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就听说堂弟收藏了一包保持系水稻种子，准备百年之后，把她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前响，回到家乡，特意看望他，想瞧瞧那包种子。他很快从楼上衣柜里拿来，摆在禾坪那张小方桌上。这包种子足足包了三层，显得非常严实，里面两层是比较厚的旧包装纸，外面一层是1984年7月23日的《湖南日报》。打开一看，金黄一片，清清亮亮，简简洁洁（方言，干净的意思）。既无霉变，也无虫伤。他告诉我，这个种子是1979年，在农技站搞杂交水稻制种时留下的，至今已有四十二个年头。水稻杂交优势利用，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成果。用“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的方法繁育杂交水稻种子，这是中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保持系在“三系”中具有特别的功能。我一直崇敬袁隆平，是袁隆平的粉丝。当时收藏这包种子是想作个纪念。1983年11月攸县乡镇农技站纷纷解散，福华回到老家，这包收藏已久的种子也带了回来。到1984年又包装一次，并写上“保持系”三个字，意在重新起航，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农民本色，保持崇尚科学的进取精神。再次包装时，凭自己的经验，报纸上的墨汁，有杀菌的功效，便用上了那份《湖南日报》，如今成了时间的见证。种子收藏在衣柜里，从未晒过一次太阳。梅雨季节，其它物件有时有点霉变，唯独这个种子安然无恙。福华说，这也许是我与“农”字确实有缘分的讲究。

这位堂弟，名叫陈福华，今年76岁，比我小两岁，湖南攸县黄丰桥镇严塘村龙上人氏。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终生与“农”结缘，爱恋田野，迷恋科研。1961年初中毕业，未能考上高中，就在山沟里务农。由“农”缘萌发“当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师傅”的梦，一直潜心科学种田。1973年11月调入公社农技站从事农技员岗位。1983年回到老家，出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1999年又被召回农技站任站长，成了站里的一把手。2012年5月内退回家，仍然没有放弃农业科研这个行当。

初中毕业时，福华16岁，山高皇帝远，只有务农一条路。没几年光景，很快学会了许多农活，成了一个“全把式”农民。这时，脑海里就曾有过搞科研的念头。有一年，他竟在家里仅有的几分自留地里，挖了二十只深坑，准备搞红薯栽培试验，结果遭到老妈反对，填了十七只，只给他留下三只。就这三只坑的试种结果，也让福华很有成就感，尝到了科研的点点滋味。

1970年盛夏，正值双抢，午休时在庙前百年枫树下乘凉，忽然碰上母校攸县三中的蔡义文老师路过。特邀他到家中午餐，师生多年不见，无话不聊。蔡老师说，福华，你年轻，又有文化，农村还是大有作为，你可以搞一搞农业科学试验吗？就是这句指点迷津的话，让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龙上，四面环山，山高水冷，土地贫瘠，粮食产量老在五六万斤上下徘徊，人均口粮只有三百来斤，年年需要国家返销。如今到处时兴到江浙一带请农民师傅，我就不能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做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师傅，先把龙上年年吃粮靠返销的穷帽子摘掉吗！

没有太多的思来想去，第二天，便请木匠做了一块木牌子，写上“陈福华试验田”，插在垅里一丘比较合适的田块边。陈福华，一不是蹲点干部，二不是生产队长，是个纯粹的硬古脑农民，个人种起试验田来，确是一件新鲜事。让福华想不到的是，没有一个人嘲讽他、耻笑他，大队、生产队干部都赞扬他、支持他。在这块试验田里，他积土杂肥，填满了几个粪菡，引进新品种，合理密植，精耕细作，早稻一收割，产量大为可观，与其他丘块高了许多。

我当时在县政府工作，听说堂弟如此热心科学技术，十分高兴。回家那天，特意给他带去十多本农业科技书籍，什么《早稻育秧技术》、《晚稻栽培技术》、《水稻病虫害防治》等等，福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虽说没有上过农校，但对“农”的悟性特别强。书本一看就懂，而且读得入骨。什么三化螟、二化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纹枯病，原来全然不知，只晓得“坐蔸虫”、“白线子”，把“白线子”称作“鬼捏颈”。队里有个叫连四的老农，作禾年年出“白线子”，年年烧荷萨（用纸剪成衣状），求神消灾，结果什么都没用，只给种田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烧衣坳”的美名，一直沿用至今。陈福华把书本知识融于实践，把书上讲的，拿到田间去比较，便知“鬼捏颈”（白线子）就是稻瘟病，坐蔸虫就是三化螟。

