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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庙街(十三)：庙街学校的那些老师

文丨李贵洪 插画丨刘谦

因为父亲在庙街小学教书的缘故，我小时候经常跟着他到学校玩耍，有时候坐在教室后面的空位子上看他上课，更多的时候是溜到别的教室看其他老师上课。一来二去，我和学校老师互相都熟悉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庙街小学达到了鼎盛期，学校不仅有完整的小学班级，还设了初一、初二两个初中班。全校有两百多名学生，十多名老师。学校铃声清脆、歌声悠扬、书声琅琅，赋予庙街蓬勃的青春活力和浓浓的文化气息。

在那些老师当中，有几个老师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他们是爱哭的任老师，怕鬼的周老师，爱拉二胡的蒋老师，会吹笛子的吴老师，还有最喜欢打乒乓球的赵老师。

任老师是村里新来的媳妇，因为丈夫是现役军人，加上自己有中学文化，村里就安排她做了民办老师，当一年级的班主任并教语文。农村孩子在上学前都是野惯了的，刚进学校没几个能让人省心。那时流行双人课桌，两个同学共用一块活动板凳，有同学就在上课起立的瞬间，抬起脚后跟偷偷把同桌那头的板凳悬空，当她喊“坐下”时，经常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撞得哎哟哎哟叫，惹得其他同学哄堂大笑，等她板着脸好不容易恢复了课堂秩序，又有人乘她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挤眉弄眼搞小动作，故意逗旁边的同学发笑。任老师文文静静的初为人师，哪里晓得怎么对付这些小淘气?有好几回被气得转身抹泪。还有更过分的，有同学故意把教室门虚开着，门上面斜放一把扫帚，有人推门进来时，扫帚就会打在那人脑袋上。结果有一次刚做好机关，任老师就赶上了，扫帚出其不意落下来，吓得她一声尖叫，把手上的茶杯都摔碎了。尽管常常被学生气得哭，但任老师对学生始终保持着爱心和耐心，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她最严厉的惩罚也就是拧着耳朵到讲台前罚站，或者放学后再留半小时。这样过了半学期，同学们学得了一些课堂纪律，恶作剧渐渐少了一些，她也适应了老师工作，师生关系开始变得融洽。任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就离开了，但她最初屡屡被学生气哭的情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

周老师是村里少有的几个高中生之一，毕业后也被村里安排到庙街小学教书。当时学校要求老师按月轮流住宿守校，周老师胆子小，他晓得学校是在原来古庙庙址上扩建的，而且学校后面有一块坟地，所以不敢一个人在学校过夜。可是他一个大男人不好意思说怕鬼不值夜啊，就哄我给他做伴，说只要陪他值一次夜班，就给我一个本子一支铅笔。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我赚了他10个本子10支笔，觉得太合算了。

同样是值夜班，蒋老师和吴老师就从不担心孤单。他们两个都爱好音乐，蒋老师擅长拉二胡，有一首曲子婉转凄迷，如泣如诉，让人感到特别忧伤沧桑，他自己说是《二泉映月》，庙街人不知道二泉三泉，但都觉得好听。轮到他值夜，他就搬张椅子坐在篮球架下，一曲接一曲拉他的二胡。每当优美的二胡声徐徐响起，就有人三三两两走到校园里，围到他旁边。拉的人如醉如痴，听的人心旷神怡。曲终人散，明月当空，柔光照在空空的操场上，好像铺了一层意欲未尽的皎洁旋律。吴老师喜欢吹笛子，《红梅赞》《洪湖水》《歌唱祖国》是他的拿手曲目。夏天的晚上，他倚靠学校的旗杆，笛音如风，时急时缓，几支曲子吹下来，庙街上的暑热似乎都被逼退了几分，夜色也变得澄澈起来。

