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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丨梦回庙街(十一)：苦命妈妈

文丨李贵洪 插画丨刘谦

在庙街，我的妈妈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人。

庙街往西十多里，有一处地名叫杨桃湾。

杨桃湾山青水秀，茂林修竹掩映着一个大户人家，人丁兴旺，屋舍俨然。家主姓杨名学庵，人称学庵公，正是我妈妈的嗲嗲。

学庵公在县上名声素著，不仅仅因为他家有良田千亩，更在于他知书达理为人和善。乡里修桥、办校，他带头捐款捐物。遇到灾年，他不仅减免佃户田租，还主动送一些粮食帮助乡邻度荒。有钱又善良，当然深得百姓信赖。当时县上有一则笑话广为流传，可以从侧面证明学庵公的声望。

“你听说没?昨天晚上栗树湾狗子咬死了一个鬼。”百姓甲告诉百姓乙。

“你说梦话吧，狗子哪里咬得到鬼。”百姓乙满脸不相信。

“不是我说的，是学庵公说的。”百姓甲说。

“学庵公说的啊，那可能是真的。”百姓乙若有所思。

学庵公有五个儿子，大儿子杨宝山就是我的家公。一九一四年,家公十五岁，考进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翌年六月，因为学校执行省教育厅的决定，要求每个学生交纳10元学杂费，引起学生反感，大家把矛头对准校长张干，最后酿成激烈的驱张运动。家公当时年纪小，胆子也小，加上家里不缺那点钱，所以没有过多参与驱张活动。不过家公记得很清楚，隔壁班的毛泽东常在学校演讲，锋利的言辞，加上果决的手势，吸引了一大群同学。

家公家婆一共生养了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剩下来的六个孩子中，老大、老二、老四、老五、老幺都是姑娘，就老三一个儿子。

我妈妈就是杨家幺女，一九四三年八月出生，比她大姐小了整整二十岁。对这个幺女，家公家婆视作掌上明珠。家公给她起名叫“晚爱”，寓意“秋儿晚女，父母最爱”。后来我想，家公给幺女起名“晚爱”，可能还有一层他不好与人明说的意思，家公熟读古诗，一定读过杜牧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晚爱”是不是也寄托了家公对幺女美好人生的期许呢?

在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呵护下，妈妈的童年幸福快乐。家公从省立一师毕业后回乡教书，他认为老话“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无稽之谈，他不仅亲自教幺女认字写字，给她讲解古诗，让她熟悉鸟兽草木之名，还教给她一些有趣的数字游戏，让她懂得基本的数学运算。我的小姑后来回忆说，我妈妈曾教会她数字九宫格，还逗过她“一根竹棍三尺长，每天锯一半，可以锯多少天?”

一九四九年八月，妈妈六岁了，家公家婆原来打算再过一年就送幺女上学念书的，但此时湖南全境和平解放，土改工作随即全面铺开，家公一家被划为地主，田地没收，大屋充公，家公自己也失去了教师工作。妈妈作为地主崽子，上学读书的事情无从提起。

大时代一粒尘，普通人肩头一座山。国祚更迭给家公和他的子女造成了巨大冲击。

我舅舅是家公家婆唯一的儿子，从小就被寄予厚望。等到在家乡读完小学，舅舅就被送到石门县有名的九澧中学读书，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就是抗日名将郑洞国。一九四五年底，郑洞国将军回石门老家省亲，特意到到学校看望老师、勉励学生。刚满十五岁的舅舅听了他率部远征缅甸的抗日故事后激动不已，回家告诉家公，说做人就要像郑洞国将军一样，学好本领，干一番安邦定国的大事业。

但舅舅没等到高中毕业，作为地主少爷，他在解放后黯然退学回家，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

在时代大潮面前，家公保持了难得的淡定和清醒。他用庄子《逍遥游》劝慰舅舅：“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又说：“人生总会经历顺境和逆境，在顺境中潇洒得意算不得本事，在逆境中发奋自强才是好汉。你是家中唯一的男儿，如果一直这么消沉下去，我们这个家就没有希望了，你有手有脚，人又不笨，只要肯吃苦，总会活得下去的。”

