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平

长沙天心阁下有一组“太平军魂”的石雕，主题是表现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于咸丰二年(1852)率部攻打长沙南门的场景。而离此约7公里的韶山南路南园小区内，则有一座“陕西忠义官兵墓”，这是当年来自陕西西安的清军在援守长沙时第一批阵亡者200余人的合葬墓。这两处皆是太平军攻打长沙的重要见证。

长途奔袭

1852年6月8日，太平军从广西挺进湘南，两个多月中连克多县，8月17日攻占郴州后，西王萧朝贵提议乘势奇袭防守虚弱的省城长沙。21日，他率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部两千余人避开清军的衡阳防线，取道湘东，连续攻下永兴、安仁、攸县，9月8日占领醴陵县城，9月10日突至长沙石马铺，11日大败在此防守的陕兵，直逼长沙城南。

此時，长沙城的防守由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前湖南巡抚骆秉章两位大员主持。第一道防线设在长沙东南50里的跳马涧关山，但防御工事还没完成太平军就已经打过来了，防线无用。

第二道防线分两部分，即沅州协副将朱瀚守金盆岭，陕西西安镇总兵福诚部守石马铺赤冈岭。然而9月11日这一场初战，太平军势头正盛，赤冈岭守军福诚等九百余人战死，几乎全军覆没;金盆岭守军朱瀚及所部一千余人则不救不守，闻讯直接渡河逃至三叉矶。外围防护完全失效，太平军旋即逼近城南，扎营妙高峰、鳌山庙等制高点。

9月12日，萧朝贵督太平军以妙高峰为主阵地，连同鳌山庙等处炮位，猛轰长沙南城内，同时派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人分头向各门进攻，主要集中在南门外金鸡桥、浏阳门外的校场，也一度攻至小吴门等处。

罗绕典于9月15日发出了长沙形势危急的奏报，此时他甚至还不清楚石马铺守军的下落。

西王折翼

由于妙高峰正对长沙城南门，所以这个制高点不仅是炮击掩护进攻的主阵地，也是萧朝贵的指挥位置。清军在南门城墙的魁星楼上架设了大炮还击，结果极其偶然地打中了萧朝贵，炮弹穿胸而过，萧伤情危重，不几日后身亡。

因为萧朝贵的身份特殊，为防止军心动摇，太平军在萧朝贵重伤后即严格保密，致使罗绕典直到10月15日才奏报朝廷萧朝贵于10月5日重伤。

在长沙城岌岌可危之际，因在蓑衣渡重创太平军从而为保卫长沙赢得了宝贵时间的江忠源(湖南新宁人)以新擢陕西即补知府的身份，与总兵和春率楚勇两千、楚雄协副将邓绍良(湖南吉首人)率镇箪兵九百人也于9月27日赶到了长沙，两人带勇迎战，江忠源不幸被矛枪刺伤右腿落马，幸而随身勇卒拼力救护才得以脱险。

江忠源登城察看形势，发现了太平军的进攻战线上有一个明显漏洞：没有控制蔡公坟(此处是南城与东城之间的重要卡点)，当即由和春在该处构筑工事加强防守，此举不但确保了城南与城东的交通线通畅，也彻底把太平军挡在了城南，无法分攻城东边的小吴门。

后来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高度肯定江忠源果断控制蔡公坟之举，认为这使得太平军只有南门可攻，但前面是城后面是江，乃是绝地，太平军有陷入反包围的危险。

江忠源进而调整守城兵力的部署：以江西、四川援兵和本省兵勇一万余人守南门;以和春、江忠源率两千楚勇守东门外;以王家琳的河南援兵一千人守西门外;以多隆阿所部七百人守北门外。

10月9日，张亮基奏报已经于先一日从北门缒(zhul，用绳子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送。当时百姓皆只能缒城出入)城进入长沙接任湖南巡抚一职。城内大员还有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前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广西提督向荣。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约在10月13日、14日率全军抵达长沙。杨秀清在察看形势后非常恼怒，“以不得此地欲诛先至者”，可见他也认可蔡公坟这个位置的极端重要性。

进攻随即展开。太平军六七千人，由妙高峰绕到浏阳门外，分三路进攻，校场会战就此爆发，但是这次进攻被清军秦定三、江忠源等击败，损失四五百人。

鏖战连月

洪秀全率全军赶到长沙城下之后，太平军总数达到三万，而长沙城内已经猬集了数万守卫力量，既有从各省调集而来的绿营兵丁，也有江忠源的楚勇及一些知名士绅募集的团勇。

为了打通东、南一线，太平军继续加强攻势，大炮猛轰，打掉了数尺城垛，几乎要攻破南门，危急时刻，副将邓绍良赶到，奋力侧击，太平军腹背受敌，破城未果。

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命石达开率一支部队渡过湘江，以水陆洲(今橘子洲)为基地，开始在西岸发展，清军无力阻止，也只能派兵西渡。历经25天，长沙保卫战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第二阶段随即在湘江西岸展开。

