原突围:穿云破雾越关山》为标题,发表在《湘潮》杂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上。特别鸣谢《湘潮》杂志社编辑部。)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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