舅舅听了家公的话后幡然醒悟，一改过去戴礼帽拄文明棍的少爷做派，挖地、挑粪、耕田、插秧……不仅所有的农活从头学起，还坚持笨鸟先飞，总是最早下地干活，最晚收工回家。不到两年，他就从一个皮肤白嫩的地主少爷变成了肤色黝黑、手有老茧的地道农民，谁也看不出他曾是鲜衣怒马的富家公子。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

从表面看，新政权对舅舅的改造可谓摧枯拉朽，根本没有遇到实质抵触，就将一名在剥削阶级家庭长大的知识青年，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庄稼人。个中原因，首先是舅舅年纪轻，旧世界留下的烙印较浅，可塑性较强。其次是舅舅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从小就被灌输责任和担当，在时代巨变的大背景下，他选择逆来顺受，也是为了对父母、家庭尽一份长子的责任。

在时代巨变中跌落云端的还有我大姨。在妈妈出生那年，大姨嫁给了石门县王昌老爷的大儿子。王家在县城主街占了半边街，经营有商铺、当铺、旅舍等生意，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与县里掌权人物来往密切。据说大姨婚礼那天，石门县城的头面人物都到场祝贺，新娘子一盘喜茶敬出去，端回来的是满盘银洋。

大姨结婚两年后，大姨父才从国立武汉大学毕业，在县中学做英文教师。其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下半场，国统区风雨飘摇，石门县一帮年轻人在县党部的蛊惑下，成立了反共救国军。反共救国军头目见我大姨父家底厚、学问高，就反复动员他加入组织。大姨父表示自己对政治没有兴趣，只想踏踏实实教书育人。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虽然拒绝加入反共救国军，但对方为了借重他的影响力，还是把他的名字列进了组织。湖南和平解放后，石门县反共救国军的名单被公安掌握，一众骨干分子包括大姨父全被逮捕，有二十多人经审讯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大姨父也被五花大绑拉到刑场，一阵枪响之后，他旁边的犯人都倒下了，自己却安然无恙。他晕晕乎乎听到执法人员现场宣布：“查明你只是列名反动组织，本身没有参加反共活动，故免予死刑，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并处家产充公。”宣判之后，他随即被押到宁夏服刑。

丈夫判刑，家产充公，大姨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套。她怀着身孕，带着四岁多的大儿子住到了石门城郊千云塔旁边的一座破屋里。为了生活，为了孩子，大姨也和舅舅一样，栽田、种菜、洗衣、做饭……每一样都从头学起，从大小姐变成了阿庆嫂。更加凄惨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大姨一家的破屋子在一场风雨中轰然倒塌，她带着两个孩子在附近找到一个桥洞，硬是在桥底下住了两年多时间。

在大姨遭难的时候，家公家婆一家也度日如年。家公从年轻时就眼睛近视且有干眼症，后来托人从上海换了一副水晶眼镜，管用了好些年时间。解放后，家公家业散尽，生活条件大不如前，眼病忽然加剧，不久就全然失明了。在这期间，我二姨、三姨先后出嫁。尽管家财一空，家公家婆还是竭尽所能给她们置备了必要的嫁妆，如此一来，全家生计更加艰难。

从丰衣足食到衣食无着，这段变故正好发生在妈妈的少年时期，她不了解变故的原因，却对变故表现出了巨大的适应能力。饭吃不饱，她就到野外采甜根、烤百合充饥，有时候也到溪沟里摸泥鳅、翻螃蟹、捉虾米……曾经的娇小姐，俨然成了野小子。

一九六一年农历腊月，杨家十八岁的幺女出嫁了，新郎就是我的父亲，庙街李永泽老人的二儿子李家欣。

细究起来，妈妈出嫁庙街，与她大姐的生活变故紧密相关。

家公家婆心疼大姨，隔些日子就吩咐幺女儿到石门去探望。从家公家到石门县城，中间要经过东岳庙。往来次数多了，妈妈就和东岳庙公路边上开代销店的岳阿姨熟悉了。岳阿姨喜欢妈妈长得漂亮又嘴巴甜，也不忌讳什么地主成分，非要认作干女儿。妈妈也觉得岳阿姨和蔼可亲，就认她做了干娘。