总的来看，从10月20日开始，清军与石达开部在河西的交战是拉锯式的，清军的着眼点是想捣毁石达开的后勤基地，主将向荣针对石达开部的特点，采取了围堵的策略，在左家垄到象鼻嘴一线构筑了防线，这样刚好能抵御石达开部从水陆洲东头向河西发起的攻势。10月31日，双方在牛头洲发生一场血战。

石达开在湘江上搭建了浮桥，它是将两岸太平军联为一体的生命线，不但互为攻守，而且也为太平军最终撤围准备好了后路，不致全部困守在南门外。从11月7日到11日，向荣多次发动进攻，甚至进行夜袭，但始终未能将浮桥破坏。

在南门，战事也处于胶着状态，太平军强攻难以奏效，便转而使用“穴地攻城”的战术，即挖地道来爆破城墙。清军也就相应地一分为二，城内守军专司守城与破坏隧道，城外守军则是防堵和进击太平军。

10月24日，和春、秦定三向南门外太平军阵地发动反击，获得小胜。10月25日、26日，和春又掩护常禄在金盆岭、新开铺一线构筑据点。11月1日至6日，于城南、城东各营盘之间赶挖长壕，目的是为了把各重要据点(制高点)连接起来，构成一道防线，以取得主动权。

11月10日，南城西侧的魁星楼隧道爆破成功，太平军乘势突击攻城，又是邓绍良率领镇箪兵登城堵御缺口，双方发生一场激烈战斗，和春闻讯后也赶紧率队上城防守缺口，巡抚张亮基则派人“连夜囊沙兜塞，修补缺口”。13日，太平军第二次穴地攻城，和春亲临南城督守，月城被轰出一个缺口，太平军的突击队援墙而上，楚勇及时封堵，镇箪兵也下城反击，太平军攻城无望，只得撤回。这也是太平军攻至离长沙城内最近的一次。

11月27日夜，太平军第三次实施地道爆破，南门城墙被炸塌八丈余，但依旧被清军瞿腾龙等及时封堵，这遂成为太平军最后一次对长沙城的攻击。

29日夜，长沙大风大雨。30日晨，长沙守军发现太平军已经趁着雨夜悄然撤离。

战事探微

尽管咸丰皇帝严令力保长沙城，但是长沙城的军民迟迟没有进入应急状态。王闽运在《湘军志》第一章中就用白描的手法记叙了好心报信太平军来袭的百姓差点因为没有公文被杀、弹片打碎了当街卖豆浆者的瓷碗、百姓进出城只能绕开南门从其他门“缒以出入”等情形。而陕西兵之所以惨败，主因竟是他们吃不惯湖南稻米，当天早饭未吃，直接影响了战斗力。当太平军前锋远远瞧见城东南的高楼，以为那就是城门，等发觉有错再掉头回南门的时候，城门已经紧闭。这时甚至还有杨姓市民以为是朝廷大官来了。主动进谒萧朝贵。献退敌良策，待发觉有错后赶紧溜走。后世还有人据此附会为左宗棠，理由是他长期怀才不遇，想寻找新的机会，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臆想。此时左宗棠确实在城内，给新任巡抚张亮基做幕僚，为防守殚精竭虑，并积极·动员城内名绅黄冕等人出钱出力，以致有左宗棠用抛一块砖石给钱一千的办法激励民众奋勇守城的传说。

传说归传说，湖南军民为守住长沙城，确实有巨大的花费。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存有一份题为《湖南布政使司标营领用清册》的账册，共7本，955个页面，均为毛笔誊抄。可以确认这是当年战后由湖南布政使司向户部呈交的报销册，详细记录了各项守城开支。起迄时间是8月1日至次年1月23日，正好涵盖整个长沙保卫战期间。

所谓标营，是分别由巡抚、提督、总兵直接指挥的绿营部队。当长沙危急，长沙兵力不足，咸丰皇帝下令从湖北、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江西等省调兵驰援，并给予军火和军饷的支援。

从类别上看，第一册是抚标的支出;第二册是行政官员名下的各项开销，有钦差赛尚阿、程鹬采、罗绕典、骆秉章等人，再是省内各道、府、县乃至佐杂分头任事时的开销明细;第三册是各省援军(河南、云南、贵州、广西、福建、陕西)的开支汇总;第四冊是归还广西粮台及河南粮台借款、行营粮台支出及向荣(广西提督)、和春(绥靖镇总兵)、鲍起豹(湖南提督)、江忠源(楚勇首领)等将帅领取的打仗赏银，以及长沙城内数位知名绅士如黄冕、左楷等人承办的修建被损城垛，挖掘壕沟，构筑炮台，铸造大炮，制办枪械、火药等事务性支出账目;第五册为罗绕典用铜钱发放的赏钱及一些零散杂项支出;第六、七册为湖南省内绿营各驻军的开销。

上述七大类开支合计库平银19652.21.8两。在具体开支名目方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内容。

