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范亚湘

01

1937年的冬天，延安下了一场大雪，宝塔山下皎洁的一片。

这天下午，整个延安都在传递着一条近乎轰动的新闻：从德国哥廷根大学回国的科学家陈康白来延安了!

听完汇报，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呼地站起来，猛吸了一口烟说：“好，来得正是时候啰!”

当即，毛泽东、朱德等在窑洞里接见了风尘仆仆的陈康白。

“我看了介绍，你是1904年7月生，那可是我的小老弟啰!”毛泽东紧紧地握着陈康白的双手，风趣地说：“你是长沙县麻林桥(今路口镇)人，当年我去板仓走丈母娘家时，好几次路过麻林桥，听说你们麻林桥人讲话带一个‘呃’字，对，我想起来了，就叫‘麻林桥呃’……老弟讲话带不带‘呃’啊?”

毛泽东的爽朗、幽默立刻冲散了陈康白来延安途中的劳顿，心情像窑洞外飘舞的雪花，那样明亮、那样畅快。

“七七事变”之后，“到延安去”成为了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激励着许多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天南海北汇聚到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河两岸正焕发着一个全新世界的无限生机。诗人何其芳咏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共有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70%为中学以上水平，还有少部分大学生。这些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大多家境殷实，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门少爷”，在当时可以预期美好的“个人前程”。还有一部分人更为特殊，他们是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青年和海外留学的科学家。

任弼时说到的科学家，就有陈康白。

初来延安，延安老百姓的热情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礼遇，让陈康白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理论。1938年，陈康白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改变，同时完成了由一名化学家到红色科学家的转变。

02

时间回到1918年夏，陈康白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从事私塾教育的陈康白之父陈淡园对儿子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儿子长大后，承继自己的衣钵，一心教书育人。他要求儿子一定要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成为其好友徐特立的学生。

长沙县路口镇陈康白生平业绩陈列馆馆长杨义介绍，因陈淡园与徐特立的情谊，徐特立对好学懂事的陈康白“一直是关怀备至”。

“陈康白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全面接受了新知识和进步文化的熏陶，开始了解中国社会，学会为民族而思考，懂得了新青年未来的责任。”同时，陈康白在思想上受到了恩师徐特立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科技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些都为陈康白日后奋发学习、立志科学救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922年，陈康白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考入上海的沪江大学。这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大学，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正是在这里，陈康白进入了化学王国，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早期化学专业大学生。陈康白在沪江大学读书期间成绩很好，可因多次组织“反帝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校方勒令退学。陈康白中断了在沪江大学的学业，又回到了长沙老家，跟随父亲教一群小孩子。

1924年的夏天，徐特立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了长沙。听闻陈康白滞留乡间，当即写信给在厦门大学任教的一位好友，请求收留他的“得意弟子陈康白”。翌年夏天，陈康白以转学的方式进入厦门大学继续攻读化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留在厦门大学任教。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因为潜心学术，发表了好几篇化学学术论文，陈康白先后被浙江大学、北京大学邀请，从事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运气总是光临在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1933年，陈康白的一篇化学论文发表在美国的一家权威学术刊物上，引起 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教授阿道夫·温道斯的高度关注，邀请他前往该校化学研究院做研究员，专攻生物化学。也许人们还不太熟悉阿道夫·温道斯，但一定知道维生素D，阿道夫·温道斯就是因研究发现维生素D，而获得了1928年诺贝尔化学奖。

德国哥廷根大学对陈康白“可谓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路口镇前党委书记吴昊说到家乡人陈康白当年在德国受到的礼遇时说：“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景仰!”

1933年，陈康白从家乡长沙县路口镇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从事化学研究 。仅仅30多岁的他已是一名用化学“行走天下”的科学家了。

哥廷根大学特意安排了一层楼给陈康白作为办公和实验场所，并给他专门配备了一个助手班子。“第二年，陈康白就出了研究成果，阿道夫·温道斯高兴得不得了，随即决定：为陈康白的夫人杨慎宜提供特别助学金，并给夫妻俩配备了一栋宽敞的住宅楼，以此好让杨慎宜一边在哥廷根大学读书，一边照料陈康白的日常生活。”

