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紫湘

到道县东门村，是为了寻访何绍基故居“东洲草堂”。

何绍基撰写《先考文安公墓志》说：“先世自宋南渡时，由青州益都至道州，居东门外五如石之左，明经茂才，儒业相继。”又在《重修家神堂上梁祭文》中记载：“益都之何，分从宋季。道州占籍，世宅东门。瓜瓞之藩，渐区乎井里;诗书之庆，沛发于簪缨。自廿三公而降，迄十二世而昌。今共此门庭者，皆我回澜公之裔也。”算起来，何氏先祖迁到道县东门村已有六七百年时间了，繁衍子孙20多代，皆以耕读为本，数代间多人出外为官，其中官职最高的是何绍基父亲——文安公何凌汉。

对于东门村的何氏后人来说，何凌汉无疑是最为励志的榜样。其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却自幼聪明，一心勤奋好学。年仅16岁就在州、府两次考试中名列第一，补为附学生员。嘉庆六年，参加贡生选拔，评为一等。嘉庆九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嘉庆十年，何凌汉成为进士，殿试考卷以第四呈进，嘉庆帝认为何凌汉文笔出众，书法也好，特拔为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启政治生涯。据说，昔日攻读，因为无钱备灯烛，何凌汉凭点燃松枝照明，坚持苦读。在读经书时，总是手不弃卷，笔不离身，边读边注释。他的妻子廖氏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独自操持家务，每每背负着襁褓幼儿下地割柴草，以至左眼受伤而失明。

在晚清政坛上，何凌汉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办事勤勉干练，备受称道，历任吏、户、工三部尚书。他曾多次谏阻增税，力主简放冗员，千方百计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接手顺天府尹时，“京畿讼狱繁兴”，积案盈牍，他“尽心究研”，“每月按簿催结，不得滞留未断之案。”很快清结积案，做到案无积牍。在吏部尚书任上，他始终坚持“持大体，抑奔竞，案朴实，与人和而不同”。任人坚持“以根底器识为先”，从不以个人好恶定取舍，更不以公权徇私情。他的儿子何绍基“少负才名”，但仕途迟滞，先后参考十一次，前十次计二十年“榜发未中”，何凌汉也没有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旁门左道让儿子进入官场。他身为两朝重臣，生活上却能高洁自好，不随流俗，坚持粝食布衣，坚持盐菜佐餐的布衣习惯，教育儿孙为“使民无菜色”，必须使“官不忘菜根”。对于那位早年在劳作中受伤至一目失明的糟糠之妻，始终敬重如一。在满朝文武妻妾成群的环境中，他鹤立鸡群，不纳妾。

何绍基生在东门村，其时乃父尚在漫长的科考路上艰难跋涉。2岁时，因父亲入都，随母至西乡小坪村就食于舅舅家中。直到8岁，父亲高中进士“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方才跟随父母来到京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当时名家阮元、程恩泽的门生。18岁，应京兆试，取誊录，后补诸生、廪膳生。33岁，取优贡生。37岁，举乡试第一。次年恩科，廷对策“为长文襄、阮文达两师相及程春海侍郎所激赏，已置第一，旋以语疵抑落置十一”，“及成进士改庶常”，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后散馆一等，授编修，开始仕宦生涯。

不过，何绍基不仅科考之路饱受挫折，而且在官场上没有他父亲那么如鱼得水。他先后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正负考官。咸丰二年任四川学政，这是他一生为官的顶点也是终点。在这个位置上，他做了一些事情，深得士民拥戴。但也很快陷入官场暗斗，得罪了权贵。终因“缕陈时务十二事”，被咸丰皇帝斥为“肆意妄言”，最后由部议以“私罪”免去了他的学政官职。由任职到免职，不过三年时间，就成为了体制的炮灰。他那湖南人的犟脾气发作起来，甘脆断绝了仕进的念头，去当教书匠。从此无官一身轻，自由自在，浪迹天涯，遍历名山大川，拓碑访古，吟诗题词，过起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生活。