做了干娘的岳阿姨很关心干女儿的终身大事，她觉得我妈妈的出身成分不好，最好能嫁一个贫农成分的，恰好庙街上我父亲就是贫农出身，小伙子能写会算，还是村里小学的民办老师。岳阿姨两边一说合，这桩婚事竟然没费什么周折就成了。

幺女出嫁，家公家婆百般不舍。碍于地主成分，加上家境今非昔比，除了一张床一口柜一只箱和几床棉被，家公家婆没办法准备更多嫁妆。不过在私底下，我家婆把一只翠玉手镯和一块羊脂玉璧悄悄给了妈妈，叮嘱在救急时使用。

一九六四年，农历甲辰年。这年三月，二十岁出头的妈妈遇到了人生大劫。

那是一个晴好天气，草长莺飞，田野葱绿。妈妈挺着大肚子到野地里扯猪草。

眼前一大蓬翠绿的艾蒿草，妈妈高兴地伸右手去扯，突然感到食指指尖传来针扎般刺疼。

“我一缩手，就看到一条土屁股溜了出来。”多年以后，妈妈依然清晰记得当时被蛇咬的情景。

妈妈很快就出现了中毒症状，从手指到手臂，逐渐肿胀发紫，双眼模糊，神志不清，发寒发冷。尤为凶险的是，妈妈这时还怀着六个月身孕。弄得不好，就是一尸两命。

我父亲急急忙忙请来贵瞎子。听说是被土屁股蛇咬伤，贵瞎子也不敢大意，吩咐我父亲采来一些草药，他塞进嘴里嚼烂了，再糊在妈妈的手指和手臂上，又喂了几粒黑黑的药丸。万幸的是，妈妈在昏迷两天后终于醒过来了，从手臂到手指，瘆人的水肿渐次消失。过了四天，她就能下地走路了。只是她被蛇咬过的指尖再也伸不直，弯弯的像极了一只小小蛇头。

三个月之后的六月初三，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妈妈生下了我的大哥。小婴儿一落地，妈妈就急不可耐查看他的四肢、五官，她担心蛇毒影响胎儿，生怕他身有残疾。谢天谢地，我大哥四肢健全、眼睛灵活，蛇毒没有给他造成明显伤害，妈妈悬了几个月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妈妈的心无比快乐。乡里风俗，孩子出生一个月后，亲戚族人会登门祝贺，这时主家要整满月酒。让人作难的是，为了给妈妈治蛇咬伤，家里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积蓄已经掏空，此时拿不出钱来置办酒席。

实在想不出办法，妈妈把家婆送的玉镯拿了出来。这只玉镯远看青翠欲滴，近看晶莹剔透，里面的云絮点缀得恰到好处，有白云一片去悠悠的意境。妈妈特别喜欢这只玉镯，白天不能戴，她就晚上戴着睡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为了给长子准备几桌像样的满月酒，妈妈忍痛割爱，要父亲带着这只玉镯到城里换点钱回来。

父亲一早出发，揣着玉镯来到石门县城，几经辗转找到了一个收古玩的人。那人把玉镯拿在手上细细端详，然后不动声色地问想卖多少钱。父亲不懂玉镯的价值，只听说当年买它用了一根金条，而一根金条值多少钱他也全然没有概念，所以犹豫半天，他才表示想卖一百块钱。

“一百块?”那人一脸不屑。

古玩这行水太深，父亲如果精明一点，听别人这么讲，就应该收回玉镯转身就走。他不懂其中套路，不仅没走，反而急急分辨说：“怎么不值一百块，当年买它还花了一根金条呢。”

“你这玉虽然是真的，但不是出自老坑，品相也不好，当年是买走眼了呢。”那人一口专业词汇。

“那你能出多少钱?”见对方说得煞有介事，父亲有点心虚。

那人不做声，伸出一个大拇指。

“五十块?”

