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里的「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是编造的

  腾讯新闻-短史记   2020-12-16 14:06:49

文丨言九林

为了彰显秦国对楚国发动战争的正义性,正在热播的历史电视剧《大秦赋》中 虚构了一段楚国百姓不堪压榨集体逃亡秦国的剧情——剧中,一群逃至秦楚边境的楚国百姓,被楚军追上后,发出了“回楚国,我们没有活路啊”、“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的呼喊。

战国时代的百姓们,确实干过这种“用脚投票”的事情。但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纷纷投奔秦国,而是纷纷远离秦国。

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比如,公元前259年冬天(这一年嬴政出生),苏代去见秦相范雎,就当面对范说出过“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这样的话。①

当时,秦军正由名将白起指挥,兵分两路,进攻韩国的皮牢和赵国的太原。苏代此来,是受了韩、赵两国的委托,旨在鼓动范雎去劝说秦昭王退兵。

据《史记》所载,苏代是这样给范雎剖析利害的:“白起已为秦国攻取了七十余座城池,南定鄢、郢、汉中,北败赵括,其功劳可比肩周公、召公和吕望。若再灭了赵国,白起必然要升为三公,你范雎能接受自己的地位被白起压制吗?但你不接受也不行,白起若灭了赵国,一定会成为三公。”

然后,苏代给范雎提供了一项瓜分白起之功的主意:

“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①

大意是:秦国之前进攻过韩国,围困了邢丘和上党,结果上党的民众全跑去了赵国,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假如现在灭了赵国,那么,北边的赵国人定会跑去燕国,东边的赵国人定会逃往齐国,南边的赵国人则会迁往韩、魏,秦国能得到多少赵国百姓,想必你心里也有数。所以,与其让武安君白起立下灭赵的大功,不如由你去劝说秦王退兵、接受两国割地的提议。割地讲和对秦王有好处,他不但可以得到土地,还可以得到百姓;对韩、赵两国也有好处,他们可以继续苟延残喘;对你范雎同样有好处,你的政治地位不会遭到白起的挑战。实可谓一举三得。


■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各国形势图

苏代口中的“上党之民皆反为赵”,指的是公元前262年,也就是苏代游说范雎的三年之前,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且切断上党与韩国之间的联系。眼见陷落已是定局,韩国也有意将上党割给秦国,上党郡守冯亭遂派人前往赵国求助。他们用来打动赵王的理由之一,便是上党百姓“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上党的百姓撤到韩国是不可能了,但他们也不愿做秦国的百姓,相比之下更愿被赵王统治。②

再如,公元前257年,也就是苏代见范雎之后两年,又有齐国人鲁仲连发出了“义不帝秦”的誓言。当时,秦军围困赵国首都邯郸,魏国派人去见赵平原君,劝赵尊秦昭王为帝。客游赵国的鲁仲连站出来反对说,秦国乃弃礼仪之地,“权使其士,虏使其民”,专以权术驱策士人、以虏囚对待民众,若秦国一统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我鲁仲连宁愿跳东海而死,也不愿做秦国的百姓。③

苏代、鲁仲连的话,或许会因立场不同,多多少少难免对秦国带有敌意和偏见。但《商君书》里的《徕民篇》,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徕民”,顾名思义就是招徕流民。《徕民篇》是一篇写给秦王阅读的政论文章,核心主旨是劝说秦王改变政策,对民众好一点,不要控制和汲取得太狠,以吸引六国百姓投奔秦国,增加秦国的人力资源。因为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商君书》里,以往有一种错误的判断,以为这篇文章是商鞅所写,进而认定商鞅变法期间,就已开始实行种种比东方六国更好的惠民政策。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写作者绝对不可能是商鞅,而是后世之人在编纂《商君书》时,误收了其他秦人的作品。因为文章中提到了“长平之胜”,此时商鞅已死了七八十年。文章的诉说对象是秦王,因作者多次自称“臣”,可知是某位秦臣写给秦王的政论。这位秦王,可能是范雎所侍奉的秦昭王,也可能是之后的某位秦王。至于这位秦臣是谁,有学者猜测是吕不韦,也有学者猜测是尉缭,但都难以定论。④

知道了文章写作的大概时代,再来看文章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苏代与鲁仲连们的说法,绝非夸张。

文章里,这位不知名姓的秦臣说:秦国如今幅员辽阔,“地方千里者五”,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领土,但是却人口不足。反观相邻三晋之地的韩、魏等国,“土狭而民众”,领土狭小却人口众多。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性情,是希望拥有自己的田宅。三晋各国的田宅不够分配是确凿的事实,秦国的田宅大量多余也是确凿的事实。在这样两个确凿的事实面前,民众却不愿西来,是因为在秦国做“士”非常惨、在秦国做“民”非常苦。《徕民篇》的原话是:“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⑤