咸丰六年，他从四川出发，经由陕西、河南等地，到达山东济南，主讲于泺源书院。在讲学之余，尽游济南名胜，于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处留下许多诗名。咸丰十年，受长沙城南书院之邀，他离开济南回归湖湘。晚年，因受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邀请，又沿江东游，抵达才被湘军收复的南京城。随后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并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最终病逝于苏州省寓。

何绍基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抵达了令人高山仰止的高度，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在创作实践中，他用无穷奥妙的情感倾注于笔端，随着水墨的浸润濡染，形成了丰富的美感，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他的笔画之间全是气韵的流淌和充盈，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他是一位非常尊重传统而又是格外注重创新的大书家，功底深厚，基础过硬，主体书法，独辟蹊径，长期坚持用回腕独树一帜的“何体书法”，标新立异，自成门派，成为时代学习的楷模。晚清以降，习何体者甚众，蔚然成风。

不管走到哪里，何绍基对故乡道州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他的父亲何凌汉一生为官“不忘菜根”，他自己则每时每刻都想念着故乡的味道，脱不开故乡的口味：“纵有珍肴供满眼，每餐未许缺酸咸。”咸丰元年，何绍基在长沙葬母后回道州故里探望，见自己的祖宅——父亲早年开设的私塾“鹤鸣轩”已荡然无存，心中倍感悲凉。他在诗文里写道“还家如做客，敝庐无一椽。”于是出资邀集族人在“百年之旧址”重修村中祠堂及自家祖居，并在复建的“鹤鸣轩”附加上“东洲草堂”的宅号。不过，这一处新居何绍基没住几天，就在次年太平天国一路烧来的战火中焚毁。十年以后，何绍基“回州扫墓，瞻寻鹤鸣旧社，唯环秀亭尚在，其余屋庐荡尽，林木一空。”深感痛惜。但这时他已既无心情也无体力重建了，只在残存的塾师“小书房”暂居几日，就永远离开了故乡。

如今走近东门村，何氏族人的祠堂外壳尚在，门眉上加挂了“探花楼”牌匾以纪念何绍基的父亲——东门村走出去的第一高官，屋内则空空如也。靠墙四周摆放着近些年从各处收集来的何氏父子题写的诗词石碑，以及各种裱装的展览框架，让走进这一处古建筑的人尚能大致了解一个清代能臣的生平事迹。斜对面的“东洲草堂”却没有留下半点旧迹。虽然也横着一栋砖瓦小屋，门眉上也挂了“东洲草堂”的牌匾，但那只是数年前修筑的裸墙民居，没有任何文化的印记，让人看了心里徒生感慨!

我在这两处地方徘徊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我想，地上的建筑，固然是一个载体、一个形式，但也仅仅是一个载体、一个形式。若后人有心维护，虽然也能在风雨飘摇中勉强得以残存，却终究难以天长地久。唯有文化业迹，能够穿越岁月的黑洞，成为永恒的精神记忆。比如一座探花楼，让我们知道这世上曾有一个名叫何凌汉的人，知道这个人曾高中科举进士三甲被皇帝亲点为探花，并官至吏、工、礼三部尚书。徜若没有了这座建筑，我们可能就记不起这个地方曾经走出了这么个荣耀乡里的官员，更别说是他一生的所谓事功。东洲草堂则不一样，它地上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它屋主人的文化创造却始终流布在这块土地上。正如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何满宗先生为绍基故里东门村所题牌坊联：“尚书学政皆是大官乃一时荣耀，翰墨诗词均为小技却万古留芳。”大官高爵或许能荣耀一时，但终究经受不起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被视为“小技”的翰墨诗词艺术创作反而能穿越时空，润泽人心，流芳千古。

“探花楼”我看了一遍，只留下一个大致的印象。可是“东洲草堂”却象一个浑然天成的文化符号，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徜徉潇水河畔，隔岸遥望东洲，但见芳草萋萋，草木葳蕤，我分明感到那一座由何绍基用书画诗文搭建的文化小屋并没有颓圮，依然是那么地敞亮、那么地洁净、那么地雅致，伫立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伫立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超越了物质的形体，以纯粹精神的面孔清晰地浮现在我心灵的找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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