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场丛文

湖南茶陵县偏居湘赣一隅，“界三路之间”，扼湘赣要冲，历来为兵家盘踞和必争之地。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鉴于茶陵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军事需要，在茶陵曾修建过两个飞机场，使远离中心城市、地处湘东一隅的茶陵成为交通、军事中心。

鲤鱼洲机场

鲤鱼洲机场旧址位于茶陵县城郊的思聪乡深塘村鲤鱼洲上。1931年4月动工，1932年11月竣工，长400米，宽250米，面积为10公顷，场内有起降跑道和一个停机厂棚。兴建机场的主要目的，是“同剿”湘赣边数十县的苏区红军。

1931年年初，随着中央苏区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湘赣边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湘东南独立一师、三师和茶陵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力量快速壮大，湘东南、赣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在此设立湘赣省。面对这一燎原之势，国民党十分恐慌。担任“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887-1956)、总参谋长兼28军军长刘建绪(1890-1978，湖南醴陵人，国民党陆军上将)，将茶陵列为六个重点“剿匪”区之一。调遣28军的63师、15师、16师等重兵进驻茶陵，并纠集地方武装，向苏区全面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围剿”。由于当时茶陵还没有修通公路，国民党军队、武器运输效率缓慢，在红军快速机动的游击战面前时常被动挨打。为此，刘建绪命令国民党茶陵县政府强占土地，强征民力，一方面加紧修通茶攸、茶界(界化垅)公路，一方面经湖南省航空处勘察，组织驻茶军队和地方力量，在地势平坦、靠近县城的鲤鱼洲上兴建茶陵历史上的第一个机场，当时名为茶陵飞机场。

机场建成后，经常有国民党飞机起落，在萍乡、茶陵、永新、遂川等县担负侦察、轰炸、散发反革命传单等任务，大大增强了国民党军队“剿共”作战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国民党军队远程调派、机动指挥的保障力。国民党16师师部和28军军部先后搬至茶陵，给湘赣苏区，特别是茶陵带来很大危害。

1933年8月，红十七师3个团和茶陵游击队强攻位于湘赣边的雪花坳国民党碉堡阵地，欲拔除横亘在游击区补给线上的“毒瘤”。尽管红军英勇奋战，但国民党军队在飞机空中火力的支援下负隅顽抗，最后红军伤广300余人，被迫放弃并撤退。11月，国民党军队先派飞机对红军在湘赣边五佛岭构筑的碉堡、战壕等防御下事进行破坏性轰炸，扫清障碍，后组织地面主力向山上猛攻，红军凭险顽强反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较大，后终因敌强我弱，红军和茶陵游击队被迫转移。

1934年8月和10月，红六、红一军团主力分别突同长征，茶陵飞机场丧失了其“剿匪”功能。1940年8月，国民党茶陵县政府为防止机场被日军利用，将其毁弃，为躲避日军战乱而从长沙迁至茶陵的协本中学将机场跑道用作操场。1946年后，机场旧址被国民党县党部改建为“忠党林场”。新中国成立后，该林场被收为国营农场。

小汾机场

小汾机场旧址位于茶陵县浣溪镇小汾村，是国民党44军工兵营、辎重营等直属部队2000多人，与茶陵警察中队、浣湖乡民工700多人共同于1944年8月至9月修筑的。机场跑道长1000米、宽60米，能容纳多架飞机起降。

1944年6月，中日长衡会战，茶陵是拱卫衡阳的东门户和防护炎陵、赣州的北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7月，日军攻占茶陵大部，遭到国民党守军和茶陵地方民众的顽强抵抗。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1896-1998)急令退守茶陵浣溪一带的国民党44军军长王泽浚(1903-1974，国民党陆军中将)抢建一个军用机场，以利国民党守军和盟军对日作战。

王泽浚实地考察后，决定将机场建在靠近军部的沫水河高岸上。为了抢时间、赶进度，王泽浚亲自坐镇指挥。在炎炎酷暑下，3000名军民同心协办，夜以继日，每天忙碌10多个钟头，管理、施工、生活全部实行军事化。并修建了较完善的航空站、兵棚、无线电台等后勤保障设施。

9月中旬，机场竣工，随即飞来了6架轰炸机，下来一大批空军人员、美军爆破武装人员和中美指挥人员。几天后，6架轰炸机携带重磅炸弹，飞向江西吉安一带，轰炸日军。10月中旬，侵茶(陵)日军与国民党44军161师在茶陵下东乡狗子岭发生激战。日军凭借先进的炮火对国民党守军进行猛攻。战斗相持到第三天，国民党守军请求空军支援，并在防守阵地上，用白布摆成陆空联络信号，让从小汾机场起飞的盟军飞机识别目标，俯冲轰炸。此次行动，共炸死日军战马200多匹，遗弃尸体不计其数，迫使日军仓惶退守县城，并从此放弃南侵炎陵的计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茶陵人民通过机场航空站无线电台收到消息。喜讯传来，军民奔走相告。小汾机场在抗战最后阶段，发挥了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是军民團结抗战的结晶，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日本投降后，机场被荒弃。20世纪70年代经村民翻整，机场变成了面积有300多亩的种植基地。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