首先是各省援兵、长夫的日常生活开支并不高，重头是打仗的赏金，由各统兵将帅支取，但是其中是否存在截留、冒领等现象，很难判断。

其次，各位大员的花销总体上是比较节制的，如钦差赛尚阿名下只以赏金的名目提取了11300两;前湖广总督程鹬采仅支取了300两办公费用;罗绕典名下各种费用有22977两，主要是他募集浏阳勇的总体开销;前湖南巡抚骆秉章名下仅2500两的办公经费，而长沙县知县陈丕业、善化知县王葆生两人名下共支取了91491两，款项涉及包括募勇在内的大量实际开销。

绅士黄冕名下的开支记录，主要是募集843名乡勇、赶造大炮、抢修城垛、挖掘西门外护城壕沟、构筑炮台等项，共44391两。黄冕是追随林则徐多年的一位能吏，曾与魏源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定海之战，对英国先进的坚船利炮感受深刻，在被流放新疆期间学会了洋炮仿造技术，在长沙造炮投入实战，后来成为湘军制造大炮的总负责人。

清军的反击火力强大、城墙被屡毁屡修的秘密，就在于黄冕这样的绅士积极协助，并且民众得到了有效而广泛的动员。

长沙九芝堂也出现在报销册中，它于10月1日制发省城防堵兵勇用藿香正气丸10000粒，卧龙丹1200瓶，万应十宝丹400瓶，共领库平银98两。藿香正气丸和卧龙丹是用于治疗中暑，万应十宝丹则用于口腔炎症。

还有一只鼻烟壶出现在册中，耗银78两，并加注了“中堂用”三字，这是唯一出现的一个奢侈品。中堂是明清时期对内阁大学士的尊称，当时只有钦差大臣赛尚阿具备这个身份，鼻烟壶大概是替他买的。

在对待援军和全体守军方面，一些细节能体现出守城大员们的做法比较人性化。包括陕西候补知府江忠源管带乡勇480名在内，先后发给“初到赏”“棉衣银”和中秋过节费，人均为1两，由此推算出守城兵勇为12589人。

对于每名阵亡的外省援兵，给付的“烧埋银”(即丧葬费)是2两5钱，抚恤金是50两，“余丁”(疑似编外士兵)则减半。阵亡的本省乡勇，抚恤金减半。

对于受伤者，则按验伤程度分别给付30两、25两和10-20两。尽管账本可谓事无巨细，但单就阵亡者和受伤者这两项补偿而言，却是明显不完整的，因为整个战争期间的阵亡者应不少于1000人，至少应有50000两以上的抚恤金支出。

湘水余波

迄今，长沙之战过去将近170年了。事后来看，太平军只是想顺势捞一把，并没有把攻取长沙作为战略目标，但萧朝贵的死无疑于打破了它的权力格局。当时李秀成虽然参战，但还是一个小兵，他被俘后写下的供词中提及当年攻打长沙时军中虽有粮而无油盐，致兵士攻城无力。长沙保卫战只是清军的一场有限的胜局，省城不失固然可幸，但将太平军聚歼于长沙的最高目标未能达成。这既因为清军综合实力的不济，也因为体制的僵化和应对机制的呆板，不仅防守吃力，反击无力，连萧朝贵死亡一事清廷迟至1853年2月10日才得以证实。

此外，无论是赛尚阿、罗绕典，还是骆秉章、张亮基，都缺乏相应的军事素养，而居功至伟的江忠源，此时还不具备足够的话语权。由于缺少一个能统筹全局的核心领袖，既不能组织有力反击，也不能摧毁太平军架设的浮桥，进而无法在南门聚歼太平军。

不过，军民力保省城不失就避免了屠城和毁城，这是长沙之幸，也是湖南之幸。

幸运当如骆秉章、左宗棠、江忠源、塔齐布和黄冕，这些日后湘军的重要人物，虽然当时的身份各不相同，但都积极参与守城事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为姻亲撰《张叔容墓碣》内有“当事礼余人长沙守城”之句，颇有几分云淡风轻之意。很难假设他若在长沙城罹难，林则徐日后收复新疆的重托将如何实现。

幸运也当如岳麓书院。由于向荣在河西左家垄到象鼻嘴二线构筑了防线，有效地阻挡了太平军向岳麓山方向进击，客观上保全了这座著名的千年学府、湖湘文化的圣殿。

也是在长沙形势危急之际，曾国藩正在奔母丧的途中。他从岳州绕经湘阴、宁乡，于10月6日安全回到湘乡老家。11月末，太平军撤离长沙，从益阳夺船下洞庭湖去往长江，岳阳、武昌、九江、安庆、南京等诸多长江沿线城市相继失守，衰弱不堪的清军(绿营)显然已经难撑大局。12月间，曾国藩接到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上谕，他先是婉拒，随后武昌失守、湖北巡抚常大淳殉职的消息传来，加之郭嵩焘上门力劝，曾国藩不得不于1853年元月29日(农历1852年腊月二十一)抵达长沙上任帮办团练大臣，继而奏请训练湘军，开启了文官带兵的新人生。

从这个角度而言，长沙之战也是促成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性契机，否则，中国近代历史又将是另一种发展轨迹。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