“哥廷根大学可是出了数学王子弗里德里希·高斯这样世界顶尖自然科学家的地方，为什么阿道夫·温道斯那样重视陈康白?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那可是冲着诺贝尔化学奖而去的啊!”路口镇党委书记吴昊感佩地说，如果有机会去德国，一是要去瞻仰马克思的故居，二是要去陈康白当年从事化学研究和居住的哥廷根大学看看，“好好感受一下一个路口人的爱国情怀和科学担当。”

03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潜心治学和研究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充足的阳光，悠长的夏日傍晚和温暖的气候，让身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陈康白既享受着化学世界的乐趣，又享受着优渥的生活。可是，1937年7月7日夜，远在中国北平的枪炮声令陈康白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天是他33岁的生日，因为时差的关系，当他获得“七七事变”的消息时已是次日午时，“他切生日蛋糕的手颤抖了，他深情地看着妻子和幼小的儿子，还没等把生日过完，就毅然决然地宣布了回国的决定!”杨义说，他在筹备陈康白生平业绩陈列时，接触了大量陈康白生前工作和生活中的同事和学生，“在他们的讲述中，陈康白一生除了科学，就是爱国!”

1937年7月下旬，陈康白一家人带着成包的专业书籍和实验器材，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临别时，阿道夫·温道斯打破惯例特意给陈康白送行，两位科学家握着手，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阿道夫·温道斯的眼眶湿润了，拍了拍陈康白的肩膀说：“尊重你的决定，等着你早日回来。”

陈康白辜负了导师的期待，这一离别，再也没有走进过哥廷根大学的校园。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耄耋之年，学术泰斗季羡林忆及往昔，写下一部《留德十年》。在哥廷根大学，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留德十年》中，季羡林讲述自己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带来的苦难，而于苦难之外，又更难忘学长深思，友人情深，这其中就包括陈康白。

1937年8月中旬，陈康白一家人回到了长沙老家。当得知恩师徐特立就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陈康白即刻去拜访了他。其时，党中央正要求各地区和军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同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像与敌人争夺国土那样，竭尽全力地源源不断地向延安吸收和输送革命青年，以储备人才。

徐特立怎么会舍得“放过”陈康白这个令他骄傲的学生。

师生相见感慨之余，徐特立对陈康白回国投身抗战的决定甚感欣慰，也与陈康白深刻交换了对当时中国时局的看法，并鲜明地给陈康白指出了去向：到延安投身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救国。

“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陈康白和爱国青年们奔赴延安的路漫长而艰辛，要不断地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然而，他们怀揣抗日救国的决心，那追求光明的理想和信念，支持着他们前进，前进!

04

作为边区少有的“海归”科学家，陈康白在工作中积极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全面改变边区的工业状况，推动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康白不仅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还受命组织筹划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

1939年4月举办的这次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不仅开了先河，而且对推动边区经济建设意义重大。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并为此题词：“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或许就因为这次展览会的成功，陈康白被派往中央财经委工作，兼任中央军委军工局技术处处长。“陈康白在延安参与领导边区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央还向他委以重任——筹建自然科学研究院，整合边区的科技力量，服务边区发展建设。”杨义介绍说，伴随着工业展览会的成功举办，边区各界对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但是科技基础薄弱的事实，也让中央认识到筹办一所自己的自然科学大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40年初，陈康白(左三)与林伯渠(右一)等勘察延安自然科学院校址留影。资料图片

贺敬之《回延安》说：“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延安自然科学院就建在延安南门外的杜甫川。虽然困难重重，但陈康白全身心投入到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中，“从零开始”着手建设。

1939年5月30日，自然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成立，切实为边区生产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持。按照中央要求，研究院主动参与一大批工厂的技术改造，为生产部门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贡献有恢复并提升了延安难民纺织厂的生产能力;全面参与延安振华造纸厂建设，成功试制出马兰草造纸工艺，一举解决了边区用纸困境。”杨义说。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成立，融入了陈康白“科技救国”的理想与抱负，也让陈康白付出了巨大的辛苦与劳累。那段时间，陈康白几乎每天都要赴基层进行调研，为解决边区的科技困难紧张忙碌。根据中央指示，研究院先进行了“延安难民纺织厂”的恢复生产工作，接着就是全面参与了振华造纸厂的建设工作。研究院的华寿俊、王士珍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人们反复试验，最后终于试制出了马兰草纸，完全适合报纸和期刊所用，解决了延安的用纸难题。

马兰草纸的成功使同志们受到鼓舞，陈康白带领大家主动走出去参与各个手工业工厂的技术改造，为生产部门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如当时的纺织厂、皮革厂、农具厂、茶坊机械厂，都可见到研究院科技人员在参与技术改造的身影。