赵老师是学校唯一的体育老师，学生都很喜欢他。赵老师那时约莫三十来岁，长得浓眉大眼精精神神。一到下午，他就出现在操场上，教学生打排球、篮球、跳高、跳远，掷标枪，推铅球。他还根据农村孩子喜欢爬树的特性，在操场西头装了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架子中插进一排五根高约10米的楠竹竿，让学生们练习徒手攀爬。不到一个学期，楠竹竿就被爬得溜溜光光，有好些学生可以像猴子一样攀上爬下。赵老师自己喜欢打乒乓球，球路刁钻，能拉能攻能削。庙街有几个孩子跟他学会了搓球和摆球，回过去的球有时往后走，有时往左走，有时又往右走，每每让对手扑空，看起来特别有趣好笑。

不过，在老师中最搞笑最有趣的是付老师。付老师兼着五年级和初二班的语文，学生当面喊他 “付老师”，但私下提起他，都叫他“付巴特”。

“巴特”就是英文but的音译。不知道付老师为什么特别爱说but,讲话中凡是用到“但是”，他一定要先说“but”，再说“但是”。我有一回爬到教室窗台边看他上作文课，就听到他说了好几次“but”：“你这篇作文写得比较好，记叙生动详细，but——但是一定要注意详略得当……”“你的作文做到了开门见山，but——但是结尾部分没注意点题……”

付老师个子不高，身材偏瘦，但嗓门洪亮，他的“but”发音很有特色，“巴”音响亮且较长，“特”音则轻而短促。说“但是”的时候，两个字却都念得比较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诙谐效果，让听的人禁不住想笑。就因为他说话喜欢夹杂but，所以得了个“付巴特”外号。

那时，庙街小学有一个文艺演出队，付老师一人身兼导演、编剧和美工。

记得他们排演过《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为了舞台效果，付老师别出心裁，每次演出都给扮演正面人物的小演员发一小块红纸片，让他们用口水濡湿了擦在嘴唇上、脸颊上，展现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

有一次他们在傅氏祠堂排演《红色娘子军》，几十个女生脸蛋绯红神采奕奕，挥舞着大刀在台上往来穿梭，场面非常壮观。付老师在旁边看得格外认真，不时提醒演员抬头、挺胸，踢腿绷紧有力，中间还叫停过一次，他亲自上场拿刀，示范团身劈砍。

最好笑的是演出《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化名胡彪初见座山雕。扮演杨子荣的是一个英俊少年，大眼睛浓眉毛，头戴黑绒帽，身披狗皮袄，腰里别着一支木头匣子枪，模样一本正经却又透着几分稚气。

杨子荣上场前，付老师事先用红纸在他脸上晕了色，白里透红更加精神。

戏开场了，杨子荣蒙着眼睛被带进威虎堂，一众土匪与他讲切口。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嘛哈嘛哈?”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

“好叭哒!”

“天下大耷拉!”

土匪问得凶，杨子荣答得稳，一场好戏开场顺利。

脸色阴沉一直在高椅上默不作声的座山雕突然发话了：“脸红什么?”

“容光焕发”，杨子荣一抖衣襟，面朝观众摆了一个姿势，大家齐声叫好。

接下来的情节，本来应当是杨子荣回头面向座山雕，一挥衣袖顺手把脸上的红纸色擦淡一点，可是颜色化得稍浓了一些，擦过之后脸色依然是红扑扑的。

座山雕看着杨子荣的红脸蛋，犹豫了好一会才问：“怎么又黄了?”杨子荣看不到自己的关公脸啊，一字一顿回答得中气十足：“防冷，涂的蜡。”

台下有人冷不丁喊道：“不对，不对，杨子荣的脸一直是红的。”台上台下顿时哄堂大笑。

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为年岁太小，我对那些戏的内容不感兴趣，却对演员们手里拿的枪啊刀啊特别喜欢。这些道具都归付老师管理，平时就收在校长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有一次看见门开着，我禁不住诱惑溜进去，像孙猴子到龙宫寻宝一样，先拿起一杆银样镴枪头的红缨枪，觉得太长了不顺手，又拿起一支木头步枪，感觉枪把子太粗，木头手枪倒是小巧，但不抢眼。在所有道具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几把木头大刀，大刀被漆成了白色，刀柄上系着红绸布，挥砍起来英姿飒爽特别威武。我心里想，要是能将这把刀借出去就好了，一定会让小伙伴眼馋得稀里哗啦的。