知识让他有了发言权，依照科学方法种田，果然成效显著。龙上生产队的粮食产量连年大幅递增，1971年增至84400斤，1972年增至97500斤。那年公社还组织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到龙上参观学习。这对龙上来说，是破天荒的事。1973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启宇找上门来，要福华出任生产队长。福华二话没说，顶起这副重担，并大刀阔斧，着手改变生产条件，坚持良种良法，当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0万斤大关，达到109520斤，人均口粮由1963年的365斤上升到750斤，足足翻了一番。

福华的举动，很快被“伯乐”看中。1973年11月，在时任公社党委书记萧茂生的力荐下，一纸调令，把他请到了农技站工作。这对福华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心里甜滋滋的。他明白，这是圆梦的最佳时机。进了农技站，学习的机会多了，科研的条件更好了，实践的地盘也宽了。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加勤奋，更加刻苦，真正在农缘农梦上弄出点名堂来。刚上班，就同新来的罗启林站长在丰垅大队码头生产队蹲点。他蹲点，可不是青蛙点水，更不是点卯做样，硬是实实在在的干。白天战斗在田间，深夜躺在床上都在琢磨农事。旗开得胜，1972年这个生产队首次实现早稻一季跨“纲要”（亩产800斤），队长高兴得不得了，带着社员敲锣打鼓来到公社报喜。这对福华，又是一次鞭策。

在农技站当农技员、任站长，断断续续干了十多个春秋，官至九品，也未离开“农”字。对农业科研可以说是入了迷、上了瘾。那年，父亲重病在床，他总是夜间抽空回家看看，把护理任务全权交给老婆，父亲也挺开明，总是要他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二儿子七岁，得狂犬病，也因忙于工作，未能及时就医，被病魔夺去了幼小的生命。这些事虽然成了暮年的遗憾，但在哪个时候，并没想这么多。整天马不停蹄，在村里组里打转转，在田间左看看右瞧瞧，有时夜间还在观察。那时，黄丰桥只有16个大队（村），125个生产队（组），陈福华除了跟领导蹲点办队，就是串南走北，到村组传授农业技术，进行农技指导，村村都有他的脚迹，什么广寒寨、天花冲、辽基坡、猫头岭，山高路窄，每年也要去上一两回。

他喜欢读书，特别是农业科技书籍，看了一遍又一遍，遇到问题就在书本上找答案，在实践中解难题。读书，喜欢作笔记，摘要点，还擅长编写顺口溜，把复杂的知识简明化，把深奥的东西通俗化，便于向农民传授和普及，提高科学种田水平。那些年月学习农技的笔记，至今还收藏在屋的有五大本，三十多万字。用通俗语言编写农技方面的顺口溜，更是不计其数。防治病虫害，从早稻育秧到晚稻收割，他都编有一套口诀，让人一看即懂，易于操作。那时，生产队都有一个管水员，水管得好，一亩田增产几十斤，甚至上百斤不在话下。他就编写了一段口诀：“各列门户弃串门，保肥保水责在肩。深水回青三天止，浅水分蘖不露蔸。水深人走有脚印，抢住晴天要露田。雨天切记莫排水，月内晒田最关键。晒田程度要过硬，泥无脚印有新根，孕穗期间蓄深水，干花壮粒湿为先。”书本上讲，浅水分蘖五分水，五分水怎么测量，管水员不可能用尺去量。他就通俗为“浅水不露蔸，人走有脚印”来形容。