“五块。”

父亲失望了，从那人手上拿回玉镯转身欲走。

“算了，看你跑一趟不容易，就给你十块吧，再没得加了。”那人不急不慢地说。

十块钱的确不是父亲期待的价格，但那时他做民办教师的月工资只有五块，十块钱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二十多斤猪肉。对困难家庭而言，十块钱不啻是一笔巨款。犹豫挣扎一番之后，父亲接受了这个价格。

父亲下午到家，正看到家婆和妈妈亲热说话。家婆是上午过来的，妈妈没有瞒她，说父亲拿着玉镯到石门县城换钱去了。玉镯原来是家婆的陪嫁之物，她没想到女儿这么快就换出去了，心中很是有些失落。但一想到女儿眼下确实困难，换玉也是出于无奈，最后也释然了。她只是责怪女儿有困难不告诉父母，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的。

等到父亲回家，家婆满怀期待问换了多少钱。听说只换了十块，老人家气得连说“败家子啊败家子”。她知道玉镯的来历，以为再少也能换三百块钱，现在明显是上了别人的当。她这次来原打算在女儿家住两天的，气恼之下，决定当天就回家。走之前她对女儿讲：“你把玉璧给我带回去吧，不然哪一天又被不识货的败家子给糟蹋了。”妈妈知道家婆的脾气，乖乖地从箱子底下把用细棉布包裹的羊脂玉璧拿了出来。老太太小心揣在袖笼里，迈着一双小脚气咻咻走了。

因为心中气恼，家婆走得急。半路上不小心踩到一颗石疙瘩，小脚老太一个趔趄，藏在袖笼里的玉璧倏然飞出，恰恰撞在路边一块大青石的棱角上，“叮”的一声脆响，玉璧碎成了三块。

这羊脂玉璧是真正的古物，温润通透，上有雕刻精致的云龙凤凰图案，价值比翠玉手镯贵重多了。

家婆精神恍惚回到家里，躺了半个月才缓过气来。

一天失去两件珍贵陪嫁玉器，说不心痛是假的，但妈妈没有过多纠结。她想，那么容易失去的东西，可能原本就不该属于自己吧。

在庙街的媳妇中，妈妈是比较另类的女人。

妈妈抽烟，与高嫲抽水烟不同，她习惯抽卷烟。小时候，她曾经吩咐我拿鸡蛋到代销店换烟，是那种包装上印有“红桔”“沅水”“洞庭”字样的无过滤嘴纸烟，便宜的七、八分钱一包，贵的也只要一角多钱。

对女人抽烟，庙街人向来是有些反感的。他们从电影中得来的印象，似乎只有那些阔太太、交际花、女特务才抽烟。普通的农村妇女叼支卷烟吞云吐雾，那模样实在叫人难以接受。

但奇怪的是，大家对抽烟的妈妈却毫不介意，一些抽烟的男人遇到她，还会主动给她递烟点火，彼此习以为常。

妈妈抽烟的习惯是在批斗中养成的。她是地主子女，在那个政治运动泛滥的年代，自然是现成的斗争对象。妈妈最初很为挨批斗苦恼，认为是最没面子的事情。苦恼无处诉说，她就抽烟自我排解，慢慢的，这烟就上瘾了。庙街的人质朴本分，他们觉得妈妈勤劳善良，没有任何剥削阶级的恶习，对批斗这样的女人，他们无从理解，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看到她抽烟，大家觉得生活这样难过，抽支烟其实挺好的。

妈妈爱笑，不是矜持微笑，而是哈哈大笑。她能说会道，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

队里出集体工，一帮子妇女最喜欢和妈妈分到一组。她肚子里笑话多，嘴巴又会讲。同样一件事，别人说来平淡无味，她说来却扣人心弦。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工夫再重也不觉得累。

溪边洗衣，只要妈妈在场，一溪的笑声一定高过棒槌声。妈妈要是不在，就只听得单调乏味的棒槌响了。

冬闲无事，妇女们最喜欢聚到我家纳鞋底、补衣裳，妈妈的笑话让她们开心忘归。

成分是地主，家里又贫穷，儿多负担重……哪一样都叫人压力山大，妈妈为什么笑得起来?乡邻想不明白其中道理，以为她天生就是那么个性格。现在想来，能够笑对苦难，固然和性格有一些关系，但更多与她看待人和事的角度、方法紧密相关。

