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俊

我们津市米粉店的格局，都是当街摆着两只汽油桶改造的大号煤炉，炉火烧得旺旺的，上面放两只铝锅，一只热着一早熬好的高汤，另一只用来下粉。有客人来，老板便问一声：“吃什么?有米粉、米面、饺子(老家管云吞也叫饺子)。”

客人往往大剌剌地往桌前的条凳上一坐：“来碗米粉，三两，肉丝的。”

“好，先坐，马上就好。”

老板说着，从泡着米粉的盆里抓起一把装进笊篱放在锅里煮着，一手握着笊篱柄，一手麻利地在灶台上排开几只碗，碗底放上盐、酱油、猪油，待米粉煮好后放进碗里，添上滚汤，最后再舀小半勺浇头，或肉丝，或牛肉盖在米粉上。老板的手法极其精准，那一小勺也不知是多少天练就的功夫，肉不能太多，否则长年累月下去本钱大;也不能太少，不然显得小气不好看，留不住回头客。要铺在上面看起来不少，真正吃起来却又没几根。

一碗粉下好，香气四散弥漫开来，雪白光洁的粉丝隐藏在粉汤里，点缀着少许葱花，再撒上一点干辣椒末，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口舌生津。老板喊一声：“三两的肉丝米粉好了!”先前点餐的客人便过来端走，尝一口，在滚汤中烫过的粉丝光滑嫩脆，温润爽口，不一会儿，“吸溜吸溜”的声音便传入耳畔，惹得人馋虫蠢蠢欲动。

平日里长辈总交待吃饭不能发出声响，不然便会被骂是“饿牢鬼托生”，唯独吃米粉时是例外，似乎唯有那“吸溜吸溜”的声响才能表达出味美。待一碗连汤带料一齐下肚，额头上便沁出细密的汗珠，感觉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像吃了人参果一般，周身通泰，那舌尖上的记忆，吃过一次便永远难忘。

早晨上学或上班前到粉馆里吃上一碗米粉，这一天才算开始——这是当时城里人的日常，对于生活在乡村的我们而言，却是奢侈的行为。

记忆中，老家农村是从来不吃“早餐”的，一律吃“早饭”。一字之差，却有很大的区别。农村人要干农活，劳动量大，早饭往往非常重要，一般要煮上足够吃一天的米饭，再炒几样菜，饱餐一顿，才能支撑一上午的体力劳动。吃“早餐”还是吃“早饭”，在当时似乎是贫与富、“吃国家粮”与“修地球”(种地)的区别。村子里也压根不存在早餐店，只有到了“上街”的时候才有机会换个口味。

那几年，农村虽然经济搞活了，大家口袋里都有了活泛钱，但“上街”还没成为常事，往往要到过年备办年货或过节走亲戚时才能成行。而“上街”，吃碗米粉或饺子是一定要的，有个说法叫“不进馆(下馆子)不算上街”，那早已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仪式感。因而年少之时，我最盼望的就是 “上街”，那种期盼，有如今天约会中的情侣等待恋人的到来。而米粉，便是我们的恋人。

记得上小学时，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和秋季运动会是我们最盛大的节日。两项活动都要在乡中心小学举办，所在地是乡里的经济中心，而且每到这个时候，各路商贩便蜂拥而至，我们也可以拥有比平时多很多的零花钱肆意消费，不亚于如今的情人节圣诞节。

有一年，我和小伙伴提前一个月便开始攒钱，只想等到了那一天便冲进米粉店，大饱口腹之欲。只是临到了却又不由自主地被琳琅满目的零食和小玩意儿所吸引，衣兜渐渐瘪下去，换到手的是冰棍、大大卷、果丹皮、展昭包青天包装的话梅，以及周润发赵雅芝的不干胶贴画。等到了午饭时间，却发现钱早已不够了，只能眼馋地看着别人痛痛快快地“吸溜吸溜”。为此，我们遗憾了整整一个学期。

后来再大一点，我考进了县城的中学，终于也可以每天吃“早餐”了。前些年，网上有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而我，奋斗了十年才能天天吃“早餐”。即便如此，为了省钱，我也很少选择米粉，只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就解决了。

有一回我生病了，胃口不好什么也不想吃。班上的团支书、也是我的女同桌知道后，给我买了一碗牛肉粉送到宿舍，逼着我吃完。在她的监督下，我三两口便连汤吃了个精光。滚热的汤汁似乎是将我体内的寒气逼出来了，我出了一身大汗，感觉感冒好了很多。当时年少，少年情愫藏在那一碗米粉中，若隐若现。

多年以后，家乡的米粉风靡全国。古人形容柳词说：“凡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现在可以说：“凡有湖南人处，皆能吃米粉。”有人形容津市牛肉粉是“米粉中的杨过。”于我，这比喻再贴切不过：澧县小渡口初相遇，一见米粉终身误。昔日的奢侈品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早已不限于当年的品种，肉丝、牛肉、牛腩、三鲜……各种浇头五花八门，智慧的家乡父老还开发出了炖粉等新品种。只是，身在异乡，那一碗米粉却早已化作乡愁，汤是浓郁的情怀，粉是缠绕的思念。

责编：达庆玙

来源：大湘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