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是以张栻为首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也是朱熹学派的传播之所，多受朱熹之学的影响。乾道朱张会讲后，朱熹一直与湖湘学派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并且影响着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张栻逝世后，湖湘弟子更是纷纷请教于朱熹。特别是绍熙五年朱熹利用在湖南任职的机会，着手整顿、振兴岳麓书院，推动了岳麓书院在南宋的繁荣发展。

朱熹振兴岳麓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赴任途中，老稚扶携来观，夹道填拥，几不可行，可见他当时名望之高。他上任的职责主要是为了镇压少数民族的起义，朱熹采取了镇压和安抚两策，平息了风暴。《宋史·本传》载：“会洞獠扰属郡，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岳麓书院右侧原来还有所谓“谕苗台”，即为此而建。他还请求拨飞虎军隶属湖南安抚司，以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

朱熹抚潭州时，“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 ，其中也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绩。特别是请行“经界”之事，得到后世学者王船山的肯定评价：“朱子知潭州，请行经界法，有诏从之。其为法也，均平详审，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准。”朱子安抚潭州，影响最大的事还在于兴学岳麓。他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写道：“学兼岳麓，壤带洞庭，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又由于他对事功学派陈傅良不满，认为岳麓“讲论废息，士气不振”，因此从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决心整顿以振兴岳麓之教。

（乾隆所赐御书“道南正脉”匾）

首先，他聘请了黎贵臣、郑贡生分别担任书院的讲书职事和学录。黎贵臣，字昭之，醴陵县人，曾从学于朱熹。郑贡生，字仲礼，湘潭县人，原来是张栻学生，张栻死后即从学朱熹。朱熹把自己的两个弟子同置于岳麓书院，以保证书院办学能贯彻他的理学思想。

其次，增加了额外学生十名。他认为岳麓书院“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是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 因而特意别置额外生名额，规定他们可以不由课试而进，其廪给与郡庠官学生员相等。

第三，颁《白鹿洞书院教条》于岳麓书院，以贯彻他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思想，端正士习，岳麓书院从此有了一个正式学规，这对书院的教学、学风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四，更建书院。朱熹来潭州前，已有修建岳麓书院的计划和安排，其《答蔡季通》一书曾说：“但岳麓事，前书奉报，乃廷老所定。后两日，忠彦到，却说今在风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负亭脚，面对笔架山，面前便有，右边横按掩抱，左边亦拱揖。势似差胜，但地盘直浅而横阔，恐须作排厅堂，乃可容耳。已属廷老，更画图来，纳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来，当别遣人。” 此书作于朱熹抚潭的前一年，可见其对岳麓建设的关切之情。

第五，托人新修湘西书院。湘西书院与岳麓书院同毁于绍兴兵火。经南宋刘辅之重建，历年既久，又已破旧不堪。朱熹托枢使王谦仲转恳漕台新修，他在给王谦仲的札子中说：“湘西精舍，漕台想已禀闻，得一言俾遂其役，千万之望。”他认为此事“皆关名教，计所乐闻”，因此湘西书院不久得以更新。

此外，朱熹还为岳麓置学田五十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安排书院的斋舍、几案、床榻之类的具体事项，也无不一一关注。

此次朱熹在长沙任职时间很短，且官务繁忙，但仍过江讲学。其《年谱》载：“文公常穷日之力治郡事，夜则与诸生讲论问答，略无倦色，每训以切已务实之学，恳恻周至。” 《朱子语类》也记载了他的一段讲学活动：

先生至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明日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听其所之，学校本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岂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学问自是人合理会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会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将来安在身上，自是本来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己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圣贤紧要警策人处，如何不去理会。不理会学问，与蚩蚩横目之氓何异?