1940年8月，中央又给陈康白安排了一个紧急而又特殊的任务：兼任三边盐业处的处长，解决提高食盐生产产量的问题。

俗话说三边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在这三宝当中又以食盐最为重要，整个西北主要靠三边的食盐来供应。而对于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陕甘宁边区来说，对外出口盐的收入占到了边区收入的近95%，提高盐的产量对边区的经济影响太大了。

在三边，陈康白虚心向盐民了解情况，认真分析当地的地质结构。在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调查，在盐民的帮助下找到了“海眼”，改善了制盐工艺，盐产量一下子提高了五六倍。

陈康白一边忙着提高盐的产量，一边抽空回杜甫川筹备自然科学院开学，两边不停地奔波。“但是，陈康白从不叫苦，从不知累。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接受着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总是把党和人民的重托放在心头，用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的诺言：要在这片土地上贡献自己的一切。”杨义说。

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设有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招生专业包括化学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农业科、林牧科，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自然科学大学的光辉历程自此开启。

1980年，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建校40周年之际，老院长陈康白回到这所他亲手创建于抗日烽火中的红色大学。曾经杜甫川前的那座窑洞大学，这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所理工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

05

1944年6月，陈康白随359旅旅长王震赴江南开辟新的大后方。在南下支队的干部队伍中，有不少作家和学者，如作家周立波、经济学家丁冬放、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化学家陈康白等。陈康白在经过汾河冰滩时，身边驮运书籍和仪器的骡子不慎滑倒。为抓紧时间行军，他不得不放弃骡子，与饲养员一起冒着坠河危险把心爱的书籍抢了回来，王震对此举十分赞赏，当场写下诗：“吕梁山上剃胡子，汾河岸边丢骡子。死也不丢竹杆子，誓与马列共生死。”

据胡炜《我们的父母》所载：一次，在攻打敌人土围子时，由于城墙有两丈厚，山炮无法摧毁，陈康白带领军工部技术人员研制出电子爆破筒，用煤油筒内装黄色炸药和雷汞，再将爆破管放在雷管前面，同时用电话线将煤油筒与电话机连接起来，只要摇动电话机手把就能引爆。终于攻破了城墙。在后来在丁巴山战役和枣阳战役中，我军又使用同样的爆破方法，消灭了大量敌人，立下赫赫战功。

还有一次，南下支队在行军途中遇见一个地主碉堡，敌人在碉堡里向我军火力攻击，部队一时攻不上去。王震旅长找来陈康白说：“你是最大的知识分子了，你给咱们想个办法吧!”陈康白认真想了想，提出了一个“土坦克”的办法，就是在八仙桌上蒙上几床棉被，用水给浇透了，基本上能够抵挡当时土枪的火力。不曾想，就是靠几辆“土坦克”，战士们拿下了那个碉堡。

1944年冬至1946年春，陈康白一直担任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陈康白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简化、改良军工厂的生产工艺，制造出工序简便、爆炸力却更大的木柄手榴弹、新式地雷，提高了枪械修理和弹药生产的效率，基本满足了三大兵团的作战消耗。”

新中国成立后，陈康白曾先后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副部长、松江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1年6月25日，陈康白接到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任命，担任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据哈工大教授李家宝回忆：“陈康白校长本人既是专家，又是干部，不怕别人戴帽子。”为了尽可能地吸纳当时国内的优秀人才，陈康白还直接请求中央派一批留学归国人员到哈工大。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历史上，流传着“八百壮士”为哈工大发展前仆后继、奋勇拼搏的故事。无论是科研、教学，还是改革、发展，“八百壮士”早已成为哈工大的一种依托、一种精神、一种财富。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大量科技人才，特别是需要培养一批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理工学院的师资，哈工大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在冯仲云、陈康白、李昌、高铁等同志主持和领导下，先后有800多名教师从祖国各地来到了改造扩建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承担起全部教学、科研任务。他们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平均年龄只有27.5岁，被誉为“八百壮士”。这其中，陈康白可谓是这“八百壮士”导师中的导师。

06

后来，陈康白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文教办副主任等职，致力于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文革”开始不久，陈康白就受到了冲击。1975年，经家人多方疏通，已是一脸花白胡须的陈康白得以回到家乡路口镇休养。陈康白寄住在乡亲家中，休养之余，不忘怡乐乡间，心系民情，留下了许多关于“胡子爹爹”的感人故事，时至今日仍为乡亲们津津乐道。