妈妈虽然没上学读书，但她性格坚韧、为人开通，既有无事不惹事的静气，又有遇事不怕事的勇气。

一九八二年我们家修新房，修到一半时忽然被镇政府下令停工拆除。妈妈拿出建房证、宅基地使用证找镇长理论，要他给说法。镇长说：“停工拆除是县长的指示，你有意见就去找县长。”

原来，我家的新房建在公路边上，宅基地占用的是一块农田，县长偶然坐车经过看到，他很不满意占田修屋的行为，立即严辞训斥镇政府严肃处理。

问明原委后，妈妈毫不胆怯，径直跑到县城找县长。

她不撒泼、不吵闹，只是言辞恳切告诉县长，全家六口人，只有一正一偏两间土砖房，儿女大了，不盖新房实在没法住。

县长五十多岁，当年打成右派住过牛棚，是落实干部政策后恢复工作的干部。据说他的祖奶奶，就是当年找明松和尚求助的妇女。在听了我妈妈的申诉后，县长一脸严肃说：“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保护基本农田是国策，你家修新屋占了农田，必须拆除。”妈妈笑说：“县长莫吓我，我可是被批斗过十多年的人哩。”县长颇感诧异，眼前的女人衣着朴素整洁，举止落落大方，谈吐条理清晰，根本不像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他招呼妈妈坐下，饶有兴致听她简要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家里情况。沉吟良久，县长说道：“你家情况确实特殊，但国策难违，你要是愿意占田还田，另外开垦一亩地出来，做到占补平衡，房屋就可以继续盖。”妈妈说：“县长英明，我家田土少，开荒垦田势在必行，这事我答应。”县长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带上我写的条子，回去就复工吧。”

匹马单枪让县长收回成命，妈妈的胆量赢得了庙街人敬佩。乡里人习惯和土坷垃打交道，许多人见了村长都有些紧张的，现在听说妈妈和县长侃侃而谈，硬是让停工待拆的房子又复工了，这份胆识他们自愧不如。

妈妈心肠柔软，看见别人遭难受苦，她就忍不住要出手帮忙。

有一年临近春节，村里一户人家没杀年猪，也没买肉，家里恓惶没有一点过年的喜气。妈妈看到后心里难受，一个人走到猪笼堡，找姑嗲姑嫲借了一块五斤重腊肉，送给那户人家过年。

大哥在煤矿做事，有个同事找他借了一笔钱后突然失踪。妈妈辗转打听找到那人老家，家里只有一个白发老娘。那个老人倒不赖账，只说儿子好吃懒做，已经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末了，老人说，我手里没有钱还你，猪楼里有条小猪，你就捉回去吧。妈妈看老人可怜，不仅没捉她的猪，还倒给她五块钱，那笔账也勾销不提。

李姓在庙街上虽然只有我爷爷和贵瞎子两户人家，但在村里是大姓大族，人口要占到一半。庙街后面的李家湾，是李姓大族的聚居地，清一色住着百多户李姓人家，我嗲嗲原来也是从李家湾搬出来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人户越集中，矛盾就越多。李家湾爆发最多的矛盾，就是婆媳矛盾。

族里林嫲早年守寡，一人带大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娶了一个张姓媳妇，生了一个孙子。不幸的是，大儿子突然生病死掉了。林嫲悲伤之余，觉得是儿媳命里克夫，从此和她有了芥蒂。

这真是家门不幸，两个同样失去生命至爱的女人，本来应该相互理解相互照顾，现在却莫名其妙成了仇人。

林嫲的小儿子同情嫂子的不幸，经常帮助嫂子干活，时间长了，叔嫂情愫暗生，竟然商量着要结婚。

林嫲勃然大怒，对小儿子丢下一句狠话：“你要娶她，就莫认我这个娘!”