他不仅勤读书，注重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还擅长观察分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黄丰桥是煤炭采掘地，用煤矿水灌溉的农田比较普遍，这种水含有硫化物，它的含量程度有差异，对水稻生长的危害也有区别。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按照危害程度将这类田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等，并依据水稻生长情形拟定了分类标准。向领导建议，要求所有煤矿都建净化池，池里填放黄泥和石灰，把矿水分解后再灌溉稻田，后来环保部门也特别强调这一做法，在大多数煤矿得以采纳。黄丰桥属山区，种双季稻，早稻播种期什么时候最合适，他便观察出山区有两种树，对气象比较敏感。一是梓树开花的迟早，可以预测早稻播种的时间。1978年3月底才开花，说明气候延迟，播种应适当推后。1979年2月底开花，说明播种期可以提早。二是桐子树。开花的特点有两种，先穿衣（长叶片）后开花，说明还有寒潮。先开花后穿衣，说明气温步步升，不会出现倒春寒。

陈福华就是这样，潜心倾注农业科研，知识丰富，实践出真知，很快取得了农民的信赖，众口皆碑。在黄丰桥地区成为了农业科技，特别是水稻种植的权威。有的把他称为“禾医”。其价值应当比农民师傅高出一个档次。有一年，武装部长邓冬龙在万新大队办点，特意请福华参加生产检查，来到王家台生产队，发现有60亩早稻发生严重“赤枯病”，通常叫翻秋，到五月底禾苗还是矮蔸子。红叶子、黑根子，急得社员团团转。邓部长点名要福华“开方”，福华胸有成竹：开方容易，就是要抢时间下药。他的处方挺简单：黄泥解毒，磷肥开胃，氮肥提神。一亩田30斤过磷酸钙，10斤碳酸氢铵，50斤黄泥全部打碎过筛，与化肥充分拌匀，两天内施下去，并用人工赶浊，使其沉淀。大队旋即指定一名支委坐镇指挥，照方行事。果然，十天后，禾苗一片青绿，超过其他丘块，这一年早稻大增产。又有一年，党委书记吴福临在龙里湾办队，早稻秧苗大面积发病，苗叶上斑斑点点，疑似稻瘟病。请福华去确诊。福华仔细察看后，果断结论：不是稻瘟病，而是胡麻斑病，并用非常形象易懂的语言道出两种病叶黑斑的区别，老吴问福华怎么处理，福华说：很容易，用人尿掺水，浇泼一次就好了。就这一法，几天之后，秧苗长出新叶，新叶再无黑斑了。吴书记不得不佩服。“禾医”的绰号，就是他第一个封的。吴书记在退休后的回忆录中特别写道：“老友陈福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说透点，也是黄丰桥普及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福星。”并强调“我不是瞎说，而是明摆的事实。”“不是我吹捧他，而是实打实的评论和赞扬。”2002年，吉林村合圣铺组，有一农户责任田的杂交稻疑似种子出了问题，稻苗东一点西一点呈矮缩状。立即告到政府，要求赔偿损失。县种子公司派员调查，也下不了结论。政府一个电话找到福华这位“禾医”。这时，福华已经退休在家多年，人面太熟，不好推辞。同种子公司的派员一同下田察看，福华认定，不是种子问题，是晚稻育秧期有一种叫黑尾叶蝉的虫害危害秧苗，带来病毒侵染造成的，这种病害叫青矮病。说的有根有据，农户不得不服，才把这件事了结。

福华从十六岁当农民开始，官至九品，从未离开本乡本土，一直以“农”为荣，以“农”为业。如今年逾古稀。早些年作过鼻咽癌手术，现在两耳失听，说话语言不清，但情绪乐观，精神饱满，头脑清醒。天天还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写写画画。2015年9月，正值“七十双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人满七十周岁）之时，还出版了《夕阳情愫——陈福华诗联集》一书。百年之后，把那包保持系种子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事情，已向家人作过交代。他说，这是农民的根、农民的叶、农民的果，与“农”结缘，与科研结缘，给了我人生之乐趣，身心之温暖，晚年之幸福。袁隆平是我的偶像，科研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只存了这包种子，在生没有离开它，死后也不能离开它，这是我唯一的心愿和善求。前些日子，惊闻袁隆平院士逝世，福华泪流满面，悲痛万分。此时此刻，想到自己能够有心收藏这包珍贵种子，并作出如此独特的后事安排，深感欣慰庆幸，更觉称心如意，意义非同小可。

（陈之强）

责编：颜青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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