陈康白先后寄住在堂弟陈运国与大队信用会计杨建均家中。“当时农村的条件普遍较差，各家各户都要下田干活挣工分。尽管生活困难，乡亲们还是把老人的饮食起居照顾得细致周到。”杨建均的妻子黄来强不但拿出自己结婚用的床铺、书桌、立柜和全新的床上用品给老先生用，而且每天悉心安排老人洗漱、进餐与卫生清洁，下午再去田里 干活。

杨建均每天从信用社带回报纸给老人，还不时将李先念、王震等中央领导的来信念给老人听。感受到亲邻的关心和敬重，使陈康白的心情也慢慢好转起来。“他常在晚饭后将大家叫到一起，把自己以前打仗的故事和工作中的趣事讲给大家听，还告诉孩子们要好好读书，将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有小孩吵闹，他会神秘地摸出几颗糖来。”现今已是70多岁的黄来强一说到陈康白，就有说不完的话，“‘胡子爹爹’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就像他的腰杆子那样挺得直，从来不含糊。”

1976年春天，连续多天的大雨，丁家港水库已超过了警戒水位，随时有垮堤的可能，陈康白再三观察，提出采取泄洪的措施。公社党委在他建议下，果断分流泄洪。洪水冲毁了一段小渡槽，秧苗和农田设施保住了。在那白茫茫的一片水域前，陈康白看到断槽流水，随口吟道：“大风大雨狂，农田一片白。断桥飞瀑布，小坝变长河。”

陈康白还记挂着家乡的几位儿时玩伴，在农闲时经常把他们分别请来，“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几乎挣到工分，都等年终结算时，才会有一点点收入。有时还超支了工分之外的。陈康白看在眼里，隔三差五以下象棋之以名请他们来聚，他自己掏钱请屋主黄来强到肉铺买点肉，还买几瓶(一毛三分钱一瓶)青梅酒。老人看着他们蜡黄菜色的脸，布满老茧的手，想着他们的不容易，还总叫房主另外买点豆腐，多加个小菜……一直到至今，陈康白爱喝青梅酒配红烧豆腐的故事，仍被人津津乐道。”黄来强说。

“谁家有喜事，陈康白都会到场帮忙，总想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这样的人质朴，受人尊敬。”1979年底，陈康白离开路口返京，乡亲们含泪送他到两三里外的车站，时年已是75岁的他三步两回头，不停招手，老泪纵横。黄来强回忆。

1981年7月31日，陈康白因病在北京离世。

今年10月12日，“陈康白教育奖”捐赠暨哈工大附属中学与陈康白中学结对共建活动仪式在长沙县路口镇举行。时任路口镇党委书记吴昊(持话筒者)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熊四皓(前排左一)介绍路口镇开设的陈康白事迹陈列馆。

今年10月12日，“陈康白教育奖”捐赠暨哈工大附属中学与陈康白中学结对共建活动仪式在长沙县路口镇举行。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熊四皓指出，陈康白在哈工大担任校长期间，高度重视人才，注重从国家建设需要找准发展大学定位，重视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哈工大办学特色……“哈工大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结对的陈康白中学，加大对长沙县和路口镇的教育支持力度，在长沙县建立哈工大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积极服务长沙县发展需求。”

同日，哈工大学子康为民为长沙县“陈康白教育奖”捐赠100万元，用于表彰路口镇范围内教育教学能力突出的教师、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和先进团体以及成绩优异的学生。

深冬，路口小镇雾霭朦胧，波光粼粼的麻林河河水清澈见底，澄碧如镜，能映出远处翠绿的山，碧蓝的水。家乡静美如画，仿佛在告慰陈康白。

陈康白生平

陈康白(1904—1981)，生于长沙县麻林桥乡(今长沙县路口镇明月村南品墙屋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科学教育家，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缔造者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军工奠基人之一。陈康白出身贫寒，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31年任北京大学理学院研究员，1933年赴德国留学，进入哥廷根大学化学研究院研究生物(有机)化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国，经恩师徐特立介绍到延安参加革命。次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军工局技术处处长、三边盐务处处长、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重工业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哈尔滨工业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央党校国务院参事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1年7月31日在北京去世。

（晚年的陈康白。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