一边是孤苦无依的嫂子，一边是倔强固执的亲娘，两边都是放不下的人，小儿子也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他每天不喊娘也不做事，丢魂失魄的，与以前判若两人。

这样僵持了两个月，林嫲首先病倒了，躺在床上浑身无力，旁边却没人端茶倒水。林嫲那个绝望啊，一个人涕泪长流。

老族长为这一家子着急，先后找了族里好几个能干人去说合，个个无功而返。老族长又请来大队干部做工作，最后也讪讪而归。

林嫲一家的事传到了妈妈耳朵里，她决定管管这事。

妈妈不和他们说道理，不分别谁对谁错，只跟他们谈母子情、婆媳情。通过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让林嫲和儿媳体会到对方也是苦命人，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又告诉林嫲，如果同意小儿子娶嫂子，不仅能保证家庭完整，自己的大孙子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大儿子地下有知，也会感谢娘亲的安排的……妈妈的话让林嫲醍醐灌顶，终于同意小儿子与大儿媳结婚成家。两个小辈也跪在林嫲跟前，为自己跟娘赌气道歉认错。一家人抱头痛哭和好如初。

自此以后，族里有什么矛盾纠葛，族长都叫人请妈妈去调解，她总是不厌其烦，再忙也要抽时间跑一趟。妈妈认为，人不能活在相互抱怨相互仇恨中，让大家和睦相处，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她不能不管的。

东岳庙多山地丘陵，人多地少，吃饭一直是个难题。在大集体年代，我们家因为孩子多，劳力少，年年超支年年缺粮。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妈妈想了很多办法，除了最常见的红薯丝拌饭、南瓜糊糊，她还制作麦麸粑粑、高粱粑粑、包谷粑粑。在豌豆成熟的季节，她给我们做水煮豌豆，放一点盐在里面，味道特别好。

改革开放以后，吃饭不是问题了，但手头紧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妈妈很早就意识到种田只能保证吃饱饭，想发家还得搞多种经营。为此，她大胆出击，探索致富门径，却无一不以亏本失败告终。

一九八三年，妈妈与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其时广大农村正兴起建房热潮，木材已经成为紧俏物资，只要能拿到木材指标，从山上运下来就能成倍赚钱。但妈妈出师不利，木材车在半路翻车，押车的合伙人腿骨粉粹性骨折，不仅一分钱没赚到，还把本钱都折在里面了。

一九八五年，稍微攒了点本钱的妈妈又决定做甘蔗生意，这回她不与人家合伙了，自己到市场上批发了一车甘蔗拉回家，打算做个小分销商，赚一点差价。不料甘蔗拖回来后连日阴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甘蔗发霉变质，结果一大车甘蔗只卖出了寥寥数捆，剩下来的都当垃圾沤肥了。

一九八八年，缓过一口气的妈妈总结经验教训再度出击，她觉得木材运输有安全风险、甘蔗贩卖有腐烂风险，这些都不适合小本经营。她这次选择做制砖生意，砖坯自己做、砖窑自己箍、窑火自己烧，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加上红砖供不应求，算起来应该稳赚不赔。说干就干，妈妈带着我二哥，挖土和泥、印砖做坯，苦干两个多月，做了两万多块土砖坯。紧接着，妈妈又请来一个烧砖师傅，指导装窑、封窑、点火。窑火呼呼燃烧，煤烟袅袅升腾，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妈妈也满怀信心。不料，没有任何征兆，窑火在正常燃烧一周后突然熄火,一窑砖半生不熟，几个月的辛劳灰飞烟灭。那段时间，妈妈常常一个人呆立在砖窑旁边，人影憔悴，眼神落寞。

一连三次血本无归，乡邻也为妈妈感到惋惜，有人劝她：“你人强命不强，还是老老实实种田养猪过日子吧。”妈妈也自嘲：“命中只有八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失败归失败，妈妈依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年春节前夕，她都要亲手磨制豆腐，还要父亲上街买几条大鱼，豆腐谐音“都富”，有鱼寓意“有余”，富而有余，是妈妈一生的梦想。

然而，命运似乎真是和她过不去。一九八九年我考上大学，大姐大哥也各自结婚成家，二哥在煤矿做事。就在日子一天天向好的时候，妈妈却突然中风病倒了。一九九二年五月末的一天晚上，中风病第三次复发，妈妈撒手人寰，享年四十九岁。

妈妈的一生短暂如流星，她善良质朴、独立自强，虽然命运坎坷，却活出了独特芳华。我很不理解，上天为什么对她这个弱女子，不仅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与慈悲，反而毫不吝啬雪上加霜。难道妈妈的一生就是为了述说：有一种苦难，叫做永难翻盘!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