他到书院后，采用抽签方式让学生先讲对《大学》一书的理解，发现学生的错误后，便告诫说如果书院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朱熹严肃认真、恳恻周至地讲述《大学》“明明德”的道理，对学生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因而来学者日众，“座不能容”。

张栻的《岳麓书院记》虽有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及道德修养方法等内容，具有指导意义，但并非学规。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者，是颁《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所谓学规，是书院所定的规程章法，用以规范约束生徒。学规一般规定书院教育总的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准则以及日常作息生活规则等。由于各个书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同一书院在不同时期，主院者学术主旨各异，从而各书院乃至一书院不同时代，学规又有所不同。

（朱子白鹿洞教条）

前面讲到，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时，曾要学生讲《大学》，发现学生所讲“语意皆不分明”。为了整顿学风，鼓励进学，他指示“教授诸职事，共同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军时，兴复白鹿洞书院，曾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有名的学规。岳麓“参定发下”者，即《白鹿洞书院揭示》，只是后来改名为《朱子书院教条》。今录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共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朱熹在学规中明确规定了书院教育总的方针是实施“五教”，即把代表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学的主要目标，反映了书院教育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前提。但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想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在学规的跋语中，朱熹曾强调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他反复要求“讲明义理”，修养心性，恢复古昔圣贤教人为学之意，以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学规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其中包含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理学的传统学风。

朱熹所定学规，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这个理论最初出自《大学》，朱熹则首先以此作为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具体规定在书院的教学实践中。书院在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是与教条中规定的“为学之序”密切相关的，这中间所包含的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东西，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朱熹的书院教条因其体现了儒家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反映了书院在道德修养和教学方面的特色，很快被推广，成为南宋书院普遍采用的学规，且为元、明、清历代书院所沿袭。同时也影响到官学，为一些官学所采用。因此说朱熹的书院教条，和张栻的《岳麓书院记》一样，是岳麓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文献。

道传三湘

乾道朱张会讲后，朱熹一直与湖湘学派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他在张栻逝世后所作的《又祭张敬夫殿撰文》中说：“惟我之与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向，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反者几十余年，未有同归而一致。”反映了他们在长期的学术交往中认真探讨、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相互影响的情况。所以岳麓书院虽是以张栻为首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但多受朱熹之学的渗透和影响。特别是张栻死后，湖湘弟子又多从学于朱熹，如张栻的弟子张巽，曾长途跋涉往福建武夷山拜谒朱熹，朱“以所尝与南轩讲论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与南轩晚年画一工夫。”临别时，张巽又请教，朱熹说：“南轩记岳麓，某记石鼓，合而观之，知所用力多。”张巽从事于涵养体察，觉受益非浅。张栻弟子萧佐曾以进德之说请教朱熹后，说：“守先师之训十五年矣。今见先生，如见先师也。”可见朱熹与湖湘弟子间的密切关系和影响非同一般，以至曾从学陈傅良事功之学而引起朱子非汉的胡大时，后来也从学于朱熹了。

朱熹在岳麓培养了一批弟子，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朱子门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三《及门姓氏》)所列及门受业弟子，有四百四十二人，其中较著名的湖南籍门人有十个，现录于下：

潭州湘潭

醴陵

岳州巴陵

平江

衡州衡阳

常宁

钟震(春伯)，称主一先生。

郑仲礼

黎季忱

吴猎(德夫)，号畏斋。

李儒用(仲秉)

赵希汉(南季)

李杞(良仲)

廖谦(益仲)

林于蒙

袭盖卿(梦锡)

湖南门人大多出自岳麓，如湘潭的钟震，居住衡山，朱熹绍熙中讲学岳麓，他执贽门下，“往复问难，教答为多，震恐遗忘，悉笔之书，为甲寅所闻语录”。 后来他又自筑主一书院，在其中讲学，湘南之士，从之甚盛。真德秀帅潭时，延请他任郡教授，端平初诏授侍读加吏部侍郎。

朱子曾两次在岳麓讲学，门人当远不止此。如《平江书院新建君子祠记》所载：“自朱子以乾道三年监南岳庙，与南轩张子讲学长沙。洎绍熙五年来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湖湘正学大明。吾平李练溪、吴伯英、邹行之诸先生，皆亲及其门，《语录》中多其问答。” 此外平江还有李璠(字草堂)，“朱子在长沙，璠从之游，归而讲性命之学，一时学者推之”。醴陵黎贵臣，曾从朱子游，后在金龟山下创昭文书院;平江朱子门人吴雄，于县东风栖乡创阳坪书院。可见朱熹两次来岳麓讲学后，通过其受业弟子，对于发展湖南地方书院、普及教育、传播学术的影响之深远了。

责编：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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