我下定决心要借出这把刀，有一天付老师又到我家串门，乘他和父母聊得开心时，我央求他把大刀借我玩一天，谢天谢地，他竟然很爽快答应了。当我挥舞着大刀跑出学校时，感觉心都要飞起来。

带着这把大刀，我召集一帮小伙伴在晒场上玩打仗游戏，让大家轮流耍刀过瘾，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但一把刀太少了，玩不出气势，大伙新鲜一会儿之后就开始玩撞麻城游戏。因为拿着刀不方便，我就找了一个草垛把刀藏在里面。让人纳闷的是，当游戏散伙后我去草垛取刀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问一块玩的伙伴，都说没看见。我空着手怏怏然回家，老老实实把事情告诉父亲，后来他抽空做了一把木头大刀，让我还给付老师才交了差。

一九七八年，付老师在庙街小学排演了最后一个节目。这年春天，国家颁布了新宪法，上面要求有关单位加强宣传普及，付老师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别出心裁排演了一场节目。他亲自上场，扮演一个年逾七旬的老汉，用老汉之口称赞新宪法。首场演出在傅氏祠堂举行，老汉地道的装扮、诙谐的语言，以及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巧妙情节，让满堂观众乐不可支，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公社随后调派庙街小学文艺表演队带着这个节目在全社巡回演出，同样场场精彩。

这次巡回演出结束之后，付老师就被调到公社中学教书，不到三年，他又被调到乡政府做文教工作，慢慢的从普通办事员做到了副乡长，又从副乡长做到了镇人大主席。十多年后，他又当上了副县长。据庙街后来见过他的人讲，付老师虽然官越做越大，却依然保持着当年教书时的本色，身材还是那么瘦削，嗓门还是那样洪亮，待人还是那样热忱。要说有什么改变，就是说话时不再使用“but”了。

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庙街小学一样在发生明显变化。首先是民办教师都被辞退了，怕鬼的周老师在辞退当年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镇办完全小学，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教体育的赵老师回家做了两年农活，就跑到石门县城租一间临街门面摆了一个烟摊，没过几年就把生意做大搞起了香烟批发。不过有人议论，说他发家主要靠贩卖假烟。

最神秘的是蒋老师，离开学校后很多年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在广州做投机生意，因为干的是违法行当，所以不敢公开抛头露面。还一种说法更玄，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在全国多个地方秘密埋藏了大批宝物，交由一个叫“梅花协会”的组织看管，时光流逝，知道藏宝地点的人越来越少，为了尽快找到宝物，国家委托一个民间组织负责寻宝。一个偶然机会，蒋老师加入了该组织，并且成了一个小组长……还有人说，蒋老师这些年也回来过一两次，不过都是晚上到家的，白天没出门……这些说法真真假假，无从验证，但他留在村里的老婆和两个女儿衣着朴素，两间土砖房也一直没有翻修，根本看不出家里有人在外面赚钱的样子。

庙街小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新建校舍，镇政府拨一点钱，白龙煤矿资助一点钱，再由各家各户自愿捐助一点钱，在原校址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六间教室的教学楼。然而这个时候，计划生育的影响力开始显现出来了，村里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一个班级甚至凑不齐10个学生。学校于是压缩办学规模，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集中到五公里外的镇办完全小学上学。

二00五年秋天，由于生源严重不足，镇里决定停办庙街小学，在庙街上几乎回荡了一个世纪的琅琅书声，就此成为绝响。

停办后的庙街小学，萧瑟荒凉，教室前那一排梧桐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落在操场上、走廊上，随风飘卷。空荡荡的校园像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孤独落寞没精打采在那个角落守望。

世道轮回，也许有一天，庙街又会响起那美妙的铃声、书声、歌声，又会看到成群结队朝气蓬勃的青春身影。

我深深期待那一天早早到来。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