这位秦臣,还批评了当时秦国流行的治国方针。他说,秦王的官员们一致认为,三晋各国之所以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放任民众追求快乐,且动不动就免租免役赐给民众爵位(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国之所以强,是因为这里的政府强迫民众吃苦耐劳,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赐予爵位(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该秦臣认为,这种苛政,正是其他国家的百姓不愿流入秦国的主要原因。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官员成天把“爱爵”——吝啬爵位、“重复”——不轻易减免赋税劳役挂在嘴上,将之说成秦国强大的诀窍,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兵法上说,敌人弱了,就等于我们强了。三晋各国打不过秦国,已是长达四代人之久的事情。从魏襄王那时候开始,他们野战打不过我们,守城也一定会被我们攻克,大大小小的战争,三晋各国败在秦国手下,已不知多少次了,但为什么我们还灭不掉他们?

该秦臣给出的答案是:“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我们秦国只能夺走他们的土地,无法夺走他们的民众。之所以不能夺走他们的民众,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对百姓有多好,只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对百姓实在太坏。

《徕民篇》提供给秦王的策略,是以诏令的形式颁布优惠政策,凡自其他诸侯国前来归附的百姓,免除三代人的徭役赋税,不征发他们参加战争,开垦岭坡、洼地上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将之写入法律。如此,“足以造作夫百万”,必可招来大量的百姓入秦。

若以《徕民篇》里提到的长平之战为该文写作的最早时间(公元前260年),此时距离秦国统一六国,已只有约四十年的时间了。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没有材料能证明秦王采纳并落实了上述建议。

其实,在战国时代,无论身处哪个国家,百姓皆不过是任人蹂躏的刍狗。比如韩、魏两国遭到秦军攻击,两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⑥。“民不聊生”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所以流民是战国时代极常见的问题。各国也都深感本国可供驱使的人力资源不足。孟子见魏(梁)惠王,后者即向他抱怨自己施政已经很用心,为何“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⑦。吴起去楚国变法,也曾对楚悼王说,楚国“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⑧。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传世的文字资料,还是出土的简牍,只有六国百姓不愿做秦民,而绝无六国百姓纷纷逃入秦国的记载。

回到《大秦赋》里的“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

东方六国之中,魏、韩两国均曾实施过“类商鞅式变法”,故在被秦军吞并后,原魏、韩两国的百姓对秦政的忍受能力略高一些。赵、齐、燕三国百姓则普遍有“秦法重”的怨言。对秦法最感苦不堪言者,则是楚国。正如陈苏镇教授所言:

“根据秦末战乱中各地反秦之激烈程度的差异和《语书》透露的信息,我们说秦之‘法律令’与关东文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当无大错。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由文化差异与冲突引起的楚人对秦政的反感,及齐、赵等地人民对楚人反秦战争的同情,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⑨

这也是为什么秦军占领江汉平原后,大量人口选择东迁;三晋地区的百姓,面对秦军的进攻,选择的也是东迁。

出土的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里,也载有多例南郡(秦地,原属楚国)百姓,越境逃往楚地的案例。

比如,其中有一个案子,是一伙共计14人的群盗被秦国地方政府捕获,审问之后得知,其中有4人原本是秦人,之前逃亡到了楚地。另外10人则是原楚国之人。这14人在秦军占领南郡之后,再次向更东边的楚地逃亡。后来又想着要回家乡“归义”(很可能是因为在异地生存很艰难),然后走到半路,又选择做了匪盗(很有可能是知晓秦律对逃亡者是要严惩的,所以干脆就落草了)。

另一个案例,是一名叫做“多”的男子,在秦军攻打“荆庐溪”这个地方时被捕获了。这个地方大约位于今天的洞庭湖附近或岳阳一带。经审问后发现,这个“多”是十年前跟着他的母亲一起,从已被秦军占领的南郡,逃亡到更东南边的楚地来的。那时候“多”只有12岁。⑩

这些出土简牍反映的史实,与《大秦赋》里“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的情节,可谓截然相反。故此,最好不要将《大秦赋》当成“历史正剧”来看。

参考文献:

①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② 冯亭降赵之事,更详尽的考证,可参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5-1059页。

③《战国策·赵三》。

④ 仝卫敏:《<商君书·徕民篇>成书新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商君书·徕民篇》。

⑥《战国策·秦策四》。

⑦《孟子·梁惠王上》。

⑧《吕氏春秋·贵卒》。

⑨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社2001年版,第35页。

⑩(韩)琴载元:《秦代南郡编户民的秦、楚身份认同问题》,《简帛研究》2015年秋冬卷。

责编:廖慧文

来源:腾讯新闻-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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